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我是台灣人」卻遭教官痛罵 台灣首位留美博士孫女談70年來「次一等」人生

為何從未見過阿公一面，也躲不過二二八陰影？70年前，台灣第一留美博士林茂生遭控涉嫌叛亂在夜裡被帶走、從此「人間蒸發」，對家屬而言這僅是苦難開端，接下來他們要面臨的是長達數十年的監控，連談二二八都不被允許。

「祖父被人抓去了，一去不回，我們就沒有再看見過他，不知道他怎麼死、屍體在哪裡，我們都不知道……而我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不自由的……」在林茂生死後2年才出生的孫女林玲文，高中時跟隨父親林宗義流亡海外，轉眼間也近70歲了，但少女時期經歷的種種恐懼，她仍記得。

年近70的林玲文，受訪當天梳妝精緻、一襲藍灰色大衣與首飾襯托高雅氣質，她始終溫柔地笑著去談關於林茂生種種，但如此內斂的人在10多歲時也曾站起身來反駁教官對二二八受難者的抨擊，之後被罵得當場難過大哭。

林玲文之父、林宗義的友人蘇南洲說，當年二二八受難者二等親約有50–100萬，意即當時台灣500萬人口不到10個就有1個，林玲文走過的肅殺年代，也是許多台灣人的痛。

走到哪監控到哪、親戚吃沙發瘋 「比普通台灣人還要下一階」的受難者日常

「因為我們是受難者家屬，比普通的台灣人還要下一階。有人在看我們、有人會跟著我們走，因此我們也不隨便講話，只有在家裡幾個人可以講的才講，我們從小就知道自己是不自由的……」

有記憶以來，林玲文就知道自己是不自由的。即便二二八帶走了祖父，讓曾祖母、大伯都悲傷得在同一年過世，她仍不敢公開談這些創傷，只因在祖父走後全家都被列入「黑名單」，談二二八等於抨擊政府，是造反。而蘇南洲說，白色恐怖時期社會氣氛之肅殺，絕非1990以後出生的年輕人可以理解：

「如果你小學時都有人去盯著你，上學放學什麼，老師也是帶有一種任務的，一路成長下來，不只是經濟壓力還有很多心理壓力、社會的壓力等等，其實是人人自危……你如果是90後，根本就不知道《戒嚴法》是怎麼回事，那時隨時都有人可以到家裡把你帶走、把你爸爸帶走，整個是你無法想像的。」

祖父與大伯走後，林玲文的父親一肩扛起全家生計、養活6個年幼弟妹，儘管祖母不斷變賣嫁妝，幾個弟弟仍因經濟問題不得不停學，林玲文也說，自己家算好了：「我們的親戚，可能我們有的他們都沒有，有的人還吃沙、變成瘋子，因為壓迫是那麼大，不只是經濟方面的壓迫，還有『黑名單』……」

在那時，本省人跟外省人相比是次一等的，雖然林玲文說著一口流利「國語」、少有台灣口音，常被認為是外省人，上學並未受到太多刁難，只是也因被認為是外省人，教官毫無顧慮地在林玲文面前大力抨擊二二八死者，造成衝突。

一句「我是台灣人」惹來教官大罵 校長道歉：這些事在妳一生會持續發生

憶起那次與教官衝突，始終保持笑容的林玲文終於皺了皺眉頭：「他開始講一些二二八的事情，講的都不是正確的事情，他的態度就是說『這些台灣人真是麻煩』……那時我大概11、12歲，我就站起來說：『你講的不對，那不是真的事，你要知道二二八的事可以問我，我跟你講！』」

儘管從未見過祖父，林玲文知道祖父在日治時期一心期盼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也勸台大學生服從政府命令，絕不是教官口中的「暴民」，因此教官種種發言，對林玲文來說是一種羞辱，她不能忍，她要站起來反抗。

「妳是誰啊？」見到有人出聲反駁，教官嚇一跳了，而林玲文回：「我是在你班上的人。」教官又問：「那妳是台灣人嗎？」林玲文回：「當然啊，我是台灣人啊！」

「那時他的面就換了，他好不高興，開始大罵我了！我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我不讓人家欺負我的人，雖然我平常都是乖乖的順服人家的，不過你講的是不真實的話，對我就非常挑戰，我就開始大哭了……」

當時林玲文班上僅有3、4個本省人，幸好其他外省人同學知道她的身份，也對她相當友善，勸她去找校長聊聊，而校長知曉林茂生的事蹟也知道林玲文是其孫女，當時他告訴林玲文：「這些事都是會發生的，我覺得很抱歉在這邊發生了，不過妳也曉得，這些事都是在妳一生中會持續發生的……」

這次吵架在林玲文心裡留下一道陰影，也讓父親意識到子女安全危機，「誰曉得那個教官會做什麼事情」。雖然林茂生在1947年就走了，遺族要面臨的壓力與恐怖，直到1960年代都還持續著。

因台語看不起祖母 卻被勉勵：不要因為妳是台灣人，而對別人感到抱歉

在那個學生被要求「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年代，高喊「自己是台灣人」或許已犯了禁忌，教育潛移默化下，林玲文坦言自己也曾在無意間對只會講台語的祖母透露出「看不起」的訊息，傷透祖母的心。

林茂生在日治時期就堅持在家只說台語，林茂生死後家人依然堅持著。「祖母一生都非常疼愛我，跟我們住一起，她都不講國語的，只講台灣話，在家裡只講台灣話。」林玲文說。

祖母總是站在家門等候林玲文放學，但在上了初中的某一天，林玲文與朋友一起經過家門前看到祖母，突然覺得有點「尷尬」，帶朋友們避開她。事後祖母問她：「妳為什麼這樣子尷尬？妳是不是看不起我，因為我不願意講國語？」而林玲文承認了。

「我覺得好傷心，因為我很喜歡我的祖母，不過我曉得我的態度是這樣……我跟她說：妳講的是對的，非常抱歉，我在朋友面前不願意跟他們不一樣，所以對妳的態度是這樣子的，實在抱歉……」

祖母並沒有責怪林玲文，她只淡淡說一句：「妳要記得是妳是一個台灣人，身為台灣人沒有錯，而且妳要有自尊。絕對不要因為妳是台灣人，而對別人感到抱歉。」

這句「不要因為妳是台灣人，而對別人感到抱歉」，林玲文在往後數十年人生仍不斷想起，她希望現在年輕人也能有這樣的觀念：「自覺我們是台灣人，是這麼美好的事，我們真的要保護我們的人民跟民權這樣子。」

直到解嚴後公開說話仍有危險 團契被跟蹤、獨台會案年輕人險被判死

所謂民權確實得來不易，二二八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數十年來林玲文的父親林宗義也不太敢公開談，直到解嚴後才於1988年回台灣持續進行公開演說。那時林宗義在教會的友人蘇南洲一路協助，也在1991年組成二二八家屬團契，撫慰其心靈。

只是，就算戒嚴解除，還有《動員勘亂臨時條款》、《刑法》100條等著，家屬仍受了好一陣子的壓迫。蘇南洲舉例，團契原先是在他家進行的，後來受難者們總覺得有人在跟蹤，只好把地點換去李登輝總統的家：「那時就宣告一件事情，若是連總統客廳聚會都還會出事，那你就不要在台灣了啦！」

儘管如此，蘇南洲發現外頭還是常有情治人員晃來晃去，後來教會發起綁黃絲帶、黃汽球來祈福的活動，也有大量情治人員來盯場，甚至假裝抽菸再趁機用菸頭戳破氣球，「我們一聽到『啵』就跑出去看，他就假裝沒事跑掉。」

1991年4月發生「獨台會案」，幾名大學生因為讀了台獨革命家史明著作而遭逮捕，差點被判死刑，蘇南洲所屬教會出版品也被捲入：「裡面有個人開打字行的，我們出版社請他打字的，全部都有去無回了！今天如果你的東西被警備總部沒收，說你可以申請要回去啊，你敢去要嗎？那時是1991年4月，更不用說之前了，你都不曉得什麼時候要被抓走的！」

「希望台灣後代子孫不要再碰到他們遭遇過的，白色恐怖真的是很恐怖」

從不敢講話的年代，走到轉型正義終於出現一絲曙光，目前二二八與後來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仍四處奔走，說他們的故事。蘇南洲說，這群人出來不是為了仇恨，只是希望加害者負起應有責任、台灣人記得這些苦難，「希望台灣的世世代代後代子孫不要再碰到他們遭遇過的，那白色恐怖真的是很恐怖的。」

「這一切努力，是為了讓後代子孫能夠過一個正常的生活，他們都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年紀了，沒什麼好再圖的，他們圖的是像你們這樣的年輕人能過著一個平安的、沒有恐慌的日子，以前台灣天空的那片烏雲，想早日把他弄開。」

「如果二二八死2萬個，需要被轉型正義的恐怕不只2萬，加上後來白色恐怖加害者是幾十萬人，絕對不會比受害者少……」蘇南洲強調，二二八只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而已，都還沒真正完成，該賠償的就賠償、被沒收為國民黨黨產的也該歸還、也包括對加害者的究責，儘管加害者一定會拚命抵抗，但對受害者而言，活到這一天就是要看著正義實現。

對於受難者與遺族來說，轉型正義不只是為了撫平受害者的傷痛，也是要加害者負起責任、勇敢面對歷史錯誤，而真正撥雲見日的那天，他們仍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