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你是鐵打的金剛，也逃不出匪諜的命運！
文／呂培苓
情勢愈來愈壞，一天早上，才剛開始上課沒有多久，三十九師代師長韓鳳儀帶著一群上刺刀的軍人，要求學生到操場上按身高排隊，張彬年紀小、身高又矮，排在隊伍的最後面。
男學生排著隊，每個人都怕得要死，這些兵看起來像是玩真的，不只是虛張聲勢而已，張彬嚇得全身發麻。士兵拿著棍子測量學生的身高。當軍用卡車開進來時，合乎士兵標準的學生就像趕牲畜一樣被拖走。
突然，張彬想起了在安徽省臨泉縣的長官店，農夫被繩子串起來走在田埂的那一幕。那時候，他只是遠遠地看著，但現在，張彬自己也在這荒謬劇裡，如此真實而戰慄。
留下來的學生都哭起來了，女同學尤其哭得聲嘶力竭。有人覺得後悔，如果他們沒有離開家鄉，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會比現在更糟嗎？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驚駭、恐懼，還有疑惑。
張敏之再一次找上了李振清，他抗議司令部的蠻橫，也抗議司令部干涉他的人身自由。當然這是一次徒勞的抗議，李振清堅持這是為了保障臺澎的安全，他必須這麼做，而且有權力這麼做。張敏之最後氣急敗壞地說：「我要繼續向上級爭取！」
日子在膠著中度過，九月十五日，住在樓上的一位學校職員孫先生，突然把張校長請回家，全家人還在孫家吃了一頓午飯。張敏之平時很少回家，幾乎都待在學校和學生住在一起，所以張磊常常給爸爸送幾樣媽媽準備的小菜，還有替換的衣服。
九月十五日這天，傍晚七點多，一位便衣人士來家裡對王培五說，學校有些事情要來張校長家裡開會。王培五信以為真，還納悶地說，「我家沒有燈，怎麼開會呢？」正在說話之間，另外一個人陪著張敏之進來，他們說要檢查張家有沒有違禁文件。王培五一聽就知道大難臨頭，回道，「如果以物證為憑，請儘管仔細檢查。」
來人在家裡翻箱倒櫃，張敏之冷靜地看著，不發一語。臨上車前，他轉身看著太太，總是表現出愉悅平靜的王培五，這時臉上布滿了焦慮，張敏之說，「不要擔心，事情總會變好的。和臺北的崔（唯吾）先生保持聯絡。我去去，很快就回來。」說完，他爬上了外面等著的吉普車，車子把他載走了。
張敏之被帶走之後，王培五瞪著牆壁發呆，她快被這個突發事件壓垮了。但她仍力圖鎮靜，不想嚇到孩子，「爸爸說了，大家不要擔心。」但張彬發現媽媽整晚未闔眼，他替媽媽感到心痛。
崔唯吾是張敏之在煙台先志中學的老師，他們的師生關係是中國老傳統，一日為師、終生如父的深厚情誼。張敏之十七歲那一年，經由崔唯吾的介紹加入國民黨。崔唯吾這時是財政部錢幣司司長兼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專門委員，他的太太張志安是國大代表，夫妻兩個都是山東人。王培五想要捎信給崔唯吾，但誰是那個信得過的信差？
張敏之被捕的第三天，王培五明白這已經不是「請去喝茶」這麼簡單，她第一封給崔唯吾的信裡提到：「此次斷然逮捕，勢態非常嚴重，倘恐以『莫須有』之罪名加在頭上，祈請聯絡在臺鄉友，並轉達徐廳長（軼）千、在臺長官陳（誠）、秦主席處多方設法營救。至懇鼎力，恩同再造。」
第二封信又說：「生以孤立無援，叩天乏術，敢乞吾師代為剖白，設法營救，倘蒙為力，請派代表前來，拍電已屬無及。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她總共發了十六封信給崔唯吾，但收到第一封回信，已經是一個月以後。這是王培五生命中空前的大劫難，所有尋求救援的管道，只能靠著一封又一封不確定會飄到哪裡的求救信；她每天四處打聽張敏之的下落，知道丈夫被刑求卻無能為力。她在外奔走，心焦如焚，又擔心家裡的六個小孩。
大女兒張磊對這段焦心的日子印象深刻，「母親為營救父親，四處奔波求救，有時很晚才回來。月光下海風撲面，海浪澎湃聲中看到母親淒涼的身影，我淚流滿面。但在她面前一定擦乾眼淚，因為她在我們面前是不流淚的，就是她這樣的堅強，使我們感到有希望。」
九月下旬，崔唯吾邀集了山東來臺的省府委員、議會議長、立委、國代、學者，聯名拍電報給李振清，李振清卻回說，直接向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接洽比較有用，希望同鄉原諒。崔唯吾等人又向陳誠、彭孟緝陳情，卻都得不到回音。
十月下旬，在澎湖，王培五得知臺北保安司令部派了三個人到澎湖查案，她請求與李振清和這三個幹員碰面，不被理會。王培五判斷，張敏之會被押到臺灣，她在一九八九年印行的〈一段痛苦的回憶〉文章中寫道，「有一天我去見（澎防部）政治部主任尹殿甲，請他准許我與校長同去臺灣，以便在路上有照顧，被他拒絕了。他說張校長的一切罪狀都承認了。我說若不是受刑不過怎會承認莫須有的罪呢。他一定說沒有用刑。」
真的沒有用刑嗎？
張敏之被扣的罪名是「匪諜」，是死罪。這個案子前後牽連了一百多名山東師生，其中以煙台聯中人數最多。
搞出這件冤案的除了李振清之外，還有三十九師代師長韓鳳儀，以及三十九師政治部祕書陳福生。三年後蔣介石下令調查澎湖案時，李振清說陳福生是主要的策劃者，「陳應槍斃，方平人心。而韓鳳儀受陳蒙蔽，亦應負其責也。」
三十九師代師長韓鳳儀是河南人，和李振清一樣都是屬於四十軍龐炳勳、馬法五的系統。一九四九年春天，李振清除了從河南戰場空運出來的五百多人之外，還請准把青島來的兩千多名地方兵（包括青島團管區、青島警察局、山東保安旅、北平天津以及青島等地逃難的軍政人員等等），都納入彭防部指揮。「當年澎防部這幾個頭頭，究竟為什麼要興大獄？周紹賢在《澎湖冤案始末》指出，河南籍的韓鳳儀恐澎防部被山東人把持，所以要抓匪諜建功，擴張個人勢力。」個人動機姑且不論，僅就結果來看，從「山東師生匪諜案」以及其後的「南下工作團匪諜案」，這兩個案子讓三十九師軍官得了不少好處，韓鳳儀在第二年就真除師長，李振清不久也升官任臺灣防衛司令部副司令。
在廣州的時候，國防部次長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請求臺灣省主席陳誠讓山東師生到臺灣，當時陳誠就撂下話來，「無論教職員學生，凡思想動搖而認為有問題者，必須設法除去，否則不能接運赴臺。」秦德純說，「山東各地方淪陷較早，各員生的家庭多數均被共匪清算鬥爭，他們的父兄亦多被殘害，他們對共匪均恨之入骨，所以我敢說思想上絕大多數都無問題。」但是秦德純自己也說，「這些學校團體均是一般青年，向為共匪利用對象，難免不雜有匪諜或職業學生。」
幾千個師生裡，或許真有匪諜混雜在內，在寧可錯殺一百的年代，抓匪諜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確」，絕對受到支持。要抓匪諜也很容易，檢查信件有出言「詭異」的，大概就是匪諜。煙台聯中高中部有個學生叫王光耀，他跟移居香港的同學通信，說李振清是「偽」司令，並且抱怨被騙編兵等等。同學朋友回信安慰他，叫他好好過日子：「同學們團結就是力量。」這些信件被判定有謀反意圖。
這些信件究竟真的是「通匪」？或者只是年輕學生的「牢騷」？事實真相恐怕只有死去的王光耀本人知道。但像這樣真假莫辨、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只要「有人提供線索」、「有人判定」，然後「有人串聯」，就「成了」。
山東籍的作家王鼎鈞，他的弟弟妹妹都是澎防部子弟學校畢業的。二○○六年，針對這個案子他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匪諜是怎樣做成的〉：「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味，成為罪行。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罪名，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最後，「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鑑成了中共煙台區市黨部委員兼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這五個同學是王光耀、明同樂、譚茂基、張世能、劉永祥。他們和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一起被押到臺灣槍斃。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先後被抓的，還包括煙台聯中三分校校長徐承烈、濟南第一聯中校長劉澤民、第四聯中校長弓英德等師生總共一百多位師生，最後有的被送到內湖新生隊受訓、有的被送到綠島，也有學生在牢裡受不了折磨，病死。
王鼎鈞對這個冤案的看法是，「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
首先被抓的是張敏之、鄒鑑和一些學生，被關在澎湖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天后宮，他們並不是第一批受刑的人，在此之前，軍隊裡面的濫捕已經開始。殷穎當時十九歲，山東膠縣人，他的部隊從青島輾轉撤到澎湖之後就解散，併入整補中的三十九師。三十九師只要兵不要官，許多軍官以匪諜的名義被整肅掉。
不過整肅對於醫官和軍需官倒是例外，殷穎因為是管軍需的，所以被編入三十九師師本部，每天晩上在二樓打地鋪睡覺時，都會聽到犯人受刑的慘叫。二○○五年四月十日至十二日，殷穎在《聯合報》發表〈囚籠裡的歌聲〉：
「三十九師政治部的偵訊人員，都會套用中共的各種名詞，所謂坦白、前進等中共語言，都是他們慣用的口頭禪。他們問案更嗜用各種酷刑：其中有所謂跳舞，即將兩部軍用電話機的電線綁在受刑人兩手的拇指上，要受刑人脫掉鞋襪，赤足踏在地上；再在地上潑了水，然後行刑者搖動電話機，受刑人便會觸電發出慘叫，且全身跳動。此刑極為殘酷，受刑者都會供認為匪諜而不諱。另外的刑罰，有讓受刑人捲起褲腿，跪在碎貝殼與尖石上，讓貝殼尖石刺入肉中，雙膝血肉模糊。受刑人如不承認為匪諜，便不准起來。這種酷刑也十分有效。此外尚有其他花樣繁多的刑具，任你是鐵打的金剛，也逃不出匪諜的命運。」
這就是當年張敏之、鄒鑑等人受到的待遇。後來擔任澎湖內垵國小校長的呂高麟，六十年後接受公共電視的訪問，走到當年校長和同學被羈押的天后宮忍不住老淚縱橫，「他們用電話線劄手指頭上，過電。哎啊，現在想了都流淚。」呂高麟說著就哭了起來。
電流紮著校長和學生，也紮在居民的心口上，張敏之的女兒張磊記得，「受刑人哀嚎的聲音讓居民很不忍，住在旁邊的歐巴桑就來跪著求官兵說：『你們放了他們吧！他們只是孩子啊』！」
戰亂的時代，孩子們沒有天真的豁免權。部隊裡面每天晚上吃過飯開始點名，抓匪諜，要孩子們互咬。呂高麟說，「我們每天晚上點名，嚇得尿了褲子，說我們這裡面有兩個匪諜，但匪諜長得什麼樣，到現在我也沒看到。可憐，你不知道有多可憐，嚇得站不住啊！尿褲子上頭！我自己都尿過一褲子。」
「我們在漁翁島，那個時候的連指導員，他的名字叫做馮新善。」濟南聯中學生王殿祥講的抓匪諜，更像是黑色喜劇的無厘頭場景，「抓匪諜怎麼抓呢？指導員問，你們說哪一個參加共產黨的？大家都不敢講。他坐在裡面講，大家頭都不敢抬。他又講一次，大家頭就又低一次。最後他用那個粉筆，寫在那個臺上，我們去看，他粉筆向人群一丟！假如丟到我頭上，我一定會移動嘛，移動一下，他就講：『王殿祥，你起來！』就這樣恐怖啊！」
挨過了晚上，天亮起來，旁邊的同學怎麼不見了？班長過來把毯子收一收，把失蹤同學的東西都拿走。同學到哪裡去了？恐怖的傳言四處蔓延：被丟到海裡面去了！呂高麟說，「這是事實，不是我捏造的，有一個同學，他現在嚇得一說這件事，仍然嚇得發抖。因為他被裝在麻袋裡，只是沒甩進海裡而已。」呂高麟一邊說，一邊模仿同學四肢顫抖的模樣。到底有沒有人被丟到海裡？有多少人被丟到海裡？也有人說，失蹤的同學後來在臺灣出現了。總之，這件事一直是個謎，沒人做過統計，也無法統計。
※ 本文摘自 《別怕，我就要回來了》，原篇名為〈8 匪諜是這樣造出來的〉，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