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騰鷂：敗壞法治國憲令的大法官
林騰鷂／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
憲政的崩壞，往往不是來自坦克進城或赤裸裸的政變，而是始於少數人「自以為崇高」的錯誤詮釋。當掌握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機關，自認可以為了某種抽象價值而凌駕法律時，真正的憲政災難，就已悄然展開！
近日憲法法庭作成一一四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部分大法官竟主張：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並未明文規定大法官行使職權的具體程序，因此得基於所謂「程序自主權」，在必要時不受《憲法訴訟法》拘束。此一論述，表面高舉憲法，實質卻是對憲法最致命的背叛，因為它徹底無視憲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的存在。
憲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明定：「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此一條文是我國法治國原則的樞紐條款。它清楚宣示：凡涉及憲法職權之具體行使，只要需要程序，就必須由立法院以法律加以規範。這不是選項，而是憲法命令；不是枝節，而是權力分立的底線！
依此明文，國會所制定的《憲法訴訟法》《司法院組織法》以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皆屬於憲法明示授權下所形成的「憲法直接子法」。其功能，正是將抽象的憲法權力，轉化為可預測、可監督、可責任歸屬的制度運作。這些法律的拘束對象，當然包括——而且首先包括——大法官本身！
然而，參與本號判決的部分大法官，卻刻意將憲法第一百七十五條「消音」，轉而虛構出一個憲法從未授權的「程序自主權」，甚至進一步將三名拒絕參與評議的大法官，類推為「依法迴避」，不計入現有大法官總額，並藉此拼湊出形式上的表決結果。這種作法，不僅欠缺任何明文法律依據，更已構成重大而明顯的程序違誤！
從司法實務觀之，問題其實再清楚不過。無論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若遇合議庭法官拒絕或抵制評議，不問其原因，標準作法皆是等待改組、補實人數或換庭後再行評議。從未、也不可能出現僅由兩名法官作成高院裁判，或僅由四名法官作成最高法院裁判的情形。原因無他，正因司法裁判的正當性，並非來自急於做出結論，而是來自「合法組成」與「依法評議」。
司法的本質，是被動、自制，且必須嚴格受程序法拘束的主權作用。若連憲法法庭都可以因為成員意見分歧，便自行重定「現有總額」，排除不同意見者而逕行裁判，那麼所謂合議制，便只剩下外殼，司法也不再是依法裁判的機關，而是自我授權的權力怪獸！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這樣的作法，已與憲法第八十條正面衝突。該條明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其中所稱之「法律」，當然不僅是實體法，更包括規範審判程序的訴訟法。若程序法僅在「我願意遵守時」才適用，那麼「依法獨立審判」就不再是憲法原則，而淪為權力者的自我宣示。
支持本號判決者，或以「憲法連續性」、或以「避免憲法法庭癱瘓」為由，為程序逾越辯護。然而，動機的自我正當化，永遠無法取代程序的合法性。一旦承認「為了守護憲法，可以不守法律」，那麼憲法將不再是限制權力的最高規範，而成為權力隨時可援引的政治語言。
司法之所以能成為法秩序的最後裁決者，並非因其「崇高」，而是因其同時具備合法性與正當性。合法性，來自是否依法律與法定程序行使權力；正當性，則來自人民是否願意在心理上承認並接受該裁判的權威。這種正當性，從來不是司法機關自我感覺良好即可取得。
今日真正的問題，早已不是單一判決對錯的爭論，而是憲政路線的重大岔口：我國究竟是「法律拘束權力」的法治國，還是由少數人自行決定是否受法律拘束的審判國？當最高憲法解釋機關自外於法律，整個憲政秩序，便已失去最後的煞車系統！
守護憲法，從來不是高喊抽象價值，而是謙卑地服從那些清楚寫在憲法條文中的限制。看不見憲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卻高談憲法至上的大法官，或許仍自認在捍衛憲法；但歷史終將清楚記錄：敗壞法治國憲令的，正是這種「自以為正確的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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