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台大&華副講堂

「流動的詩：漢詩的衍流、傳播與再生產」工作坊側記之二

講題：日本漢詩跨界來臺：同文交涉、文化治理與場域新變（1895-1945）

講者：黃美娥（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日期：2025年4月9日（三）

地點：臺靜農人文會館

側記：林良

討論臺灣漢文學的生發不能單純將視角囿限於島嶼之內，必須將之置於西力東漸下亞洲新秩序的歷史語境，並且進一步觀照漢文的跨界、移動和交錯。換言之，日本漢詩跨界來臺所引發的種種刺激與變化，是研究臺灣漢文學的關鍵徑路。

日本在殖民臺灣初期常強調「同文同種」的觀念。所謂「同文」，指的是漢字，而「同種」則是黃種人——這種說法看似親切，實則背後隱含統治目的。以漢字而言，日本統治者會將「同文」理念轉化為具體行動，透過詩社、詩會等文人雅集來鞏固與臺灣士紳之間的關係。1896年在龍山寺舉辦的「觀月雅會」、1905年後藤新平於官邸「蔦松閣」徵詩、1921年總督田健治郎於東門官邸設宴臺灣詩人並結集《大雅唱和集》，這些活動都透過詩歌吟詠贈答，創造了日、臺文人之間的「同文」情誼。但這種同文交涉並不等於平等交流，其背後常有潛藏的位階差異與文化競爭。

例如1932年，全島詩人大會在臺北孔廟召開，會後林欽賜出版《瀛洲詩集》，並向久保天隨、羅秀惠與魏清德求序。然而久保天隨在序文中對臺灣詩壇表現有所貶抑，直言「今也臺疆吟社以十數，而以詩名家者寥寥如晨星」，緊接著又批評《瀛洲詩集》內容乏善可陳，對於全島詩人大會成果不滿溢於言表，最後更以「碌碌無為而了斯生哉」為警語暗示臺灣詩人要再加把勁。與其說這是一篇推薦的序文，倒不如說是一篇火力全開的檄文。臺籍文人的詩作在這位帝國學閥眼中竟如敝屣，剝開此類吟宴的和諧外衣，是無法逾越的日本政治本位所致的齟齬與競爭，亦是同文交涉中赤裸裸的優劣序別。對此，臺籍文人並未悶聲挨打。在另篇序文中，臺南舉人羅秀惠以「先進禮樂，不失野人，蕞爾臺灣，文化已古。未至其地者，謬以蕃產外無長物也；即視為殖民者，亦殆謂荒煙中悉蠻草也」反唇相譏，以「揚颿得意，詡辨妃豨，倚馬自高，未窺班豹」之言質疑對方是殖民者的優越感作祟，導致對臺灣的認識不清。由此可見，當時日、臺文人的交通互動亦不免對峙氛圍與緊張關係。

再者，日人也會以「風雅」話語來包裝治理意圖，以漢詩作為一種極具修辭策略的文化治理工程。所謂「風雅」，本來源自中國《詩經》的傳統，頗為看重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聯，到了江戶時期，轉為強調文采風流的高雅審美情懷，而在日本治臺時，總督府將鼓勵「風雅」的諸多詩會活動，導向詩歌教化、詩人教養和寄興統治的結合，透過這種文學操作技術，去締造臺、日「和衷協同」太平盛世的榮景。除此之外，總督府還積極在臺灣樹立新的漢文（人）典範，引介江戶時期著名漢文人賴山陽（1780-1832）的詩稿文章，及其尊王攘夷的愛國精神，形塑新的文學典律。

日本漢詩跨界來臺也促使臺灣文學場域的邊界發生顯著的擴大與位移，原本以中國古典文學為重心的臺灣漢詩傳統，開始接觸來自日本的詩學、美學與漢文思想。臺灣文人透過詩話、文學評論等形式，逐漸將日本漢詩納入自己的閱讀與學習體系，例如黃植亭的「拾碎錦囊」系列詩話介紹菅茶山、賴山陽、本田種竹、森槐南等日本人的創作表現，顯示日人作品已逐漸烙印在臺人心中，甚至成為其漢詩寫作的新學習對象。這種閱讀與再詮釋亦促成了一種知識論的轉向，臺灣文人觀看日本漢詩的輸入，連帶涉及思想與觀念的移植、轉化、傳播、流通，甚而與在地詩學系統交涉和對話。

大抵，在臺、日漢詩的互動關係中，我們看到臺灣古典文學知識系統的秩序所受到的挑戰，以及其在重構和衍異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掙扎與迎合。因此不能單方面地將日本漢詩跨界來臺理解為殖民與被殖民的對立關係，必須深入彼此牽連、互動、交錯的動態過程，方能以更宏觀、豐富的視角了解臺灣漢詩的發展進程，乃至於在漢字圈中理出一條以臺灣為節點的漢文學延長/交叉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