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瑟致專欄》中國人權律師來台尋求庇護 凸顯中共強化宗教監控的事實

中國人權律師王夏紅日前偕同家人抵達台灣尋求暫時安置與人道協助，王夏紅原為北京凱門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該事務所自2025年10月起代理遭中國當局大規模鎮壓的北京錫安教會相關案件，這起事件揭露了中國人權環境持續惡化，以及中共對宗教、律師與公民社會全面收緊控制的現實。

宗教自由是中共最害怕失控的社會力量

目前台灣基於人道考量，已讓王夏紅一家四口暫時人道停留，這起事件值得台灣社會高度重視，當一個政權連宗教信仰、律師執業乃至個人良心都必須服從政治權力時，中共政治權力凌駕法律制度，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根本毫無法治可言！

中共對宗教的打壓並非今日才發生，但近年在習近平主政下，宗教控制已進一步制度化、政治化與安全化。事實上，中共本質上是一個要求高度政治忠誠的威權政黨，任何具有組織能力、價值認同及群眾動員能力的社會力量，都可能被視為潛在的政治挑戰。

宗教之所以受到中共政權高度監控，並不只是因為奉行無神論的意識形態，而是因為宗教信仰可能提供一套不受黨國控制的價值體系；換言之，中共真正擔心的不是人民「信不信神」，而是人民是否可能擁有一個不必經由中共授權的精神世界。

因此，中國民眾即使擁有宗教信仰，也不能真正享有完整的宗教自由。宗教團體必須登記，宗教活動必須受到監管，宗教組織必須接受政治要求，甚至必須在組織內落實黨的領導。習近平上台後，宗教被納入國家安全與政治忠誠的框架，宗教的「中國化」必須鑲嵌在國家治理及政治思想控制體系之中，其核心並不是讓宗教融入中國社會，而是要求宗教最終服從中共所設定的政治方向。

錫安教會事件正是最典型的例子，遭到大規模政治打壓之後，中共不只針對教會本身，更進一步追查、壓迫替其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顯然，中共所要消滅的並不只是某一個宗教團體，而是任何可能形成自主組織、自主思想與自主法律救濟的空間。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共必須不斷透過行政、司法、公安乃至出入境制度，去防止人民形成自主信仰與自主組織，恰恰反映出這個政權自身強烈的政治不安全感。諷刺的是，一個真正具有統治正當性的政權，理應不需要害怕人民信仰宗教；相反的，中共是一個對自身合法性缺乏信心的政權，才會把人民的信仰自由視為政治威脅。

台灣必須彰顯人權庇護的民主價值

王夏紅一家選擇在台灣尋求協助，台灣社會該如何面對來自中國且因政治或人權迫害而尋求安全的人？首先，台灣必須清楚認識自己的民主價值，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是台灣民主憲政制度的核心價值；當一名中國人權律師因替宗教團體辯護而遭到政治迫害，最終選擇來到台灣尋求協助，這其實就是兩岸政治制度差異最直接的對照。

台灣的宗教自由，不只是台灣人民享有的一項權利，也是民主制度與中國威權體制之間的一面「照妖鏡」。台灣應從人權、安全與國家利益三個層面進行判斷，尤其中共正在不斷擴張「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可能只是異議人士、維權律師與政治活動人士受到打壓，如今宗教人士、企業人士、學者、媒體工作者乃至一般公民，都可能因為觸及中共認定的「安全紅線」而受到監控。

台灣需要建立更完整的人道救援與風險評估機制，並積極與美國、加拿大、日本及其他民主國家合作，建立第三國安置、資訊交換與人道庇護的協調制度，正因台灣處於兩岸政治與地緣戰略的特殊位置，更應該逐步建立符合民主國家標準的人權庇護制度。

此外，王夏紅事件也提醒台灣重新檢視兩岸宗教交流。過去部分人總認為，宗教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增進兩岸互信；但問題是，當中國的宗教組織本身都受到中共嚴密控制，宗教活動也必須接受政治監督時，所謂「宗教交流」究竟還剩下多少宗教自主性？宗教交流的前提應該是尊重信仰自由，而不是要求信仰服從政治，過去已有台灣宗教人士赴中國後遭遇失聯、受限制甚至「被消失」的案例，顯然，台灣宗教團體前往中國交流，不能只看到交流的表面效益，更必須評估背後的政治風險。

王夏紅一家來到台灣，表面上是一個家庭「潤出」中國，實際上卻是一場民主與威權之間的制度對照。中共愈是以國家安全之名壓縮人民的宗教、思想與人權空間，台灣就愈應該清楚證明民主社會的安全，是建立在保障人民自由之上。台灣不能對中國的人權迫害視而不見，當有人因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而來到台灣時，台灣如何對待他，也正是在回答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作者》吳瑟致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台灣智庫諮詢委員、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海基會無給職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