【鏡相人間】撕不掉的殺人標籤　我們曾被誤認為凶案嫌犯

殺人犯是如何「現形」的？一件凶殺案發生了，民眾的期待是：警察抓到他，檢察官起訴他，法官審判他，媒體報導他。但如果這個他，其實是無辜的呢？

譬如八里雙屍命案的媽媽嘴咖啡店老闆呂炳宏，或南港小模殺人案的梁思惠。就連一度被捲入華山分屍案的莊奕凡，即便未曾以凶嫌身分被偵查，也自認殺人凶手的標籤，真的很難撕除。

呂炳宏曾是單車友善冠軍商店的老闆，事發後卻要自修法律學分，否則無法保護自己；梁思惠曾是小有名氣的網紅，如今演藝事業全面停擺，仍在待業；莊亦凡一度被推舉為「未來大人物」候選人，最後卻身負債務，得請家人代償。就像呂炳宏說的：「法律會還我公道，但是社會不一定。」

採訪進行到最後，媽媽嘴咖啡店的老闆呂炳宏，為我們朗讀了八里雙屍命案凶嫌謝依涵寫給他的信。他說：「我問她，真相到底是什麼？」

她回覆了，信中寫著：「真相沒有人們口中說的那麼重要…人不是非黑即白，加害者有被害者的成分，被害者有加害的成分，這是家屬們完全無法接受的。我理解這樣的心情，也不願意兩造如同兩條平行線…」

呂炳宏難掩沮喪，因為7年來他一直致力的，就是為受害者找到真相。

八里雙屍命案

• 時間：2013年2月16日
• 地點：新北市八里淡水河畔
• 被害者：陳進福、張翠萍
• 以涉犯殺人罪被羈押日期：2013年3月6日
• 排除涉案日期：2013年4月2日
• 案件後續：謝依涵以殺人罪判決無期徒刑定讞，現於桃園女子監獄服刑。
• 個案現況：媽媽嘴於偵查期間暫停營業56天。呂炳宏與被害家屬的「雇主連帶責任」官司持續中。

媒體妖魔化　未審先判

時間回到2013年3月6日，呂炳宏自前夜就在店裡算薪水，凌晨4點走出店外，記者已在等他，轉述受害者家屬指稱他的店員謝依涵可能犯案。呂炳宏這時還為她平反，都不知道，風向很快要改變。

早上10點多，檢察官找上門，故弄玄虛地對他說：「你害啊你，你老婆說你殺人。」中午到蘆洲分局，又被指涉有重嫌，問他要不要請律師？一頭霧水的呂炳宏為自己辯護，表示又沒做，請什麼律師！講清楚就好啦。7年過去，他對我們講起那一刻，還是忍不住稱讚自己：「太帥了！」又補充：「可是現在再問我要不要請律師？要！」說完笑出來，說自己是個卒仔。

因為狀況已然失控。他回憶從蘆洲分局移送地檢署時，刑事組到門口短短的3秒鐘，記者就遞麥到他面前，問：「呂先生你為什麼要殺陳先生？陳先生不是對你很好嗎？是為了錢嗎？」問題彷彿自帶解答，隨著新聞放送，呂炳宏成了謀財害命的殺人凶手。

從那一刻起，他彷彿進入一個異世界，要為自己沒做過的事不斷付出代價。金紙店老闆指證歷歷，說他確實到店裡買了要燒給死者的冥紙。電視新聞討論他的面相，妖魔化說他「下三白」。呂炳宏在咖啡店官方粉絲團發布休息後再出發的聲明，名嘴在談話節目裡號召民眾去留言，說：「罵死他！」

留言變流言　酸民開轟

才一天，就有近萬留言，之後陸續累計至1萬4千筆，他每天存檔，3百多頁，上面的留言堪稱奇觀，彷彿人人是判官，且看見黑影就開槍：「呂老闆被帶回現場模擬，看來另外2個人也逃不掉了，快點自首吧。」也有自以為是柯南者：「檢警要查一下，他們3人是否擔任過砲兵、工兵或步兵，挖坑不是太困難。」更多是直接下結論：「媽媽嘴咖啡，喝一口讓你上黃泉」「重新出發？誰敢去？萬一被你們殺掉」「人肉咖啡好喝嗎？」「真的有夠冷血，這樣都可以發文」…

這些資料他存了整整7年，我問他為何保留？他說一度想：檢警還我清白後，可以提告。

但我們問了參與司改會修訂〈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的律師張安婷，她說：「其實機會很小。你存檔時要找人公證，社群媒體也不見得會犧牲用戶信任，來為你佐證。」

呂炳宏也未真的提告，只無奈地說：「他們接受了媒體的資訊，媒體接受了檢警的資訊，檢警接受了謝依涵的資訊。到底哪一個環結出問題？我也不知道。」

許是嘗過苦頭，他盡力以最大寬容去體諒曾傷害他的人，7年來多次受訪，暢談人生無預警的急轉彎。曾是被選為「單車友善商店冠軍」的咖啡店老闆，只因為一份誤導辦案的自白，被誤認為殺人犯，最後還陷入受害者家屬的索賠官司，延燒至今。自己的官司自己打，他自修法律學分，搜集證物80多項，搞懂了「藥物動力學」，又開設「我請了一個女殺手」部落格，隨時更新進度，稱自己「已就戰鬥位置。」

偵查太公開　投身司改

只是白天強撐起力氣打的仗，晚上都變成噩夢的材料。他坦言：「三審定讞要我賠3百多萬元那幾天，我夢見被錢追，然後從高樓跳下來。」太太說的「以死明志」，他在夢中完成，讓人想起台灣也有過的「王迎先事件」：因在偵查過程被誤認為李師科持槍搶劫案主嫌，最後跳河身亡，事情發生在1980年，近40年過去，同樣的悲劇背景，恍若無改。

案發後，呂炳宏曾聯繫司改會，表示自己遇過「有罪推定原則」和「偵查很公開」等司法上的問題，對他們說：「你們想要（討論）這類的案子，我可以當神主牌，站在那邊給他們拍。」從凡人到妖魔，再到神主牌，到底哪一個環結出問題？最大的公約數，很可能就在「偵查不公開」的防線破口。

我們訪問不願具名的前資深社會線記者，他表示：平面媒體的社會線記者必須和警察保持良好關係，甚至整天泡在分局裡，能獲知消息很正常。電子媒體記者則常被要求做出「通案裡的獨家角度」報導，「只好從周邊下手，金紙店老闆、受害者家屬。」我問，那新聞倫理呢？他說：「如果要全遵循那一套，我勸你還是去教書，別來當記者。」

也問了前檢察官吳忻穎，她話說得直白：「檢警疏漏、媒體亂象，當然是大問題。但一件命案發生了，給警方最大破案壓力的人是誰？是民眾。命案可能才公布10個小時，大家已經在檢討警察辦案不力，警方只好不斷釋出進度。」

她無意為任何人開脫，卻點出〈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對於國家安全、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重大災難或其他社會矚目案件，有適度公開說明之必要」裡的「適度」2字，其實有不少解釋空間。而依據法務部公布的殺人罪名起訴與定罪率統計，約有6成5接受偵查的嫌犯，最終未被起訴，即便被起訴，最後也有近1成的人未被定罪。

也就是說，依殺人罪被偵查的人裡頭，有近7成的人，可能成為呂炳宏。

受害者提告　輸贏都傷

既知求償不易，人格傷痕也非金錢能夠彌補，司改會於是在去年6月上線的新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裡，加入了「應經去識別化處理，且對於犯罪行為不得作詳盡深刻之描述或加入個人評論」的補充，被呂炳宏稱是「最重要」的一條。

司改會也一直從事協助「被誤認為加害者的受害者」提出告訴、申請國賠，只是張安婷表示，目前仍無成案的例子。除了舉證困難，再者，「這些受害者，其實都擔心告贏了，民眾又有機會刷一波評論；告輸了，更慘，民眾恐怕更認為你還是凶手。」

比方說梁思惠。她在2017年被捲入南港小模姦殺案，和主謀程宇一起被逮捕，羈押禁見，偵查過程中，程宇稱她才是主謀，媒體給她冠上和謝依涵同樣的「蛇蠍女」稱號，名嘴在節目上如同「親臨現場」地訴說案發經過，曾貼在呂炳宏身上的標籤，如今貼在另一個無辜者身上。

我們透過臉書送出訊息，她至今未讀，最後是透過梁媽媽才轉達了採訪邀約，但被婉拒，僅取得梁媽媽的同意通話。回憶當時景況，心疼女兒的她難忍憤慨，表示：「檢警一開始來家裡，我覺得有任何事要釐清，我都願意配合；女兒有什麼不法，我都不會包庇…只是這件事根本才剛剛開始，還沒有查清楚，你就對所有媒體講這件事，對家屬、對當事人是非常大的傷害。什麼叫偵查不公開？真是個屁！我氣的就是這一點。」

氣警檢，也氣酸民，「灌爆她的FB，什麼髒話都罵，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梁思惠於2017年3月6日即因證實了監視器拍到的畫面非她本人，「涉案機率低」而被釋放，3個月後復出直播，但仍遭到網友和被害者家屬控訴。

南港小模命案

• 時間：2017年3月1日
•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
• 被害者：陳姓女子
• 以涉犯殺人罪被羈押日期：2017年3月3日
• 排除涉案日期：2017年3月6日
• 案件後續：程宇以強制性交與殺人等罪，一審判決無期徒刑並褫奪公權終身，檢方上訴中。
• 個案現況：偵查期間被羈押4日獲賠償2萬元。網紅事業嚴重受挫，現仍待業中。

形象染汙點　平反無用

但最氣的還是媒體。隔年7月，梁思惠在私人臉書發文感嘆：「那些不懂我的我也不需要澄清，無需回答到處否定的聲音。」登上媒體版面，2天後又發文：「我真的超級討厭這些記者，也不想想自己之前的行為有多過分，事後還敢厚臉皮的來訪噓寒問暖？之前寫假新聞的時候怎麼都沒想過要問我？」梁媽媽也說：「這些媒體有誰跟我道過歉嗎？沒有！傷害就是傷害，沒有人跟我道過歉。」

她表示，媒體處理此事的態度，就像是大街上罵人，小巷裡道歉，大篇幅說梁思惠殺人，小篇幅為她喊冤，「沒有用，人家都覺得她就是罪犯。她的形象就是被所有媒體誣衊了，平反也沒有用，最多就是有看到的人知道她被冤枉，那沒看到的人對她的第一印象還是很壞啊。至今還有人認為她是凶手。」

如果說呂炳宏把矛頭指向檢調制度，那麼梁媽媽最希望能從她們的傷口得到反省機會的，就是媒體。曾擔任司法記者，有近20年調查報導經驗，也在學院教書的紀錄片導演蔡崇隆表示，新聞倫理不該是道貌岸然的打高空，知曉不負責任的報導會造成當事人怎樣的災難，是很重要的，「法律只是最低的倫理，記者工作是有社會責任的。」

他分享自己拍攝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的經驗，譬如絕不採訪帶有強烈主觀的被害人，他們雖不受規範限制，但媒體可以選擇不報導，至少不要淪為揣測嫌犯的工具，更不該讓自白成為唯一證據。

他且鼓勵這類「受害者」要有信心和媒體、國家打官司，用像是「社會運動」的方式去衝撞、改變，最忌被各個擊破。

但梁媽媽拒絕了律師的建議，「覺得算了，過了就好了。我覺得對我女兒也是一種傷害…她現在整個人都很沒自信，比較難相信別人。」明明是顛覆整個人生的事件，在家裡也變成一個敏感詞。大家都怕案件再被提起，也擔心社會觀感，我如此為梁媽媽的選擇做辯護，蔡崇隆說：「不該揣摩社會大眾的心態啊。但我知道受害人要有信心，真的很難。」

華山分屍命案

• 時間：2018年6月1日
• 地點：台北市華山大草原
• 被害者：高姓女子
• 以關係人到案說明日期：2018年6月下旬
• 排除涉案日期：2018年6月下旬
• 案件後續： 陳伯謙以強制性交與殺人等罪，一審判決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二審改判無期徒刑。全案仍可上訴。
• 個案現況：華山大草原活動強制拆除，需擔負43萬元費用。期間進入台鐵華山引道開設電音派對，後依「侵入建築物」判處罰金1萬元，易服勞務、緩刑2年。現仍因該案負債中。

前風雲青年　遭逢驟變

而且這樣的喊話約莫也僅限於「貨真價實的受害者」，不適用於被捲入華山草原分屍案的莊奕凡。

他不曾以殺人嫌犯身分被偵查，但身為「草原自治區」活動發起人，事發後仍被帶到警局問話，「只去1小時就走了。警察局很有趣，那裡有一個會客室，有電視，我就在電視上一直看到自己，想，為什麼不選一張好一點的照片？」

覺得媒體充滿惡意嗎？故意選一張你吐舌作怪的照片，文不對題地指稱主辦活動的「野青眾」是嬉皮？他只是淡淡地說：「還滿合理的啊，媒體在報任何東西，一定是立場先產生，才會去做報導。你看他們選的照片，知道立場早就有了。」

但立場總是瞬間就能翻轉。19歲從輔大心理系休學的他，曾經以「一杯咖啡換故事」的環島經驗登上媒體，22歲時還被選為關鍵評論網「未來大人物」候選人，也上TEDx演講，怎料25歲就被打為作亂分子。他在TEDx演講時，說了一句：「重要的是，我現在的樣子，從何而來？」當時肯定沒想到，他現在的樣子，會從一件殺人案而來。

家人也因此受到壓力，「像我阿嬤在電視上看到我，整個不敢相信，趕快把電視關掉，怕我阿公看到，因為我阿公是老警察，以前做警察做30幾年…那陣子不敢看電視。」我想起呂炳宏的「社會不一定會還我們公道」說法，覺得十分悚然。

人生分水嶺　被迫成熟

但莊奕凡仍自認有部分責任，畢竟事情發生在他辦的活動上，「其實我們有試著想在草原上辦一個紀念音樂會，也表達我們想要去參加她（被害者）的告別式，但當然沒辦法…我們也是被家屬認為，因為我們才會造成這個慘劇。對社會來說，我們就是一群做了這樣的事情的人，所以我們踩不到立基點，去補償些什麼，雖然我們什麼都補償不了，我們都非常清楚。」

謹慎而節制，和我事發後不久即和他談過一回時留下的印象徹底不同。當時他受訪，還有急欲為野青眾平反的不甘心；1年多過去，現在的他卻說：「草原分屍案前後，其實是人生很大的分野。草原前我真的很自我中心地在追求一些事，想質問整個社會、整個時代，心情上自我是很大的。那草原後，就會去談和諧—與整個社會的和諧，與自然的和諧。會知道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角色。」我聽了有點想笑，也有點悲哀，只不確定，這是否也算是為自己沒做的事付出的一種代價：被迫變得成熟。

使他成熟的，又是什麼？是當野青眾發聲明表示再有不實指控就提告時，那些在PTT留言「所以也要把我分屍嗎？」的人？當人們急著要真相，卻又掉入消息過早洩漏、新聞過分報導、民眾過慢醒悟的輪迴中，這些受害者，又能向誰求「我為何這樣被害」的真相？

倫理與責任　平衡難尋

即使修改了〈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也會面臨質疑。有近20年資歷的社會線記者林慶祥說：「檢警辦案是需要被監督的，這是媒體的責任。偵查不公開，是否也可能造成案子亂辦甚至刑求？」

所以就無解了嗎？林慶祥指出，歐盟有一種人權概念，稱為「被遺忘權」，能在事件過後，申請要求移除所有相關的新聞和搜尋結果。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宏恩表示，2019年，光Google就收到84萬餘筆申請，其中45％獲准；台灣在2014年也有案例，最高法院裁定，台灣人民確實有申請「被遺忘權」的權利，「只要無法證明文件有公共利益，且申請人非公眾人物，就該予以同意。」但他也說，這仍是後見之明，只是彌補之計，「申請人還要自己打官司，付出額外的時間和金錢成本。」

而在實際案例裡，2016年也有名義大利女子在為自己爭權的過程中，因不堪龐大訴訟費用及眾人持續嘲笑而自殺身亡。這樣的遺憾，又能向誰要平反？

無法用謝依涵的「真相不重要」說法回答他們，但或許能用她寫給呂炳宏的信聊表安慰。她寫：「如果有一天，可以對你們說話，我該說些什麼？結果，對不起這3個字，反成了最沒有意義的字，沒有辦法弭平任何事，甚至沒辦法表達我的虧欠和心痛。我不敢寫信，不敢再面對你們，說我膽小也好，逃避也是，那麼大的傷痛，我覺得很恨自己。良好的名譽建立起來是多麼的不容易，要摧毀卻是如此的快速。」

最後兩句話，或許也是呂炳宏、梁思惠和莊奕凡在經歷一切後，共同的最深感觸。差別只在，呂炳宏獲得了道歉，而另外2位的道歉，還不知該如何聲討。

【撕不掉的殺人標籤番外篇】嫌犯當偵探為自己證清白　也為受害者找真相
【撕不掉的殺人標籤番外篇】殺人犯有既定形象嗎？　他說：人會把猜想，灌注在恐懼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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