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佑宗專欄：賴總統國情報告如何降低朝野對立？

剛放完年假，台灣長期政黨對立的僵局，就出現一道化解的曙光。賴清德總統邀請五院院長茶敘，希望新的一年「化誤解為理解、化分歧為團結、化個人小利為國家大利、化干戈為玉帛」，並答應赴立法院作「國情報告」，前提是要「符合憲政程序」。

近20年來，政黨「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已成為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核心議題之一。相較於傳統的政策立場分歧，情感極化指的是民眾對不同政黨支持者產生強烈的情緒性敵意與社會距離。目前大量的研究證據顯示，情感極化不僅削弱民主妥協的可能性，也侵蝕對民主制度的信任與社會凝聚力。在這個脈絡下，一個很重要但相對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問題：政治菁英公開的演說，是否能影響民眾的情感極化？尤其是具有高度象徵意義與全國關注度的政治談話，例如美國總統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是否能塑造共同的國家敘事與政治框架，降低民眾的情感極化？

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台灣稱為國情報告）是美國憲政體制中一項重要的政治傳統，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憲法制定之初，並在兩百多年中歷經多次形式與功能的轉變。在總統制的體系中，它是總統擴張政治影響力重要的制度化機制。國情咨文原本是一份「行政對國會的書面報告」，逐漸演變成「總統向全國進行政治領導與議程設定的年度國家儀式」，這就是政治學中所講的「非正式權力」。

20世紀後，隨著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利用「國情咨文」總統可直接向全民進行溝通的政治平台。從政治心理與傳播理論的角度來看，國情報告可改善或深化政黨的情感極化。目前學界的研究指出，國情報告影響政黨情感極化共有三條因果路徑。第一條因果路徑是因國情報告提升國家共同身份，而產生去極化的效果。這個理論來自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與「共同內團體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政治對立往往源於群體邊界被強化，如果能將不同群體的邊界重新界定，產生另一個更高層次的共同身份，就可降低敵意與偏見。國情咨文具有高度國家的象徵性，總統如果頻繁使用「我們」、「國家」、「共同命運體」等集體語言，並強調社會團結與歷史的連續性。這些修辭就能強化民眾對國家整體身份的認同，使黨派差異在心理上暫時被弱化。根據目前一些調查實驗的資料顯示，國家象徵的暴露（如國旗、國歌或國家敘事）確實能短期降低跨黨派敵意。

與此相對立的，另一理論觀點則認為，國情咨文在本質上是一種有高度黨派化的政治語言。隨著政黨情感極化的加劇，總統在演說中往往強調政策分歧、批評對手黨的立場，並動員支持者的情緒。當菁英的修辭凸顯群體界線的差異時，會強化「內團體偏好」與「外團體敵意」，進而加劇情感極化。而媒體報導與對手即時回應，也會放大對立的框架，使演說成為政治競逐的象徵舞台。根據一些文本分析的資料，自20世紀末以來國情咨文中黨派語言顯著增加，跨黨派合作的修辭明顯下降。因此，當演說內容高度政治化時，其效果可能不僅無法整合社會，反而會加深敵意。

第三種理論觀點則強調現代媒體的碎片化與同溫層效應，在高度選擇性接觸的資訊結構下，民眾往往只接觸與自身立場一致的媒體內容，並以既有政治態度解讀訊息。因此，國情咨文的說服力受到顯著限制，支持者可能進一步強化對總統的好感，而反對者則以負面框架解讀演說內容，導致整體情感極化幾乎不受影響。

雖然現有研究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結論，但綜合上述三種不同因果路徑，可以顯示國情咨文對情感極化具有「條件性」的影響。當總統演說強調國家團結與共同外在威脅時，確實能暫時降低跨黨派敵意。然而，此效果通常受個人政黨認同強度與媒體接觸模式所調節。而且，其效果多在數週之內就會消退。其次，演說中的黨派語言與民眾敵意態度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因此，國情咨文並非自動具有整合或分裂效果，其影響取決於修辭內容、政治環境與媒體結構。

所以，賴清德總統未來的國情報告，若強調特定的國家認同，很可能強化政黨間的敵意，而非降低極化。若總統演說強調外部安全威脅、民主防衛與國家存續時，可能暫時會降低黨派敵意。其實，在台灣這種國家認同高度競爭，且媒體高度分化的民主體制中，類似美國的國情咨文較難發揮整合作用，反而可能成為政治正當性競逐與情感極化再生產的重要場域。如果總統強調外部威脅情境與民主基本價值，則可能出現短期去極化效果。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