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源專論》新加坡組屋的制度密碼：悼念劉太格大師之二
Newtalk新聞
今年 1 月 17 日，劉太格大師辭世。新加坡與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建築師、城市規劃師與社會工程師。
回想去年 7 月 18 日，我有幸走進他位於新加坡的 Morrow 設計事務所，對他進行一次系統性的專訪。當時他 86 歲，精神依然矍鑠，談話節奏清晰而精準。談起新加坡組屋（HDB），他的語氣冷靜、條理分明，彷彿仍身處建屋發展局的決策現場，而非回顧一段早已寫入教科書的歷史。
該次訪談全程由行健安川集團負責攝影與剪輯製作，並完整呈現在 YouTube 平台（https://youtu.be/LFDcixK5cyE?si=oue9akfLz3SssYbg），成為他生前少數以影音形式，系統闡述新加坡公共住宅理念與制度背景的重要紀錄。如今，在他辭世後重看那次訪談，才更清楚地意識到：那不只是一場訪談，而是一位城市規劃師留給後人的一份「城市規劃說明書」。
劉太格談起新加坡公共住宅的成就，從來不浪漫化。他一開始便以冷靜的數據，把人拉回建國初期的現實。1960 年代初，新加坡人口約 160 至 170 萬，「每四個人裡面，就有三個住在貧民區，只有一個人有房子住。」那是一個資源匱乏、社會高度不穩定的城市。然而僅僅 25 年後，到 1985 年，新加坡幾乎沒有貧民窟、沒有無家可歸者，也沒有因居住問題而加劇的族群衝突。
他反覆強調，這並非經濟成長自然帶來的結果，而是一整套制度設計、政策選擇與持續修正，長期累積而成的成果。
在他看來，新加坡組屋最關鍵、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第一個特色，是制度的高度集中：全國只有一個機構——建屋發展局——負責所有公共住宅相關事務。這意味著，組屋並非只為「最貧窮的人」而建，而是同時服務不同收入階層。許多城市將公共住宅分割為不同體系，結果反而在空間上固化階級與貧窮；新加坡的選擇，則是讓不同收入者混居，避免城市被切割成彼此隔離的社會地圖。
第二個關鍵，則是後來廣受討論、也最具爭議性的族群配額制度。劉太格回憶，1960 年代的新加坡仍是相對落後的國家，甚至不如仰光、胡志明市或馬尼拉。當時不少西方專家主張政府不應干預族群如何混居，以免侵犯個人自由；但李光耀的判斷更為務實——若要打造一個沒有族群衝突的國家，不能只仰賴經濟成長，還必須在日常生活空間中，讓不同族群成為真正的鄰居。
因此，從衛星市鎮、小區、組團到單棟建築，族群比例都必須精準配置。這不是象徵性的多元，而是制度化的融合。為了讓這套制度真正可行，劉太格與同事花了九個月反覆研究細節，方案隨即獲得採納。這樣的政策，在今日看來或許理所當然，但在當年，卻是一項高度前瞻、也高度政治化的決定。
另一項同樣關鍵的政策，是 1964 年開始推動的「居者有其屋」。在多數國家，公共住宅往往「只租不賣」，但新加坡選擇鼓勵人民購屋。劉太格解釋，對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國而言，若要讓人民安居樂業、在新國家中生根，甚至願意承擔保衛國家的責任，最實際的方式之一，就是讓多數人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這不只是房市政策，而是國家建構工程的一環。
外界常將組屋的成功歸功於劉太格個人，他卻始終拒絕這樣的說法。他指出，組屋的成就至少來自三個因素：政治領導的政策遠見、建屋發展局被賦予的高度整合權力，以及持續不斷的研究文化。由於建屋發展局同時負責買地、拆遷、設計、施工與物業管理，政策得以在實務中快速回饋、即時修正。
特別是在他眼中往往被低估的物業管理，更不是瑣事。居民的抱怨多半帶有情緒，但其中仍有約 2% 是真正值得回應、也必須正視的問題。因此，他在任內成立多個研究小組，甚至聘請九位具有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家。他始終認為，公共住宅不只是硬體工程，更是社區融合的「軟體設計」。建屋發展局對他而言，是一座極為珍貴、可持續運作的公共住宅實驗室。
談到設計層面，劉太格特別緬懷一位常被忽略、卻影響深遠的關鍵人物——前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在建築產業尚未成熟的年代，鄭章遠採取「先讓他們敢做，再陪著他們做會」的策略：即便承包商經驗不足，也允許投標，同時由建屋發展局派出建築師與工程師全程協助施工。這不只是解決眼前建設量能不足的權宜之計，更是在實作中為國家培養建築與工程能力。
更具代表性的，則是他對公共住宅「空間性格」的深刻理解。其中最重要的發明之一，便是今日已成新加坡城市日常風景的「底層鏤空」。
劉太格解釋，在新加坡這樣的熱帶氣候中，戶外空間若不下雨便酷熱難耐；一旦下雨，人們又只能退回狹小的室內，鄰里之間缺乏自然互動的場域。底層鏤空，正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它提供一個遮蔭、循環通風、不受天候影響的公共空間，讓居民能在樓下自然相遇、停留與交流。
更深一層來看，「底層鏤空」也是一種精緻的社會設計。婚禮、喪禮、節慶活動、居民會議，都在這個半公共、半私人的空間中發生，使組屋不只是「住的地方」，而是生活本身的延伸。
劉太格形容，新加坡的組屋社區因此被稱為「高架的甘榜」——甘榜原指鄉村，而組屋所做的，是把那種彼此熟識、互相照應的社會關係，搬進高密度的垂直城市之中。這樣的空間安排，也在日常生活裡悄然培養了市民的公共感與國家意識。
談到自己，劉太格並不迴避功勞，但語氣始終務實。他坦言，自己起初並不真正理解什麼是「衛星市鎮」：教科書只給理念，不給方法；向上請教，對方也同樣茫然。正因如此，他才下定決心，把建屋發展局當成一所規劃學院，一邊工作，一邊研究。
他為自己設下兩條底線：不能以高密度為藉口犧牲宜居性及空間；即使國家很窮，公共住宅的人居面積也不能打折，必須達到先進國家的水準。造價可以壓低，但生活尊嚴不能讓步。
如今，劉太格辭世，再回看那次在他 86 歲時完成的訪談，最令人動容的，或許不是那些已被反覆引用的制度成就，而是他對城市始終如一的信念：城市可以密集，但不該逼仄；政策可以強勢，但必須為人服務。
新加坡的組屋仍在運作，而劉太格留下的，正是一套提醒後人如何把城市當作「公共責任」來對待的長久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