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地獄2】假釋潛規則　人脈、身家、信耶穌

**「2014年台北監獄有個50幾歲的受刑人，趁著在工廠時拿剪刀往心臟刺3刀。」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教誨師王先生描述著。事後發現，該名50多歲的受刑人刑期長達39年，且不得聲請假釋，處境與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中劫獄的6名受刑人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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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裡，絕望是個比較級，濃縮在最極端的案例中迸裂。出不去的受刑人劫獄、自殘，反映出監所內最無望的一群人的狀態；對多數還出得去的受刑人而言，有盼頭便還能吞下苦頭，但監所內充斥人治色彩濃厚的遊戲規則，一再加重了無望與不確定性，讓人瘋狂，更提高監所管理的風險。

「自由」是唯一的懸念，假釋准否，因此牽動著受刑人的絕望感。目前法規明定，假釋得透過「累進處遇」制度，以分數檢視受刑人狀況。甫入監的受刑人是第四級，若無違規，約每3個月，就可以加0.1分，分數到了就可晉級。第二級受刑人可以聲請假釋，第一級則由監所主動提報假釋。

規定看似嚴謹，實則紊亂。才剛假釋出獄的阿力（化名）埋怨：「分數到了卻不能假釋的也很多啊。靠關係去喬的才出得去啦。」

受刑人感覺假釋規範標準不一，其來有自。未有「假釋案件審核參考基準」前，假釋准否的依據，「是主管一件一件喊價，告訴教誨師：吸毒的，刑期坐滿6成就讓他走；性侵的，萬一出去再犯會害我們上新聞，所以得刑期坐滿9成才能給他假釋。」在監所任職數多年，負責受刑人教化的王先生解釋道。

沒有規則的假釋遊戲

教誨師的工作之一，便是按月替受刑人提報假釋，因此假釋裡的潛規則，王先生尤其熟悉，「教誨師大多會拿捏著主管的意思，來判斷給不給受刑人假釋。但不同監所的主管各有心證，導致同樣刑期罪責的受刑人，在不同監所面臨不同待遇。」

即便有了參考基準後，教誨師各自心裡的那把尺仍在，頂多以「家人是否常常來探望？」、「家庭支持度高低？」、「是否累犯？」作為搭配判準。但監所人力太過懸殊，一位教誨師往往要面對300名受刑人，每個月又約有1成的人得提報假釋，如此大的工作量讓教誨師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受刑人的狀況。

「雖然有外部委員組成的『假釋審查委員會』，但委員對受刑人狀況更陌生，大多是看教誨師準備的資料來判斷。」王先生說，委員會淪為書面審查，實際上教誨師認定可通過假釋的受刑人，委員會8成都會接受，教誨師的意志幾乎主導了假釋准否。

不僅如此，駁回假釋的理由也千奇百怪，民間司改會專案研究員林瑋婷經手不少申訴案，像是受刑人的假釋駁回理由載明：「未與受害人達成和解」。「可如果是法院已經判賠的，本就沒有『和解』的問題。監所卻反過來以這作為駁回假釋的理由，相當矛盾呀。」

而有時假釋駁回，則是報復。曾有黑道老大早已符合假釋條件，屢屢聲請卻是次次遭駁回。監所管理員私下透露，這是因為黑道老大當年曾經逃脫成功，讓一干高官升遷無望。「現落在他們手裡，當然不能讓他好過。」

相較一般人活得心驚肉跳，有錢有權者，在監所照樣能使鬼推磨。如2014年底台北監獄爆發東森集團前總裁王令麟涉嫌行賄典獄長等人，就暴露出政商關係良好的受刑人，仍能在監所運作其影響力。在中部監所工作的阿德（化名）也曾目睹做了1、20年調查員（職級在教誨師之上），面談新收的受刑人時總會細細盤問身家，若是身家背景略有權勢者，調查員便會對他們好些。

王先生笑說，每個月「假釋審查委員會」前，監所內部會先有一場會前會，討論當月可通過假釋聲請的受刑人，「有時主管會暗示，『那個某某也放進去』，大家就知道了。」

至於沒有背景的一般人，只好靠監所內小道耳語爭取機遇，「像我們那邊很多人會受洗。」阿偉邊說邊竊笑，監所裡流傳某個基督教背景的教誨志工也是審查委員之一，受刑人為了搏他青睞，紛紛跑去找他受洗，盼能因此在審查會裡被打上一個勾。

遊戲規則紊亂，「這不是在玩我們嗎？」坐過三次牢的黑金城沒好氣地說。一名在監所任職逾10年的管理員也直指，假釋的功能在於提供誘因，使受刑人配合管理與教誨，若每個受刑人進監時便能推算何時得以假釋，一方面能讓他藉此約束自己行為，二方面可以安排假釋後的社會復歸期程。但把假釋作為「恩給」的概念仍深植在矯正機關腦子裡，而未制度化並加強其功能，反而導致受刑人心情浮動，更增添管理上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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