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萬華逆襲中　開不了的店、回不來的人以及駐守奮鬥者

如果把萬華形容成1個人，在疫情下，大概可以將其素描為「打過1劑疫苗後的確診者」。經歷過SARS風暴，今年5月中又成為新冠肺炎重災區，老城不死，但一度成為空城，街上整天響的是救護車鳴笛，繁華過的店家則聲色滅寂。可喜的是，有一群人仍力圖求生，除了堅持鎮守，也迅速展開逆襲，物資募集、轉運、發放，串聯老店推出禮盒在網路上販售。他們說：這是萬華人的逆襲。

5月22日，葉先生發現，他的母親講話開始會喘。前一日確診時，衛生局說會派救護車來載，但等到隔天，車仍沒來。他決定自己叫車，看著母親下樓梯，「感覺還好，她也能自己走路。」他跟母親說：「妳先上救護車，我等一下就把妳的東西帶過去。」

茶街重災區　一家店死8個

沒有想過，那便是二人說的最後一句話。葉先生的母親是龍山寺捷運站地下商場著名的命理老師，曾幫日本女星綾瀨遙卜過鳥卦的她，藝名芷羚，聲名遠播，甚至二度登上日本綜藝節目，然無常難以計算，68歲的她走得突然，甚至連感染源都不曉得。

她在三級警戒發布後的第9天過世，彼時雙北醫療資源形同崩潰，我們側訪萬華區議員吳沛憶，問她疫情爆發至9月初，不同階段接到的陳情或求援內容，想理出萬華這些日子的「災情演變」。她說：「5月中到6月，那二週真的很可怕…每天大概都接到10個以上確診者的電話…他們1922打不進去，（因為）工作人員已經超載了，萬華的確診量又可能是其他區十幾倍，完全爆量。」

吳沛憶因選民服務，接觸過進香回來而後確診的二名茶室侍應生，自主隔離2週，出關後到龍山寺周邊一看，「是空的，從來沒看過。」空的，但「都是救護車的聲音，到深夜都還是救護車的聲音。」每個鳴笛聲響，都是一個萬華故事。

這些故事，許多都發生在「茶街」，這臨近華西街的三水街一帶區域，是此波疫情的重災區，「台北市萬華飲酒店業協會」理事長黃永城就住在這裡。談到當時慘況，他用5月13日爆發群聚感染後的例子說明：「我們就把店都關起來，全部去普篩，篩出來就很恐怖啊。我在那邊排，我前面二十幾個人都中。」也有「一家店十幾個人，小姐、老闆娘、少爺，死八個啊。」

拜訪這天，他開門見山就說：「我先講，你要寫我們，一定要把我們跟『伊拉客』做分別。」他口中的伊拉客，泛指在街上主動出擊的性工作者，包括一樓一鳳（指自租一房作為性交易場所者），以及在部分私營不法的店家工作、為了生意只好走上街巷招攬客戶者。

其實，就在和黃永城碰面前，我在廣州街某餐館隨機找人攀談，遇見自稱「差不多1個月會來20天」的外地者A先生，就已和我介紹過一遍。他和好友B先生領我到艋舺公園噴水池旁坐下，興致高昂地向我介紹他眼中的萬華，一下子叫我看後方穿黃衣的小姐，忽然又手指另一方向說：「穿牛仔褲的，正在談生意啊…」A先生說，那就是伊拉客。

他連交易方式都十分清楚，「用（手指）比的，比1（代表1次1千元），或2（2千元），怕被錄音啊。」即使戴著口罩，他也彷彿說得口沫潢飛，迅速下結論：「我跟你講，龍山寺這邊，就是男生要的東西都有。你要賭博，要吃的，要玩的，你只要有錢，都有…」

我實際聽了才相信，確實有人會戴著如此濾鏡在看萬華，而在萬華住了10年的B先生從頭到尾沒有發出異議。採訪黃永城時，我轉述A先生說法，他聽了只說：「你說色情的，我是覺得不可能。客人都大嘴巴，我們茶街是沒有祕密的，妳如果跟客人睡，客人去講，人家以後來都指指點點，妳怎麼生存？」

擔破口罪名　商家生意蕭條

確實很難生存。5月中的這波疫情，茶街死傷慘重。黃永城說，染疫者至少破百，而那甚至不是最大災難。7月13日，台灣因疫情趨緩實施微解封，餐廳開放內用，然「八大行業」仍緊鎖不放行。防疫需要，無協商空間，但一延、再延，重災區遲遲等不到災後重建的希望。8月23日，停業逾百日，黃永城召開記者會說明，「都講了，我們都打一劑疫苗了，客人也要打一劑疫苗，要帶疫苗卡才可以來喝酒。我們全程戴口罩，也實名制，噴酒精、梅花座，我們桌子至少都隔一公尺，這都是我們的規定嘛。」

他語氣中帶著無奈，而這乍聽簡直像要自斷生路的條件，為的其實是闖出另一條生路。一百多間店，他估計可能有上千個家庭受影響。三水街內巷弄二側沒再亮起過的招牌燈箱，不僅是萬華落盡，有些甚至已開始拆除裝潢，破敗了。就在黃永城住所的對面一樓，拉下的餐廳鐵門上就貼著一張電費未繳通知、即將停電的紅單。

黃永城非萬華土生土長，46年前，他被學校退學，被父親逐出家門，身上帶著11元，從三重走一個多小時到萬華，在茶街送瓜子謀生。那年他15歲，哪怕沒來得及見證它起樓，至少也看著它宴客，沒想過，如今可能要眼見它樓塌。

如我們採訪不願具名的飲酒店老闆娘，想請她分享至今未能復業的日子，她二度以「說有什麼用？有誰會幫我們？」婉拒，最後才說：「我們的工作是靠和客人拚酒拚出來的，2、30年，一下就沒了。」疫後她去找清潔工作，人家一聽她是萬華人就說：「回去等通知。」總結這4個月日子，給我一句：「在家等死。有人死掉，政府就會重視。」

我也問在此地生活大半輩子的黃永城，有遇見過什麼重大事件，能與此次相比？他沉默。比方說SARS？他說：「SARS沒有像這樣子，那時阿公店也有開啊。」話鋒一轉：「他們說萬華是破口…他們就這樣扯嘛，沒辦法啊，我們也沒有能力跟中央去吵，我們只能默默接受而已。」

像他一樣默默接受著「破口罪名」與隨之而來的「冷清」之商家，還有很多。8月18日，週三的下午3點多，我們隨龍山寺地下街自治會會長洪文和來到地下二樓的商場，賣公仔的店，賣地圖的店，賣動漫周邊的店，本應生意正熱的暑假期間，卻一個人都沒有。洪文和說，開店是必須，店少到某程度，就會兵敗如山倒，所以他一一懇請他們店照開，店員照來。

往上一層，命理區也乏人問命。我們採訪葉先生，從5月13日說起。他記得很清楚，因為那天跳電，同日也宣布15日起停業，「我就問我媽，店這邊是不是要先整理？因為要升三級，也不確定什麼時候會解封。所以大家就來收拾東西。」

歷百年繁華　老城龍蛇雜處

5月17日，葉媽媽開始出現疲憊等症狀，19日發燒，21日確診。葉先生想過，母親偶爾會「上樓」到地面，送便當給街友，可能因此感染，但無法確認。22日，母親入院，晚上7點醫生說她生命跡象穩定，9點，同一個醫生又打給葉先生，發病危通知，「因為X光片出來，她肺全白了。」兩天後母親心跳停止，隔離中的葉先生也只能待在家裡，打電話請舅舅協助母親後事。

地下街自主延長停業，直到8月1日才重啟，他想過不如把攤子收掉，或者讓母親的徒弟接手，最後仍選擇繼承，「但我沒有學命理，只能承接業務，去更新、維持社群上的互動，接媽媽的電話。因為舊客戶都會打我媽的手機，如果他們不介意，就請其他老師幫忙服務。」

「但你也看到，人真的不多嘛。」為了因應巨變，他甚至發展視訊算命，但接受度不高。採訪到最後，我問：媽媽幫你們算命嗎？他說媽媽不會講細節，只說：「都很好。」倒是四月底，母親有天忽然對他講，自己年紀大了，向他交待自己保險單放在哪。「我說妳講這個幹嘛？她說世事很難預料啊，萬一怎麼樣呢？至少你知道我的東西在哪裡。」

有點玄，有點沉重。我又說，那可以請師父幫「萬華」也算個命嗎？有點像國運籤的概念。他想了想，說好像沒辦法，萬華沒有出生時辰，怎麼算紫微斗數？

但萬華確實有來歷。我們到華西街尾拜訪老店「阿猜嬤甜湯」老闆柯得隆，我轉述洪文和對我說的、很多人如今想到萬華，最直接的「三流」聯想，即「流氓、流鶯、流浪漢」。我問身兼當地文史工作者的柯得隆，這些族群從何而來？如何在萬華落地生根？他花了2個半小時為我們簡述萬華的百年史，從1853年一場搶奪萬華港口優勢的「頂下郊拚」講起，到1945年二戰終止，日本人留下鐵路建設，港口逐漸失去功能；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將日本人規劃的「藝旦間」改為「公娼館」。

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眷村改建，柯得隆說：「台灣也從農業社會進入到工商社會，鄉下的農村青年北上，就落腳在萬華、新莊、板橋、三重，來這裡找機會。阿公店也是差不多那個時候帶進來的。」

新一代自救　集物資助街友

解嚴之後，「社會力爆發，那時候經濟最好。」他點名般細數往日榮景，「西昌街夜市賣穿的，跑遠一點有中華商場。吃的在華西街夜市，要嫖，有公娼，那時候已經變成國民黨的妓女戶。那南部人上來，也會把他們的生活方式帶上來。還有海邊的一些城鎮，台西那邊也有小朋友上來當流氓。」

故事一路講到2003年的SARS，他還畫了張地圖，和此次的疫情熱區做對比，彼時大家把焦點放在街友，這次放在茶街，但他總結萬華，「就是一個比較走不出路來的人，討生活的地方。」

疫情爆發後，走不出路來的人更加走投無路，「台北市政府叫那些茶室的侍應生去學茶道，這麼不食人間煙火的話都講得出來，你憑什麼要求人家做這些？人家也要生活啊。萬華就是這樣的生態。」

柯得隆說，萬華這次就像揹了一個黑鍋，「你把北農放在這，把環南放在這，你出事，就說那個人有去過萬華茶室。我們那時候大家配合得很好啊，不管是商家，叫你禁足就禁足，叫你不要跨境就不要跨境，結果你那邊（北農）開始燒，又把火苗丟過來。」

野火燎原，萬華遍地焦土。微解封後，柯得隆每天從北投住家來到華西街，看一看人潮，繼續停業。華西街有3間必比登推薦餐館，我們拜訪這天是週六，3間只開了一間，柯得隆說：「我們用今天的例子就知道，必比登也打不贏疫情，打不破大家對萬華（是疫區）的印象。」

但能怎麼辦？自己的家鄉自己救。萬華60年老攤「涼粉伯」的老闆辜凱鈴和柯得隆一樣，都是接手上一代「一個攤子養活一家人」生意的人。宣布三級警戒當天，她聽到行政院長蘇貞昌要開記者會，第一反應就是出門先買好2週物資，記者會結束後，超市果然已人滿為患。

而她繼續超前部署，首先想到的，是水，「因為各場館都關閉了，街友連喝水的地方都沒有。」當晚她就向批發商叫了五十箱水，同時和作家林立青、盧拉拉，以及Podcast節目「茶魚飯厚」的主持人秋刀魚，4人分別透過各自人脈和管道，發文募資。

物資很快湧入，她四年前承租下來的小小店面成為物資轉運站，貨運司機排隊卸貨，堆進她不超過10坪的空間。她聯絡在地社福團體「芒草心」和「人生百味」，開始將物資發出去。

守護無家者　避免四散染疫

芒草心的理事長張獻忠回憶，SARS那年，他正好進社會局工作，是唯一外展社工，結果他二度被隔離，一次因為和平醫院封院匡列，一次幫街友量體溫量到發燒的人，「最熟悉狀況的人被隔離，後面接手的人會很麻煩。所以這次我第一個動作就是提醒現在社會局裡的社工，寫訊息給組長，說你們一定要注意，出勤一定要分區，一次出勤不要同時去那麼多人，不然被感染的話可能一次都被隔離，那你的服務就沒辦法繼續下去。」

結果5月17日，萬華社福中心有社工確診，張獻忠說：「那時萬華很多確診者都不知道感染源，後來就直接二個禮拜全部隔離。」官方暫時退居二線的空缺，就由民間填補。

每週一、三、五，晚上10點，「大家都差不多在自己的位置上，準備要睡覺，或是睡了…」張獻忠就和工作人員帶著物資抵達艋舺公園，發放口罩、酒精和食物給他稱為「無家者」的街友。他很清楚，街友對萬華來說一直是個無解議題，「可能有人會不喜歡無家者在這個地方，但沒散掉是對的，因為後來在萬華和台北車站確實都有群聚感染，如果散掉就不知道去哪裡了。」

物資一發3個月，街友愈來愈多，張獻忠分析原因，「有些無家者可能本來是睡在朋友家，睡在網咖，或是工地…但因為三級警戒，就不可能再讓他們住，只好到街頭來。還有一個少數的，是從住的地方出來避難。萬華很多經濟弱勢者，可能就住在雅房，共用衛浴，一個房間住6到8個人，成為傳染病傳播的溫床。我也有遇到無家者不敢再住，因為他住的地方有人確診，有人過世，那他寧可到外面去，至少空氣比較流通。」

辜凱鈴也說：「我覺得底層確實最容易變成破口，因為你一飢餓就會移動。我們一般人還有個家，可以吃泡麵，但街友他連遮風避雨的地方可能都沒有。那今天如果連我都在吃泡麵，你覺得他們會有東西吃嗎？」

身為底層者　不滿遭汙名化

我們隨甫出獄滿一個月餘的阿翰（化名）來到艋舺公園，聽他講和街友的恩與愧。37歲的阿翰，除了二次服刑，可說一輩子沒離開過萬華。他和罹癌10年的父親，以及因輕度智能障礙、領有殘障手冊的4歲女兒同住在華昌國宅。關於這個家，他簡單用幾個句子帶過：「四歲媽媽就跑掉了，爸爸騎三輪車撿回收（養大我和三個姊姊）。」二十幾歲時，他在環南市場賣豬肉，去年因竊盜罪入獄3個月，獄友介紹他賺快錢，以1萬2千元向街友買存摺，身兼領取詐騙金的車手，今年2月再次因詐騙入獄。

身為底層者，阿翰對艱苦人受欺負，總忍不住出聲捍衛。比方說我提到「流鶯」，他第一反應是指正我的用詞：「人家也是要賺皮肉錢，不要給人家講流鶯這麼難聽。」細問後才知道，他的前女友曾在茶街工作3年，後因躁鬱症被逐出，「就在龍山寺那邊晃，也被強暴，懷孕四個月後才發現，我帶她去打掉的。」我問，所以你某程度上算拯救了她？阿翰只說：「也不是拯救，總要她願意啊。」我們詢問能否和她聊聊，阿翰說，已經跟別人跑了，語氣毫無怨懟，彷彿知道那不過是一種求生方式。

5月15日宣布三級警戒時，他人在獄中，看新聞，也和獄友討論，「聽到有些人說街友（是亂源），我就說你不要亂講，阮嘛嘸在惹代誌，就惦惦坐哩遐，黑白講阮艋舺按怎按怎，我就說你較高級啦，阮艋舺尚爛啦。」出獄那天，他回家之前先到艋舺公園探望街友，「想說靠夭怎麼都沒人了（只剩街友之意），大家都跑去哪裡了？有幾個（街友）啦，我當天就回去和他們喝酒喝到天亮。」

酒能為人澆愁，但當萬華成為「愁城」，它能如何為自己解憂，或者辯白？阿翰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是萬華出事，我覺得萬華好像蠻可憐的，每次都中標（指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還遇到有人說，他要攔計程車來萬華，人家不載。」

團結助弱勢　推網購挺店家

外面的人進不來，裡面的人卻不見得出不去。為了讓無家者留下，辜凱鈴自己反而有家歸不得，怕自己染疫傳染給家人，那段時間甚至不敢接媽媽電話，「我怕我媽會哭啊。其實我都不敢讓他們知道我在幹嘛。」直到2個月後，確定微解封，物資也找到南機場一處更大的空間收發，她才回家。

11年前，她因父親手傷接下生意，從上班族成為涼粉攤車老闆，自述變成許多人眼中的底層。在那之前，她說自己是看見應曉薇對街友潑水會覺得好棒棒的人。接下攤位，有人跟她說，工作歹找，加減做。「或是問你一天有沒有賣1千元？你就知道這個（工作）很被人家瞧不起，只比街友好一點點。」

7年的攤車工作，也讓她看見專屬街頭的某種殘酷。她提醒，底層不見得都是像阿翰那樣講義氣的人。印象最深刻一次，是遇見某資源回收者，「來跟我說，有一個人臉上有胎記，說那個人頭殼壞掉。你就看到很多弱弱相殘。或是你會看到某些街友覺得自己是好的街友，那其他人就是欲食毋討趁（想吃又不工作）。」

而當大疫侵襲萬華，辜凱鈴也沒有自怨自艾，反而用非常自豪的語氣說：「我覺得這是萬華人的逆襲。萬華人是很團結的。你看到很多店家都快倒了，還是去送警消醫護便當，送弱勢便當。也有一些店家給社工物資，因為社工很辛苦，他們也需要鼓勵。很多人都在動啊，就是你看到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動，而是大家都在動，那個感覺是蠻好的…」

同一時間，也有另一群人正集結萬華在地店家，推出禮盒供民眾網購挺萬華。採訪吳沛憶那天，她就和我們約在禮盒手工組裝的現場。她說警戒以來，萬華第一（階段）救災，第二（階段）（援助）社福，「因為接近貧窮線、邊緣的人會最快往下墜，最需要一個即時的支援。」

根據2020年12月底台北市民政局統計，萬華區65歲以上人口占總數21％，在12個行政區中僅次大安區；依社會局統計，萬華區低收入戶人口數最高；主計處統計的所得收入，則最低。而以北市府公布的各行政區確診數統計，5月9日到22日疫情最熱的2週，萬華共有628人確診，較其他11區加總更高，快篩陽性率一度達14％。

災後想振興　無力打口水戰

種種條件，都顯示萬華沒有資本打政治口水戰，那也許也是黃永城為何會說：「沒有能力去吵，只能默默接受。」是辜凱鈴慶幸看見的：「大家都在動。」

也是吳沛憶說的，第三階段紓困後，最後如「災後重建」的振興，也需要自己來。我採訪萬華文史導覽員施景耀，問他萬華是否真的已進入振興階段？他沒有直接回答，也是說萬華團結，大家對這個地方有認同感，「萬華遇到二次疫情，會有一種強烈的感受，會想又要被歧視了嗎？那我們是不是要趕快自立自強？」

他舉部桃群聚感染為例，那時很多人害怕經過桃園，「萬華人其實很有感（因為遭遇過類似處境）。路上人少這件事，我覺得也是大家自律性高。六月多開始做外帶外送，很多人都想我們在地人要挺在地的商家，不去買外地的食物。」施景耀也是在萬華長大的孩子，1998年，龍山寺前的「西三水市場」拆除，改建艋舺公園和捷運，在那之前，他全家就靠奶奶和媽媽在市場賣的醃小黃瓜活下來。

小時候養活全家的生意隨市場被拆而結束，同一地點，現在街友常駐，他也只說是標籤，撕不掉，重點是要讀上面的字。什麼字？他指出，萬華街友最早可能源自清代，「很多那時候來的羅漢腳，不一定娶得到老婆，最後就變成街友。」清朝時萬華有許多開船頭行（貿易行）的富商，會經營慈善單位，像愛愛院收容乞丐，仁濟醫院有一個育嬰堂，收養很多棄嬰，「很多都是紅燈區懷孕的，就送到這邊。」

現在還留在這裡的街友，則可能因龍山寺有供品，所以靠近。施景耀說：「西三水市場我覺得很好玩，它是很多弱勢者的避風港，除了街友，其實也有性工作者，而且我們看文獻，第一代的同志性工作者也是從這裡出來的。你換個角度想，會覺得它也是萬華很偉大的地方。它是一個包容力很強的城市，無論你是貧富貴賤，都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到一席之地。你說街友都在萬華？你也可以想，連街友都可以在萬華生存下去吔。」

而且萬華很重要，「雙北連接的11座橋有7座到萬華，你要封城（萬華），崩潰的不是我們啊，你封了就會知道萬華多重要。」施景耀在臉書放了張自製的地圖，說明萬華的疫情熱區只是其中一小塊，「其他地方其實沒事啊，但西門町也受波及啊，南萬華也是，南機場、青年公園、果菜市場。」

他語氣滿是對萬華的不捨，最終都化為迅捷的行動，「5月那時候剛爆發，大家說萬華是疫區，但我們思考的已經是如何利用SARS的經驗做地方串聯，所以地方組織動得很快。我們在一、二週之內就有物資站，也有人在送社福便當。因為獨居老人還是在嘛，你還是要去送便當嘛。」他和我約在早上8點採訪，也因為他9點就要去折禮盒。

擔心Delta　留資源先部署

其「企圖做點什麼」的行動，和其他人無異。譬如開記者會的黃永城、研究線上算命的葉先生、為街友和流鶯說話的阿翰和柯得隆、到公園發物資的張獻忠。

以及辜凱鈴，拜訪她那天，我一走進店裡，就發現其實還有一整櫃的物資留著，問為什麼？她說：「因為我覺得10月可能還會再有一波。Delta一定擋不住啊，接下來開學，又中秋節，你覺得10月不會出事嗎？」她且說得直接，「不要說我偉大，我只是在自救。我的家人、朋友、工作，都在這裡。萬華若一蹶不振，我也逃不過…」。

逃不過的也包括她的預言，不用等到10月，9月7日即爆發新北幼兒園群聚案確認為Delta病毒株，我傳訊給她，說：「如你所說，Delta進來了⋯」同時對她的未雨綢繆表達敬佩，她只說：「我們是不得不準備，萬華弱勢太多了…」

我於是想起8月25日那天，三級警戒的三個月後，我們採訪黃永城，臨近尾聲，電視新聞赫然出現「加零」字樣，是台灣睽違108天的再次零確診。

這對在家裡或在口罩後悶了許久的台灣人來說，當然是好消息，但黃永城得知後臉上沒有表情，只淡淡「喔」了一聲，像一個很短促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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