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條線─洪財隆專欄：「台灣病」說對了什麼
前不久《經濟學人》的「台灣病」封面故事，談台灣央行長期壓低新台幣匯率的後遺症，固然有些反省聲音，卻也引發不小反彈。遠來的和尚未必會念經，靠著我們的勤奮努力和優越技術，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局面，為什麼偏要說台灣經濟發展失衡、甚至冠上台灣病？
其實，《經濟學人》最擅長的是「市場規訓」，也就是哪邊有政策扭曲，終究會在其他地方付出代價或自食惡果。即使這套模式（低匯率、強出口、積外匯）在台灣內部普受支持也是如此。經我稍加詮釋，三大重點如下：
──雖然並非唯一原因，但的確助燃房地產飆漲。台灣經濟「不動產化」，經濟成長果實泰半化為高房價資產。許許多多有房的人大半生負擔房貸，以致排擠其他家計支出，而買不起房的人則心生怨嘆。
──消費率異常偏低且持續下跌。根源於人均GDP或生產力提升幅度，遠遠大過薪資成長。併發內需不振（以致更加依賴對外出口）與所得分配不均惡化。
──壽險業的資產（投資美債）負債（吸收國內保單）不同幣值，且未完全避險恐釀金融危機。加上央行外匯孳息收入日益成為政府歲入預算來源，凡此都會改變央行行為誘因，進而鞏固「阻升不阻貶」的單向匯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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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罷，這些判斷主要仍聚焦在經濟政策本身。就匯率問題來說，儘管只有升貶兩個方向，看似單純卻藏有不少玄機，更有很多有趣故事。此外，台灣畢竟也是國際經貿社會的一員，如果我們能敞開心胸，稍稍嘗試同理「外人」關切何在，或理解（至少意識到）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如何運作和維持，說不定也能因此看到不一樣的政策景觀。
從過往經驗來看，匯率操縱國（或嫌疑犯）的行為，在什麼情況下比較可能會被容忍？我這裡有兩個答案，就經濟發展階段而言是開發中國家，另就時機方面來講則在強勢美元時期。這怎麼說呢？
開發中國家依定義就是經濟發展條件較差，而且對外影響相對有限，即使他們為了多出口而低估本國匯率，問題通常也不會太大。但包括台灣在內，如果一個經濟發展已經相當不錯的國家，還想繼續沿用過去避免本國貨幣升值的招式來促進出口，更容易坐實美國財政部針對「匯率操縱國」的指控，亦即藉此不公平貿易行為，在國際市場取得競爭優勢。
這有點類似鼎鼎大名的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Joan Robinson, 1903-1983），早年所批判的「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r）經濟政策。亦即透過匯率貶值來轉嫁自己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成功的前題則需要神不知、鬼不覺，他國沒有從事競爭性貶值。
另外，歷史經驗顯示，美元強弱和美國經濟表現密切相關。在美國經濟好的時候，美元就強，當美國經濟不佳時，美元就弱。而在美元強勢時，意謂著其他國家的貨幣相對走貶。
這些貨幣走貶國家的央行即使要干預匯市，主要也是出於拉抬或阻貶本國貨幣價值的動機，以避免其貨幣被投機客攻擊，進一步造成貨幣或金融危機。一方面是情有可原，另一方面則是這種情況下的匯市干預（本國央行必須去外匯市場賣美元，透過壓低美元來拉抬或阻貶本國貨幣），很容易耗盡這些國家原本有限的外匯。因此，美國抓匯率操縱的力道也就毋須太強，而這段期間美國所公布的匯率政策報告書，往往也就不會獲得太大注意。
台灣央行被指疑似干預或操縱匯率。（取自中央銀行臉書）
相反的，目前美元正處於弱勢階段，所以《經濟學人》最近重提新台幣匯率被低估這個話題，就會特別敏感。今年以來，美元呈現弱勢則和川普2.0紛紛擾擾的關稅政策，以及美國國會通過鉅額赤字預算息息相關。當投資人對美元信心減弱，美元於是走貶，其他國家的貨幣相對於美元大致就會升值。此時，如果這些國家的貨幣應漲而未漲，就極有可能是因為其央行干預或操縱匯率。
更重要的是，相較於各國央行阻貶的任務艱鉅（將流失外匯），阻升則輕鬆多了。為什麼呢？因為阻升的操作是拿本國貨幣去外匯市場購買外匯，而本國貨幣依法按理可無限供應。只是長期這樣做，國內經濟必須付出代價，一如《經濟學人》對台灣的診斷。
以上所言乃根據學理分析，至於現實狀況如何仍需考慮各國差異。但不管如何，由於台灣已是富裕國家，加上美元現在正處弱勢，所以新台幣匯率疑似被刻意壓低，就容易被盯上。就在《經濟學人》此期封面專題出刊後不久，台美雙方即針對匯率問題發布聯合聲明，不僅強化央行匯率決策的資訊透明度，同時也強調干預準則和自我約束，可說其來有自。
即使匯率只有上下兩個方面，但因為干預或調整過程充滿不對稱性，確實有點難度，希望大家看到現在還沒有暈頭轉向。熟悉當代國際金融史的人應該都知道二戰結束前夕，就在美英兩國積極擘畫戰後國際經濟秩序和貨幣體系的時刻，有一宗相當著名的公案。其實也就是當時代表貿易順差國和債權人的美國，以及代表貿易逆差國和債務人的英國，針對國際間一旦出現貿易失衡時，究竟誰該承擔較大的調整責任，出現利益衝突。
各自站在維護國家利益的立場，美國力主應完全由貿易逆差國來承擔此一調整責任，例如透過貿易逆差國的貨幣有序貶值來達成（並搭配國內減少支出或減緩經濟活動）；英國則主張應由貿易順差和逆差國共同承擔，作法不外乎在貿易逆差國的貨幣貶值同時，貿易順差國的貨幣也應部分升值（並搭配國內增加支出）──但如無其他設計，要貿易順差國的貨幣自願升值，實際上非常困難，看看我們台灣自己的例子可知一二。此即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根本矛盾之一，另一個矛盾則是美元此一個別主權國家貨幣，後來被當成國際儲備貨幣。
當時大西洋兩岸的主談人分別為英國的凱因斯（J.M. Keynes, 1883-1946）和美國的懷特（H.D. White, 1892-1948）。不難想像，雖然凱因斯當時已是享譽全球的巨星經濟學家，但最後仍是由國力正如日中天的美國勝出。尤其是在如何處理國際間經濟失衡時的調整責任歸屬這一塊，制度設計思維主要都反映當時美國作為貿易出超國和債權國的利益和立場。
然而形移勢轉，如今美國早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和債務國。而川普對和美國雙邊貿易享有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發動關稅戰，如從國際貨幣體系的運作和維繫的角度來看，不也和這種貿易失衡時調整責任歸屬的失靈有關？
看來凱因斯確實是個偉大的先知。難怪當年美英談判時，愛戲謔的英國人會自我解嘲：美國人有錢袋，但我們英國人有腦袋。
※作者為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2017年─2025年），奧地利茵斯布魯克（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德國曼海姆（Mannheim）大學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畢業、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台北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兼任助理教授等職。著有《壓力下的優雅：喚醒以人為本的台灣經濟》、《隱藏的說客：一名經濟學家與台灣經濟安全、公平、成長的探索之旅》、《邊緣戰略：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等書，翻譯《克魯曼驚奇》。興趣包含：桌球、西洋棋、脫口秀研究、聽中島美雪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