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漫游：古道爾、甘地與孤獨的國際和平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上個月的一天，我在廚房裡看見了螞蟻。先是一只，然後兩只、五只……很快我發現，它們是一支隊伍，而且還在不斷地擴大。我很好奇它們是怎樣進來的。
接下來我意識到，跟它們怎樣來相比，更重要是它們怎樣走。我做不到伸手拍死它們，也不想對它們投毒。剛好有幾天外出的時間，我把廚房裡的食物和廚具全都騰空。幾天後回來，螞蟻消失了。
我為讓螞蟻挨餓感到抱歉，但是也欣慰如此輕松地解決了我和它們之間的沖突。
大概這也算是一種“人獸沖突”，盡管這個概念指的是人和野生動物之間的沖突。這樣的沖突對雙方都造成消極影響，如恐懼、受傷、死亡和財產損失。其實，螞蟻鑽牆、蟑螂入室又何嘗不是如此？
給每只黑猩猩取一個名字
跟野生動物相比，螞蟻、蟑螂等昆蟲智商情商雙低，繁殖力太強，入侵人類住宅，似乎唯有一死。因此，即便我不願拍死它們，也不會像靈長類動物學者珍·古道爾（Jane Goodal）對待黑猩猩那樣，給每只螞蟻取個名字，還跟它們擁抱、親吻和撓癢癢。那樣的話，我就連拿走它們的食物都做不到了。
有學者認為古道爾和黑猩猩建立情感關系，影響觀察和研究的客觀性。這種批評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有些學者去工廠做女工訪談，都盡量保持距離，只把她們當作工作對象，恨不得使用編號而不是名字。但古道爾主張，黑猩猩同樣是獨立的生命個體，理應擁有屬於自己的名字。
古道爾的研究態度和方法，以及她持之以恆對動物福利和環境保護的努力，給人類和動物的關系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因此，她在本周三（10月1日）的辭世，帶來舉世悲傷，全球媒體報道，可謂備享哀榮。
孤獨的國際和平日
古道爾等學者的努力，讓人類應該與野生動物和諧共處成為主流社會的共識。除非遭受直接的生命和生存威脅，人類不應該殘忍地獵殺和驅趕動物。
然而，在人類每天都在大規模殘殺人類的今天，對古道爾的追思尤其讓人感到悲哀。在和一個朋友電話討論了俄羅斯對北約的挑釁及和平主義之後，我才想起來本周四（10月2日）是國際和平日，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日子。
這一天也是印度獨立運動領袖、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和行動先驅聖雄甘地的出生日。聯合國大會在2007年6月15日通過決議，將這一天設立為國際非暴力日，也稱為國際和平日。
我在電腦上打開舊相冊，用了幾個小時，回顧了自己在2009年初在印度新德裡訪問甘地紀念館（Gandhi Smriti）時留下的影像。這不僅僅是對甘地的致敬，也是對當下人類處境的凝思。
《南德意志報》專欄作家赫裡貝特·普蘭特爾（Heribert Prantl）在本周的專欄文章中寫道：國際和平日在當下顯得格外孤獨，比以往更加孤獨。暴力與反暴力的循環正在加速，強者的法則正在成為當下的主導理念，和平主義的選擇似乎再無說服力。
普蘭特爾回顧道，1938年納粹在德國發動對猶太人的“水晶之夜”襲擊之後，甘地在公開信中依然強調，即使面對納粹的恐怖，唯一的道德和宗教選擇仍是非暴力與公民不服從。剛剛從德國逃到耶路撒冷的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回應中痛切質問：“聖雄，你知道還是不知道，集中營是什麼樣子，人們在那裡經歷了什麼？”
今天，面對烏克蘭戰士和加沙難民，和平主義聽起來也像是虛偽的甚至沒有人性的高談闊論。
非暴力，而且不合作
我多次寫文章為非暴力不合作正名。我指出，在“六四”殘酷鎮壓之後，甘地、馬丁•路德•金和圖圖主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大受歡迎，很大程度上基於誤解和誤導：他們要的只是“非暴力”，而不是它修飾的中心詞“不合作”。甘地當年做過的很多事情，搬到當下的中國，一定會被譴責為太過激進。比如，他組織人們集體焚燒居民證，帶領民眾到海邊自制海鹽以抵制官鹽，號召大家不納稅，不入公立學校，不上法庭，不入公職，不買英貨等等。
延申閱讀——長平觀察：為非暴力不合作正名
我認為，今天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在利用和平主義反對援助烏克蘭的話術中，也故意忽略了與專制政權“不合作”的要義。正如特朗普的支持者以為，他和獨裁者稱兄道弟、勾肩搭背就是和平主義一樣，實在是對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極大的誤解。
普蘭特爾說，人類與文明迫切需要和平主義。和平主義意味著在堅硬木板上緩慢鑽孔，它需要承受痛苦，同時也需要理性與克制。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些專制獨裁國家，可能需要鑽更多的孔。在這個意義上，我仍然相信甘地的諄諄教誨：“世間沒有通往和平之路，和平本身即是道路。”
長平是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他目前是德國之聲專欄作家、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以及六四記憶·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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