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孤獨而美好的

■祁立峰

在結束了如豔陽下奶油緩慢融化的文青時光之後，我才進入課室執教，即便我偶爾也書寫或投稿（還用不上「寫作」或「創作」那樣高上大的形容詞），但根據自己研究專長，我開的課是古典時期第一部文學選集《昭明文選》，和第一部文學理論專著《文心雕龍》。

如今坊間的各體類的選集浩繁，教人寫作的參考守則不勝枚舉，要夸夸談什麼《文心雕龍》足以作為寫作指南，宛如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般突梯。但除了講什麼原道徵聖，結繩衍至八卦以外，《文心雕龍》並沒有太明確提到人類開始寫作的由來與初衷。不過劉勰倒是提到自己青春時期的兩個繁華夢境──七歲時他夢到彩雲若錦，攀而採之；三十歲他夢到聖人孔子，隨著先師往南方走。於是他立志著述，成一家之言。

寫作或許必須以某種契機作為充要條件，而我想起的是國小三年級寒假過後的某個聊賴的午休時間，我被級任老師叫到教室外漆樹旁，那還是個身體輕盈，奔跑時光線流洩、宛如徹爾尼練習曲音階的年紀。「你這篇作文重抄一次，字寫整齊一點，要登在《安坑兒童》」，《安坑兒童》我是就讀國小所出版的校刊，總之大人們把那篇作文給印出來了，以某種前蘋果時代的文字處理器那類、當時未見的高科技。複印紙燙燙暖暖，鉛字微微浮凸，油墨味聞起來有一股郁馥的香氣。

我不是要奢言什麼神秘主義，但字與詞被輸入、組合之瞬間，確實也有一種能量。宮部美幸《英雄之書》描敘了一個世界觀──被作家所創造出來、隨即毀棄掉的故事與靈感，最後進入了世界另一面的輪之中，一群無名僧苦力般推動著裡世界運轉。那些詞彙、情節與怨毒，永久被困在那個無始劫的異托邦裡因循殘喘。

若把上述的故事轉換成《文心雕龍》的句子，可能就是「眉睫之前，舒展風雲之色；吟詠之間，吐吶珠玉之聲」，那是寫作最神秘、最難以言說的那一部份。我想自己一如其他創作者一般，就這麼寫了下來。將辭藻連綴成話語，再擴張成篇章，那些墨黑蟻字塗滿空無一物的檔案頁面。那些千百個檔案容量，運算起來甚至比不上女大學生IG裡幾張眨巴眨巴圓亮大眼的醚酚自拍照的畫素，但來日大難，那可能是我最重要也是最後的資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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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開設的是文學理論類課程，我仍然與立志寫作的同學討論，講動機，講規律，講時間分配。而這方面談得最肌理入微大概是村上春樹，屏除我們對作家嗑藥酗酒、夜夜笙歌的想像，村上的早睡早起，慢跑游泳，極自律探索內在的渾沌。寫作這件事幾乎被他變成一種晶圓廠生產裝配履帶，每個模組、每道機械手臂安裝的秒數與角度，都加以縝密計算，甚至足以控管良率和消耗資本。

寫作必須把自己最黯淡最私密的那根黃金琴弦、毫不保留地敢曝出來，文學史裡有太多為了寫作艱辛苦吟的作者──卡夫卡白天任職保險員，家人熟睡厚的夜闌時分他才伏案寫小說；駱以軍階梯蹲跳訓練小腿肌力的方式去抄寫馬奎斯、波赫士的小說，那宛如老僧以篆刻抄經文之與萬化冥合。

就像那些個動漫經常辯證的主題：因愛極而憎惡，過去憧憬的光景成了苦痛來源，而唯有在這樣的疼、創傷與自虐中，方能抵達涅槃，模樣疲憊，神情感傷。

而我想像中的寫作，或許更趨近於一個熱衷棒球的少年，他每日放學後，興奮地拎著一只邊緣摩擦破損、束繩幾經斷裂重編的棒球手套，到了操場草地，向著前方鐵網孤獨地擲球，往復跑動。那伸展臂膀時肌肉的緊繃感，球回彈時手套傳來的振動觸感，還有白球飛過天空際時宛如飛機雲般的拋物線。

那是一種沒來由地狂熱。即便有一天眼前的少年成了職棒選手，站上洋基隊那一類世界或宇宙級別的投手丘，因受天價的簽約金規範，他非得按照運動訓練員給的菜單，重訓，跑步，為了保護手臂而節制地投球，但他仍嚮往而熱衷地投出每一球。那將成為球員卡剪影裡最雋永的剎那畫面。

快樂出於大自然，一如寫作也出於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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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無妨是一種全民運動，這或許也是古典時期對文學的認知──「暇豫之末造」，寫作是暇豫之末的消遣，是餘事，在通經致用以外的情感寄託。然而寫作仍是孤獨而艱難的，在那漆黑斗室，調度著悄悄又翼翼的神思與靈光。但無論如何，我想每一代文藝青年終究會繼續吟詠他們那些詩句，畫下散文集裡螢光的晶亮記號，羅織小說裡最繁複怪誕又難以忘懷的隱喻。在最後一張紙本書的頁碼磨光為止。

因此我和同學說，要繼續寫下去，暫且擱置那些清冷的銷量、文學獎或稿件審查機制，千萬別忘了那個不為了什麼、仍起勁在碧綠草地上執拗丟著球的少年身影。那畫面成為視覺暫留的殘影，一如寫作本身。何其孤獨又何其美好。

（人間副刊 2016/4/12）

論追尋

我倆孤守教職，坐對韋編，像形容漢代經師的那句悲摧成語——「窮經皓首」，即便在社會價值評判裡可能稱不上過得不好。年少的夢，迢遠的理想，村上春樹說的「海潮的香味，遠方的汽笛聲，女孩子的潤絲精香氣」，終究還是像描圖紙那般漸行漸遠地錯開。

我記得我初任教職，那時初升等副教授的你，不知是預言或讖緯般告訴我，你對研究的熱情已經泰半消磨光了。確實，就好像我這幾年也慢慢體貼出那種學術界少我一個不少的同情。說到底學術是職業，生活是日常，早些年我也曾鴻鵠大志、想像要推演什麼驚天論述，要開創什麼震撼學術史的考證，最後發現自己做的不過就是些「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的破碎章句、雕蟲小道，故紙堆裡燃燒微渺的星星篝火，憑此偎依取暖。

當然，我們的圈子裡還是有一些充滿學術熱情的師長，提出光焰燦燦的著作、理論和架構，真的像科研計畫裡的國家經濟大貢獻。但我如同你有類似的感覺，自己宛若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說的，慾望終究成為記憶，接著就此衰老廢頓，或更悲慘無救贖的能撈就撈、能混就混，就此過了這樣無須再更多選擇的一生？我想起田曉菲談陶淵明〈歸田園居〉的異文：「桑麻日已長，我志日已廣」，這個翻成志向與志願的「志」字，在宋代校勘時被更改成「土」，因為宋人認為陶淵明只能也只該是個田園詩人，不應當有多餘的志向，也不適合有其他的追尋。

但我總覺得這樣茫然末法的小時代，可能仍來自我們七八年級這一代集體的無意識。國能師，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這兩年台灣出版的關鍵字是「厭世」，這種一般來說誕生於高壓集權，如竹林七賢那般服食求神仙的心態，何以發生在我們這言論自由勃發的時代。或許低薪少假、或許成就低微，但每一代青年都必然面對這種虛無主義的幽靈，這種一切的青春貢獻被放在罐頭工廠的輸送履帶上，就這樣推著趕著被擠成完成品的終點。

所以如果問我理想人生的追尋啊，我現在依舊茫然。好好的生活，接受平凡和日常，即便這靜好與安穩或許危如累卵。就像你說的，這些鍋碗瓢盆柴米油鹽，構成了真實世界。什麼文學什麼書寫，什麼理論什麼建構，那可能都是後設的事、或後現代的事。而這種在一切平凡微型裡觸及到絲毫無限永恆的意象，誰能說這不算是文學呢？

（2018/1/15 聯合報副刊〈文學相對論〉（與徐國能對談））

祁立峰簡介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專任教授。曾獲臺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著有《讀古文撞到鄉民》、《國文超驚典》、《亂世生存遊戲》、《打Game闖關玩古文》等著作，並獲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讀物「精選之星」推薦，目前文章連載於國語日報之「青春講堂」、「古文不思議」等專欄。最新著作為《五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