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推「宗教中國化」前官員馬瑞林憂藏傳佛教面臨滅絕風險

針對中共長期推動宗教中國化政策，進行宗教迫害，曾在中國宗教事務系統工作超過20年的前中共官員馬瑞林，近日接受中央廣播電台專訪時分析，習近平推動此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高度可預測、可控制的社會結構」，並透過數位監控與結構重塑，達成對整個社會高度一致且穩定的全面掌控。他認為，儘管中共對宗教及少數民族的高壓統治在短期內或許能見成效，但長遠來看，中共的打壓注定失敗，只是馬瑞林仍憂心地點名了藏傳佛教及藏族可能面臨滅絕的風險。

宗教中國化 建立高度可控體系的治理工程

馬瑞林近日接受央廣專訪時，以其在體制內第一線執行政策的觀察，深度剖析習近平推動「宗教中國化」的核心政治意圖。他指出，這套政策並非單純的宗教管理，而是一場徹底剝奪宗教獨立性、建立高度可控體系的「社會治理工程」。

中共宗教管理鉅變 要求與國家敘事一致

馬瑞林說，習近平執政後，中共對宗教的治理邏輯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早期的政策多屬於「邊界控制」，也就是在不越過政治紅線的前提下，容許宗教在有限的空間內獨立運行，但現行的「宗教中國化」則轉向「要求一致」，強制要求宗教在表達方式、組織形式，甚至思想內容上，都必須與中共的國家敘事保持高度一致。

宗教具獨立不確定性 與國家要求一致性及穩定性矛盾

他認為，這已經是一種「結構性的改造」，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高度可預測、可控制的社會結構」。原因不外宗教是具有獨立的組織與價值體系，在中共眼中被視為「天然的不確定因素」，這和國家重視的穩定性及一致性，明顯相矛盾，因此必須將其納入體制內以消除潛在威脅。

馬瑞林說：『這一系列措施的背後有一個核心的目標，就是他要建立一種高度可預測，可控制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中，最必重視的不是多樣性，而是穩定性，不是差異，而是一致，而宗教，尤其是宗教，特別是具有獨立組織與價值體系的宗教，在這種邏輯中，是一種天然不確定的因素，因此政策的方向不是簡單的壓制，而是轉化，把一種可能的獨立存在的力量納入到國家定義可解釋的體系當中去了。』

中共對宗教打壓 短期有成效長期注定失敗

至於中共對宗教打壓是否能成功？馬瑞林站在一個過去的執行者角度分析，他認為，在高度組織化的體系與技術壓制下，短期內確實能產生「可見的效應」，像是拆除清真寺圓頂、禁止宗教服飾、限制個人命名等，社會表面上的宗教色彩確實正在消失，但長期來看，中共對宗教的壓迫最後絕對注定失敗。

歷史會說話 中共迫害宗教只會適得其反

他解釋，像伊斯蘭教、基督教與天主教是全球性的信仰共同體，擁有完整的思想體系與跨國聯繫，因此單一國家的政策很難從根本上改變這些深植於全球的信仰。尤其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宗教在嚴酷的壓迫環境，往往會轉入地下，並在壓力減輕時出現劇烈反彈，而這從中共過去打壓基督教的歷史就能看出來，長期的壓制，不僅沒有讓基督教消失，更迎來了信徒的爆炸性反彈。

他說：『這樣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也反覆地出現過，每一輪宗教的壓制之後，往往會在一定的時期會帶來某種形式的回歸，尤其是對基督新教的壓制。1949年它統計的時候，大陸上只有70萬新教群眾，但是到2009年有個統計，它達到了7000萬，整個翻了100番，你想，這個數量是多大的一個規模，它就是每一輪壓制之後，我當時研究基督教的時候，我發現在一個長期的壓制之後，它會立馬有一個爆炸性的反彈的狀況，人數會暴漲。』

藏傳佛教及藏族面臨可能滅絕風險？

儘管如此，馬瑞林還是特別憂心地點名了藏傳佛教與藏族文化，有可能因其規模較小且結構相對分散，會在這一波打壓下面臨「滅絕」的風險。

他說：『還有一個我剛才說了，藏傳佛教和藏族文化群體可能是受傷最深的一個，在這一輪的社會管理制度下，我最擔心的就是藏傳佛教和藏族文化，藏族文化可能會面臨滅絕，藏傳佛教可能從此會一蹶不振，甚至可能會消失。』

宗教治理擴大到社會治理 中國社會正發生鉅變

馬瑞林並進一步揭露，中共結合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技術，使管理從間歇性轉變為持續性的跟蹤。尤其這套在新疆實驗成功的監控模式正逐步複製到甘肅、寧夏等全國各地，將信徒分為不同等級實施精準打壓。

他警告當這種管理方式可以深入信仰生活時，治理的邊界將不再清晰，今天用於宗教群體的監控模式，明天就適用於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因此它改變的絕不僅止於宗教，整個社會本身也將因此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