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外文摘：中共合法性在屠城那晚便已喪失

（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支聯會及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鄒幸彤被裁定煽動顛覆罪成，定罪依據是香港人在維園喊了三十年的那句口號——"結束一黨專政"。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何曉清在獨立媒體《追光者》發表文章《失民心者失天下：支聯會案》指出，三位國安法指定法官認定該口號等同於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但歷史事實並不支持這一推論：上世紀80年代末，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親手結束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卻並沒有推翻國民黨統治，相反，解除黨禁、報禁讓台灣走上民主化道路。

誰是真正的愛國者？

何曉清進一步指出這一判決的邏輯倒錯：中國憲法從未把自身政治體制描述為"一黨專政"，而是定義為"人民民主專政"。既然共產黨不承認自己一黨專政，支聯會所說要結束的也並非共產黨統治，那麼真正把中共統治指認為"一黨專政"的，恰恰是那三位法官。

沿著這條荒謬的思路繼續推演，作者寫道：支聯會相信憲法有可能被修改，這本身表明它對執政黨自我改良仍抱有信任；而法官們卻認定唯有推翻中共執政才可能結束一黨專政。換言之，判決所暴露的，是國安法法庭對這一執政黨自我修正能力的徹底不信任。

文章說，一個動用機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民眾的政權，其合法性在屠城那晚便已喪失，因此才需要掩蓋真相、修訂教科書，並禁止鄒幸彤在庭上使用"六四屠城"等字眼。作者引述支聯會創會者司徒華的話：真正的愛國者，愛的不是黨、領袖或政權，而是人民、傳統文化與土地山河。何曉清認為，歷史終將宣告支聯會、何俊仁、李卓人、鄒幸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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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可以在哪裡自由地閱讀？

在思想空間被不斷壓縮的語境下，海外中文書店成了另一種觀察對象。作者程楊陽（Yangyang Cheng） 在中國問題研究網站“中參館”發表文章，以從上海遷至華盛頓的季風書園為例指出，它已不只是一家銷售中文書籍的書店，而逐漸成為保存政治思想與民主想象的公共空間。

不過，程楊陽警惕把這個故事簡化為"中國壓制、美國自由"的二分。她認為，中國的發展早已打破"市場化自然帶來民主化"的假設，而季風自身的歷史恰恰體現了這一承諾為何落空：市場經濟曾為獨立書店打開空間，但資本同樣可以成為文化生產的新型約束。移民也並不意味著自動獲得自由——在新的國家，人們仍可能面對種族、身份與政治上的排斥。

文章介紹，季風負責人於淼在2026年的通訊中借用了捷克異見人士本達（Václav Benda）的"平行城邦"概念：不是簡單的地下抵抗組織，而是在官方體系之外建立教育、學術、信息、經濟與政治生活的替代性結構。哈維爾後來支持這類平行結構，但強調它不能被理解為逃避社會，而應是一種深化個人對整體社會之責任的行動。

"不統"只是通往"統"的必經路徑？

台灣“鏡報”發表文章《粉碎"不統而統"三段論——這是北京的侵略與詐術》，作者葉珈君指出，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朱衛東提出的"不統而統"論述，以及把統一進程細分為"戰略准備、戰略相持、戰略決勝"的"統一三段論"，是近年頗具代表性的中共官方論述，表面上兼顧柔性鋪陳與剛性施壓，實則暴露出單邊擴張的邏輯。

作者認為這套說法首先在邏輯上無法自圓其說。對台灣民意而言，"維持現狀"或"不統、不武、不獨"是基於對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珍惜；但在"不統而統"的框架裡，"不統"被曲解為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過渡手段。若終點早已被單方面設定為"統"，那麼過程中的一切柔性訴求都只是逼迫就範的包裝。

文章批評"三段論"字裡行間充斥宏大歷史敘事，卻唯獨遺漏了2300萬台灣人民的意志。民主的核心價值在於人民有說不的權利，而透過"戰略相持"消磨台灣主體性、再以"戰略決勝"完成政治收編的理論，本質上是剝奪人民自決權的極權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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