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靈律師」屢有所聞 辯護權該如何行使 專家學者給建言
近年來，少數不肖律師與詐團勾結，在偵查中詐團成員辯護過程中，替詐團盯梢並將偵查中的重要訊息提供給詐團，阻擾檢方向上溯源、有效打擊犯罪，為了釐清偵查中辯護權內涵與行使範圍，全國律師聯合會、最高檢察署與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舉辦一場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參與，並提供具體建言。
刑事被告的訴訟防禦權中，辯護權是最為重要的關鍵，在公開審判階段，辯護權已有完整的規範，但偵查中因涉及偵查秘密與名譽保障等考量，辯護權的範圍與內容受有相當限制。
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肯定辯護人有在場陪訊、陳述意見及筆記等權利，但近年來一再發生少數辯護人將偵查中取得的卷證資料外洩供進行串證、滅證，遭檢察官起訴，因此有關偵查中辯護權內涵與行使範圍，必須加以釐清。
為此，全國律師聯合會、最高檢察署與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日前在台中地檢署舉辦一場研討會，由律師及檢察官從辯、檢觀點提出報告，並邀請學者、專家從學理與外國法制面向進行與談。
台中地檢署檢察官戴旻諺統計全國偵查案件發現，2017年4月16日，《刑事訴訟法》新增第33條之1，賦予辯護人於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得檢閱卷宗及證物，在此之前，律師涉犯《刑法》洩密罪遭起訴者6件，緩起訴1件，合計7件，但增訂後至今年3月5日止，律師涉犯洩密罪經起訴者27年，緩起訴11件，合計38件，較修法前大幅增加。
在分析這38件，案由為毒品、貪瀆等都僅在5件以下，但詐欺、組織、洗錢的案由合計即有20件，達52.6％，比例甚高」。另外以程序區分，起訴的27件中，於聲押閱卷後洩漏資訊者占55.3％最高，於陪同偵訊後洩密者占23.7％次之。以行為態樣區分，以影印或拍攝卷證而將資訊外洩者占63.2％最高，其次則為以口頭或抄寫等方式洩漏占36.8％。從這些數據可見修法後洩密的問題相當嚴重。
對此，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林志潔教授指出：「所謂偵查中之秘密，可參考《營業秘密法》的秘密保持命令，就其範圍、可接觸對象與保密期限等，訂出明確規範，避免違法。」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楊廼軒助理教授表示：「辯護權的範圍，應從被告權利保障角度出發，若辯護人需訪談證人或請求第三人協助以確認羈押事由及卷證內容是否正確，屬行使辯護權之正當手段，應予准許。偵查不公開的目的與正當性應個案判斷，若被告面臨羈押或已被實質限制人身自由時，更應保障其透過辯護人接觸證人或共犯等方式，維護程序的公平性。若要解決未受委任的律師與洩密問題，應從完善律師倫理與懲戒制度著手。」
律師張淵森表示：「依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3388號判決及台灣高等法院104年第1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秘密，指與國家政務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而言。因此，違反偵查不公開是否即構成洩密罪，應視該秘密是否與國家政務或事務具有利害關係而由國家所保有不得洩漏之公務秘密而言。」
律師柳國偉指出：「應落實實質有效辯護空間，在未有證據證明影響偵查程序情形下，不得因偵查程序的特殊性而以偵查不公開限制被告受實質辯護保障。偵查中的資料並非全屬偵查不公開範圍，在未有實際證據證明該秘密與國家政務或事務有利害影響者，不得逕認辯護人交付偵查中資料即成立刑法第132條第3項之洩密罪。」
對於各界所提的看法，法務部長鄭銘謙表示：劃出辯護權跟偵查的調和界限，將作為未來法制重要參考，法務部將秉持開放對話的合作精神，持續與司法院、律師團體及學術界攜手合作，落實人權保障。」
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李玲玲指出，被告防禦權的保障與偵查效能之間應如何拿捏，向為實務所關注，辯護人為瞭解釐清被告所主張事項，須進行相關核實，此是否觸及洩密？透過討論對話，必能促使更進一步相互理解。
檢察總長邢泰釗認為：「偵查中的資料當然並非全屬偵查不公開的範圍。律師有無涉及教唆偽證，重點在有無進行虛偽陳述；洩密罪是否成立，關鍵在有無違背職務而侵害法律保護的法益與妨害司法追訴。犯罪是否成立需要檢察官蒐證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