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五十年——從田中角榮到安倍晉三的中日關係(二)
【編者按】今年是中日建交50週年，旅日中國學者李居廣從政治、文化、歷史、與經貿等方面，回顧了兩國關係半世紀以來的跌宕起伏，深刻透視，並穿插多則典故，更顯生動，如臨歷史現場。 【導言】2022年9月29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的50周年，在外交關係建立已達半個世紀的這一天，儘管雙方都彼此舉辦了慶祝招待會，然而在雙方關係日漸緊張的今天，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這個慶祝招待會顯得格外尷尬。
50年前的這一天，作爲戰後的第一個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踏上了中國，並迅速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的同時與台灣斷交。而50年後的今天，中日關係很有可能因臺海緊張局勢的升高而面臨著破局的危險。因此這50年來的中日關係很值得回味。此前，我為台灣中央廣播電台所撰寫的《淺論中共建政後通過七十年外交戰略達到的國家戰略目的》長文中部分涉及到這個內容，接下來，我還是按照原來的文章框架，就50年來的中日關係再談談我自己的觀點。
1980年代的中日關係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日本，這是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到日本訪問。同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標誌著一直閉鎖的中國國門由此打開。
國門打開之後，首當其衝影響中國的就是日本。那時候，在中國各地電影院上演的日本電影深受中國民衆歡迎。接踵而來的是日本的卡通片和電視連續劇充斥了中國電視節目。隨後如洪水般湧入中國市場的各種日本家電用品讓中國大衆目不暇給，那時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日本彩色電視機和雙卡收錄機。能擁有一臺18英寸日本彩色電視機的家庭非常風光；那時候經常看到青年男子們帶著太陽鏡（俗稱：蛤蟆鏡），穿著喇叭褲、手拎著播放鄧麗君歌曲的日本雙卡收錄機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學習日語成了最熱門的時尚；我本人正好在那時考入了大學的日語專業，也算是趕上了「黃金時代」。
1980年代的中國人還不像後來那麽有錢，出國旅遊對普通中國人來説如同火箭登月。相比之下，來中國的日本旅遊團卻絡繹不絕，那時候凡是旅遊景點、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日本遊客的身影。
當時的中國人把出國視爲最大榮耀，許多中國企業或者行政部門的領導人經常以所謂考察的名義走訪國外，考察是虛，觀光遊覽和免稅購買日本家用電器才是實。那時候，根據出國時間的長短，普通中國人最多可以免稅携帶進口八種電器商品，俗稱：「八大件」。那個時代的中共官員還不敢太貪婪，能夠出國開洋葷，拿到免稅「八大件」就很知足了，而外國商人賄賂中國官員的成本也低，一臺彩色電視機或一臺照相機就可以搞定。1980年發生了一起令中日兩國輿論譁然的「鑒真號遊輪事件」。事情起因是這樣的，「鑒真號」遊輪是一艘上海至神戶、大阪的固定航綫的旅遊觀光船。1980年日本有關方面爲了促進兩國友好，以這艘遊輪招待一批中國人去日本觀光，費用由日方承擔。作爲邀請方的日本，當然希望所邀請的客人們都能來自中國社會各方面，可沒想到中方塞進的訪客名單居然清一色的是中南海高官子女。事情被曝光之後，在中國和日本都激起了很大反響，以至於中共高層不得不以「下不爲例」為訓誡，將此醜聞大事化小。現在看來，這件事算不得什麽，但它卻向世人揭示了首先享受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近水樓臺先得月者都是一些什麽人，它也將中國隨著今後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巨大貧富差別這一幅未來的中國社會結構勾畫了出來。
當時，中日兩國政界都在不惜餘力推動這個友好勢頭。1972年與田中角榮隨行的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後來在1978年成爲日本首相，1979年12月他訪問中國時，表示將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大力支持。從1980年開始，日本開始對中國實施第一筆ODA貸款援助。1980年他去世之後，日本文部省（教育部）以他的名字設立了旨在培訓中國青年日語教師的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前後共五期，因而被中國業界認識稱為「大平班」。
這股「中日友好熱」以1984年胡耀邦邀請的日本3000人青年訪華團為標誌達到了頂點。當時中國政府之所以這樣不惜大撒幣搞慷慨外交，是認爲戰後出生的日本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都深受美國的影響。與他們的父輩相比，日本年輕人身上的中國文化影響已經變得淡化，因此有必要在日本年輕一代人身上培養親中情感。爲此當年雙方還相互成立了「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雖然這個組織還在運作，但是很明顯，在如今雙方關係日趨嚴峻的今天，它已經成爲了有名無實的空殼。
中日雙方政界各有各的考量，但都以經濟爲著眼點。作爲日本，著眼於中國的大市場以及資源的供應，作爲中國，目睹了戰後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迫切希望在技術、資金方面獲得日本的協助，以幫助實現其所謂「四個現代化」目標。
1980年代是日本的泡沫經濟時代，日本對西方主要國家的貿易都是盈餘出超，對中國也是如此，那個年代的中日貿易方式主要體現在一般進出口貿易，中國爲了推進經濟現代化建設，從日本進口的成套機器設備比改革開放前成倍地增加，現在中國最大規模的鋼鐵企業——上海寶山鋼鐵廠就是在那個年代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按照日本鋼鐵廠模式建立起來的中國的現代化鋼鐵企業；那時候北京滿大街跑的計程車是清一色日本產的豐田或日產汽車。據説。一個日本小學生旅遊團到北京旅遊乘坐大巴，隨團的日本老師讓學生們數著窗外駛過的日本車數量，結果是平均每十輛駛過的汽車中，日本進口汽車就幾乎占了八輛。
但那個時代中國更希望日本民間企業以合資設廠的方式向中國進行投資。然而當時中國的投資環境與1990年代特別是2000年以後的中國投資環境相差甚遠。除了實力雄厚的大企業之外，沒有哪個日本中小企業敢以成立合資企業的形式進入中國市場。那時候不但中國法律法規滯後，基礎設施也有待加强。最明顯的是電話通訊。那時候長途電話不能自動撥號，要通過人工中轉，接通國際電話還比較順暢，可是接通國内長途電話比登天還難，有時候爲了等一個預約好的長途電話，往往要等上幾個小時甚至一天時間。有這麽一個真實的笑話，據説某日本駐華企業，在上海和北京都設有辦事處。兩個辦事處之間經常需要電話聯繫，但是由於經常無法順利接通電話，兩地辦事處不得不將電話先打給日本總部，再讓日本總部打電話給另外一個中國辦事處傳達信息。考慮到未來的中國市場，一些財大氣粗的大企業也以合資方式投資中國（那時候中國還不允許外資獨資），但當時這樣的中日合資企業的營運大都步履艱難。
「六四」之後的中日關係
1989年4月竹下登首相因為捲入「利庫路特證券醜聞」被迫辭職，繼任人宇野宗佑擔任首相上任不久就發生了六四事件。事件後，西方世界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日本也暫時凍結了1988年竹下登首相訪華時向中國提供的第三筆ODA貸款。當時西方對中國制裁的三個措施是：停止與中國領導人的高層來往；禁止對中國出售武器；停止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貸款。
同年7月在法國舉行的G7高峰會議上，日本雖然與其他西方國家共同譴責了中共對學生的鎮壓。但是日本政界、經濟界和社會其他方面對20多年來已經建立起來的中日友好氛圍因此可能受到破壞而感到擔憂，日本認爲將中國完全孤立起來，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對六四的反應是首鼠兩端。
西方對中國制裁的發佈還不到一個月，美國總統老布希就向北京派出特使，自己打破了不得與中共高層來往的禁令。於是自稱與中國有著廣泛人脈關係，每年都訪問中國的伊東正義（1980年大平正芳猝死後擔任代理首相），三個月之後飛往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溝通。六四事件發生後，他經常説：「日中關係與中國和歐美關係不同，我們不能採取與歐美國家同樣的策略」。盡管如此，他感到此次的北京之行與過去「熱烈歡迎」的輕鬆友好氛圍截然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説，他是懷著沉重心情去的北京。在北京期間，他會見了鄧小平、新黨魁江澤民以及李鵬等中共高級領導人。鄧小平對伊東重複著《人民日報》的老調，即：中國不怕制裁，西方世界制裁中國最後會制裁到自己身上。李鵬對他說：美國一面發動制裁，一面卻向我們發出了友好信號，日本應該從中發揮積極作用。
中日建交之前的五、六十年代，日本就成爲中共撬開西方世界的破口，六四發生後中國被西方世界孤立的情況下，日本再次成了被中國利用的重點對象。六四事件使日本社會民調對中國的形象由80年代一直維持的正面形象發生了逆轉，但是制定對華政策的日本政界和有影響力的日本經濟界，在對中國實施制裁的問題上卻與其他西方國家保持著距離。一年後的1990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休斯頓G7高峰會議上宣佈重新恢復對華援助。1991年8月，作爲西方世界國家首腦，海部俊樹首相又率先訪問了中國。
六四事件三年後的1992年也是中日建交二十週年，經過兩國政界安排，同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訪問了中國，這是日本天皇首次訪華。三年前的1989年1月裕仁天皇駕崩，2月日本舉行國葬。當時世界上所有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都出席了國葬，但是中國卻僅派外長錢其琛出席國葬。由於裕仁天皇與歷史上中日戰爭的關聯，大概中國領導人不想為這個「戰犯天皇」表達致意，因此有意降低規格。但是鄧小平、華國鋒、胡耀邦這三位中國領導人在訪問日本時，日本都以國賓禮遇安排了裕仁天皇會見這三位領導人和舉辦歡迎宴會。從對等外交禮節上來説，作爲重要鄰國，日本原來期望中國會派楊尚昆國家主席參加葬禮，但中國僅派外長參加，令日本感到失望。1992年4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訪問日本，以紀念中日建交二十週年為名義，正式邀請明仁天皇訪華。這一來是對此進行外交禮節上的彌補，二來也是爲了徹底擺脫六四事件而造成的國際孤立困局。
1992年之後，中國逐漸走出六四的陰影。隨著日本率先解除了對中國的制裁，除了武器禁運方面之外，西方世界也相繼解除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
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影響下，中國全面放鬆了國家對經濟的管控，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發展壯大；爲了進一步吸引外資，中國政府在法律法規方面比1980年代有了更大的寬鬆，使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投資門檻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又大力改善了通信、交通及能源等基礎設施的硬件環境；各地的地方政府爲了發展本地經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了給予投資商優惠條件的「經濟開發區」以此來吸引外來投資；1980年代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高估影響了外資的引進，而到了1992年之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大幅調降，使得中國商品的出口變得更有競爭力；當時中國正處於所謂的「人口紅利」時期，廉價勞力加上便宜的電力、土地租金，這一系列誘惑使得外資企業在中國建廠加工出口不但變得有利可圖，還可以藉不斷增長的中國民間消費力在中國市場分得一杯羹。在這個大環境下，除了資本雄厚的日本大企業之外，1980年代那些還將中國視為畏途的許多日本民間中小企業，在1990年代之後特別是隨著中國加入到了WTO，也紛紛大舉投資中國。日本企業的投資範圍包括：汽車製造、化工生產、精密儀器、電子加工、服裝加工、食品加工、包裝設計以及第三產業的廣告業和餐飲業等衆多領域，有些日本企業甚至關閉了本國工廠將生產線全部轉移到中國。這些日資企業與其他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資本一起，將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
中國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
隨著中國經濟在90年代之後的快速發展，中日兩國之間的民間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然而與這個勢頭相反，中日官方之間關係卻變得越來越緊張。這個局面以1998年江澤民作爲國家元首訪問日本開始，在之後的十餘年閒，中國國内掀起了數次反日浪潮。以至於人們將中日兩國的這種南轅北轍的現象稱之爲「政冷經熱」。
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
1972年9月中日建交之際，日本派出了大批新聞記者隨同田中角榮赴中國採訪，這些記者爲了瞭解中國普通民衆對日本和中日建交的看法，採訪了很多人。不過中共事先都向民衆打了招呼，要求按照統一口徑回答日本記者的提問。譬如説：戰爭是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廣大的日本人民是善良的，中國人民深受戰爭之苦，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日兩國應該友好云云。誰都知道，這種中共黨八股式的「標準答案」當然不是民衆的真實想法。
1975年我在讀高中，那時校方經常讓我們這些學生在教室通過設置在教室的廣播喇叭聽校方傳達的内部消息。有一天，一個消息廣播後的情景讓我至今記憶猶新。這條消息是中國貿易公司與日本一家企業談判進口設備事宜，日方要價太高，中方難以承受，雖然再三與日方協商，日方就是不讓步。按照正常邏輯，這本來是生意場上的事，交易能否成立由商家決斷。這筆交易似乎對中國來説很重要，但中國公司負責人卻不能拍板，於是層層上報請示，一直報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指示說：「對日方不能讓步！日本人欺負了我們那麽多年，今天難道還要想欺負我們？」全班同學聞之後齊聲大喊：「説得好！」三年前毛澤東將對日戰爭索賠一筆勾銷，三年後卻為了這樁生意談判而「龍顔大怒」。據説最終日方做了讓步。
學校裏有一位負責維修校園設備的老園工，他年輕時曾生活在日軍占領下的北平，他對日本人非常仇恨。有一次，一個日本參觀團來學校參觀，他遠遠地看著參觀團，嘴裏說：「哼！如果再發生戰爭，他們一個也跑不了。」
通過這個老園工的這句話和全班同學聽完傳達内部消息後的反應，使我對中國民衆從内心深處對日本的仇恨有了瞭解。
1990年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些來中國出差的日本人在汕頭國際大飯店頂層餐廳喝茶聊天，一個業餘鋼琴家在演奏鋼琴，坐在鄰座的幾個中國人看到我們有説有笑，好像心裏很不舒服，於是特意讓鋼琴演奏者彈了一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演奏完後，那幾個客人拍手鼓掌，似乎解了心頭之恨。當然那些日本人並不知道這首樂曲，因而也不知道鄰座那幾個中國人對他們的敵意。
甚至在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許多中國人對中共的暴行義憤填膺的同時，對日本政府表現出的對中共的曖昧態度，也激起了反日情緒。日本航空公司駐北京辦事處收到了這樣的恐嚇傳真：倭寇與中共獨裁者狼狽爲奸，我們會一個個殺死你們這些在華倭寇。
這種反日民意的例子俯首皆是，我們在上個世紀60年代看過描寫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和小説《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等，電影和小説中刻畫的「日本鬼子」形象深深刻入民衆的腦海中，「八嘎雅鹿」這句日語駡人話在中國家喻戶曉，最近十年中國橫店影視城拍攝的「手撕鬼子」、「女子褲襠藏手榴彈」等「抗日神劇」雖然荒唐至極，卻在中國民衆中津津樂道。
敲打日本的「歷史棍子」
中國民間社會中普遍存在著的這種反日情緒，中共官方自然會將它當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雖然中國宣佈放棄戰爭賠償，但並非意味中國抛棄了前嫌，反而是有意識地將這個歷史問題變成日本甩脫不掉的原罪尾巴。我曾在不同場合都聽到過中共高官對此的看法，比如：1984年擔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劉敘清、1984年擔任中日關係史研究會副會長的趙安博、1986年擔任中日友協會長的孫平化都表示過類似的觀點。那就是：把歷史問題當作棍子，隨時敲打日本。
在中日建交十週年之際的1982年，由於日本文部省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引發了中國的正式抗議。如果中國政府理性的話，本可以將這個問題局限在外交領域予以解決，但是中國政府卻有意識將這個問題渲染擴大。當時中國幾乎開動了全部宣傳機器每天連篇纍牘地指責日本篡改歷史，後來日本政府出面做了解釋並對發行的歷史教科書重新進行了審閲和修訂，另外考慮到中日建交十週年即將來臨，鈴木善幸首相即將訪華，這場風波才算平息。但這場風波體現了中共高官所稱的利用歷史問題對日本進行的「敲打」。
1980年代，類似的「敲打」例子時不常地發生。比如：1986年當時的日本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在『文藝春秋』1986年10月號針對南京大屠殺、遠東國際審判等歷史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且出席了「紀念蔣介石遺德彰顯會」，因而被當時的中共元老薄一波指責藤尾正行的言行是「違背了中日友好」，最後他被中曾根首相罷免。1988年竹下登内閣的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也在媒體上發表了類似言論，而且聲稱日本是言論自由國家，鄧小平的講話不能當作金科玉律。在當時的中日外長級談判中，中國外長錢其琛對此不指名地進行抨擊。最後奧野誠亮也因此遭到罷免。
由於中國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因此在中國人眼裏，中國永遠是受害者，日本永遠是施害者，日本永遠欠著中國。1980年後在所有接受日本經濟援助的發展中國家當中，儘管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但是中國認爲心安理得。左手從日本那裏一邊接受援款，右手卻拿著棍子隨時「敲打」日本。
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這種「敲打」效應頗爲奏效，以至於日本人稱日本的對華外交是「叩頭外交」。那些年，我記得有一次和日本朋友通信時，對方問我說：難道我們日本人要永遠背負這個歷史責難嗎？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中國由於受到了國際孤立，中國有求於日本，因此在一段時期，中國很少就歷史問題進行喧囂炒作。隨著1990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在國際舞臺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之後，中國又開始了對日本進行新一輪的「敲打」。
1998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當時的外交部部長是唐家璇，他精通日語，對日本情況比較瞭解。據「產經新聞」臺北支局長矢坂明夫介紹，在此之前唐家璇最初給江澤民提供的外交方案是創造友好氛圍，淡化歷史問題。但是這個方案被江澤民的幕僚曾慶紅所否定。這是因爲在江澤民訪日之前，1998年10月韓國總統金大中訪問了日本，期間發表了日韓聯合聲明，當中第二條寫道：「爲了構建日韓兩國21世紀牢固的睦鄰友好合作關係，兩國首腦一致認爲兩國在建立正視過去，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礎上發展關係至關重要。小淵惠三首相認爲：回顧本世紀的日韓兩國歷史，我國謙虛地承認在過去歷史的一段時期，對韓國國民實行殖民統治以此給韓國國民帶了來損害和痛苦這一歷史事實，對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致歉。金大中總統表示：接受小淵首相對歷史認識的表態，並對此予以評價。同時兩國要共同努力跨越不幸的歷史，在和解與睦鄰友好的基礎上共同發展面向未來的關係，這是時代的要求。」條文中就日方向韓方道歉一事，之前經過了日韓雙方多次協商，日方在得到「這是最後一次要求日方公開道歉，今後不再提出類似要求」的韓方保證之後，與韓國發表了聯合聲明。
因此，中國也想如法炮製，要求在中日聯合聲明當中加入這一條文。但是日本認爲，對歷史問題已經不止一次向中國表達了日本政府的立場，日本擔心中國政府會以此要求日本對中國進行無休止的「叩頭外交」，因而拒絕了江澤民提出的要求。聯合聲明最後寫爲：「雙方認爲，正視過去，正確認識歷史是發展中日兩國的重要基礎。日方遵守1972年的日中共同聲明以及1995年8月15日内閣總理大臣談話，痛感對過去一段時期内由於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已經對此表示了深刻的反省。中方認爲，希望日方汲取歷史教訓，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雙方在此基礎之上發展長期友好關係。」這份聯合聲明告訴世人：日本已經做出了道歉，不會重複道歉；而中國依然會對日本繼續念「緊箍咒」，雙方分歧在此昭然若揭，因此江澤民此次訪日被外界認爲是中國的外交失敗。於是惱羞成怒的江澤民在訪日期間到處發飆，凡會見各政黨領袖和經濟界人士時，便拿出歷史問題對日方進行指責。對比之下，1992年以中共黨總書記身份訪日和1998年以國家主席身份訪日的江澤民宛如判若兩人，1992年顯得虛懷若谷，1998年變得趾高氣揚。江澤民的表現既讓參加會見的日方人員感到尷尬，又激怒了日本輿論。
作者》李居廣 中國旅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