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瑟致專欄》中共新出入境管理辦法即將上路 民眾潤出中國是全球必須面對的問題

中國將於9月15日正式施行新版出入境管理規定，中共強化國家邊境管理的主因，恐怕是愈來愈擔心人民「走出去」，必須透過擴大限制出境、秘密邊控與數位設備查驗等方式阻止人民離開，看待中共出境管制措施的問題，那就不再只是「誰不能出國」，而是「為什麼愈來愈多人想要離開中國」。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新規當然直接提高國人赴中的人身安全與法律風險，尤其新規將國家安全、產業安全、技術安全、出口管制等概念納入限制出境的範圍，且在特定情況下可以不事先通知當事人，甚至透過地方公安執行限制出境，加上手機、電腦、通訊軟體及雲端資料可能受到查驗，這意味著中國的出入境管理已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邊境管理，而逐漸成為國家安全體系向個人生活延伸的重要工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套制度的影響並不只在台灣人「進得去、出不來」的風險，而是中國人民本身可能面臨「想出去、卻出不去」的問題，而這是值得國際社會警戒之處。

從「管控國門」到「防止潤出」：中共真正害怕的是人民離開

中國近年經濟情勢持續承受壓力，消費疲弱、青年就業困難、房地產市場低迷、地方財政困境等問題彼此交織；另一方面，美中科技競爭與全球供應鏈去風險化，也讓中國過去依靠外資、技術與全球化所形成的發展模式面臨新的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最值得中共警惕的，未必只是資金外流，而是「人才外流」。

高科技人才、專業人士、知識分子、高收入階級，以及具有國際移動能力的中國人，一旦開始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前景失去信心，便可能選擇離開；然而，這對一個高度依賴國家控制人才、資本與資訊流動的威權政體而言，中共的認知不是單純的人口移動，而可能被視為對政權穩定與國家競爭力的雙重挑戰。

因此，看待中國的新出入境管理規定，不能只從「政府管理」的角度理解，更應放在中共近年不斷強化「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脈絡中去觀察；換言之，當中共將產業安全、技術安全、國家安全視為限制人民出境的理由，民眾是否能夠自由離開中國，實際上已經不再單純是個人旅行自由，而與國家權力如何界定「不可以離開」密切相關。

尤其是中共採取「秘密邊控」的作法，更值得民主國家高度重視，中國執法人員在認定提前通知會妨礙工作的情況下，可以不告知當事人便限制其出境，中國民眾甚至可能在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列管的情況下，於機場才發現自己已經失去離境的自由，這種制度所形成的寒蟬效應，將使更多人不敢表達意見、不敢接觸敏感議題，也不敢嘗試離開中國。

近期中國人權律師王夏紅一家抵台尋求協助的事件，更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觀察窗口。王律師因替中國宗教團體及相關人士提供法律協助，長期承受中國官方壓力，最後在經由台灣轉機時改變原定行程，選擇暫留台灣尋求協助，這起事件除了凸顯中共對宗教、律師、人權工作者及公民社會的監控常態，更可以發現中國社會面對政治壓力時，已有將「離開」視為自我保護手段的具體呈現，這也就是所謂「潤出」(Run)的現象。

說白了，在中國所謂「潤」並不是單純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可能是當一個人認為留下來的風險已經高於離開的成本時，所做出不得不的選擇。過去中國民眾移民海外，可能主要考量教育、工作與生活品質；如今，政治風險、言論自由、司法保障與個人安全，也逐漸成為中國民眾選擇離開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共愈是限制人民出境，反而愈凸顯其真正擔心的是人民對國內環境失去信心。

「潤出中國」恐成全球性問題：台灣必須從個案應變走向制度準備

如果說王夏紅律師「潤出中國」是個案，那麼可以進一步觀察的是，這會不會是下一波中國民眾尋求離開中國的開始，且形成持續發生的現象呢？答案恐怕不能過度樂觀。

當中國政治控制、社會管制與經濟不確定性同步升高，未來試圖離開中國的人，很可能不會只有人權律師或宗教人士，也可能包括企業家、工程師、科技人才、學者、醫師、金融專業人士，甚至只是希望為自己與下一代尋找更安全生活環境的一般家庭；換言之，「潤出中國」可能逐漸從個人選擇，轉變為國際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人口、人權與安全議題。

對台灣而言，這不應該只是外交或人道問題，而必須提升到國家安全與移民治理的層次來思考。

首先，台灣應建立「中國人權與人道案件跨部會應變機制」，目前中國籍人士在台灣機場臨時尋求協助，往往涉及陸委會、外交、移民、警政、國安以及社福等不同體系，未來若類似案件增加，恐怕不能僅透過臨時性協調的方式來因應。換言之，我政府應建立明確的通報、安置、法律協助、身分審查與後續轉介流程，讓第一線機關知道遇到案件時「誰負責、怎麼處理、多久決定」。

第二，我政府也需要建構「人道安置與安全審查雙軌制」，人道救援與國家安全不是二選一，對於聲稱遭受政治迫害、宗教壓迫或人權侵害而尋求協助者，台灣應該先確保其基本人身安全，再進行必要的身分及安全審查；而針對確有迫害風險者，則應建立臨時安置與法律協助制度，必要時協助其轉往第三國，而這既符合民主社會的人道價值，也能避免個案完全落入行政灰色地帶。

第三，台灣需要強化「中國高風險出境個案資料與趨勢評估」，真正重要的不是等事件發生後才處理，而是超前掌握中國出境管制正在發生什麼變化，例如哪些職業開始成為限制出境的主要對象？哪些宗教、律師、學術或科技群體受到更大壓力？中國是否出現特定產業人才大量尋求海外安置的趨勢？這些資料都可以成為台灣研判中國內部政治、社會與經濟變化的重要指標。

第四，台灣應主動與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及歐洲等民主國家建立「中國人道安置協調機制」，如果未來真的出現一波中國民眾尋求離境，台灣可以把自己定位為區域重要的第一線人道處理節點，與理念相近國家建立個案轉介、第三國安置、法律援助與資訊共享機制，如此一來，既能維護人道原則，也能避免個別國家因案件大量增加而陷入被動。

第五，對於真正受到政治迫害、同時具備重要專業能力的中國人才，台灣更應該思考如何擬定「人才安全」的對策。中國如果因政治控制與出境限制而爆發人才外流，台灣可以在國家安全與人權審查的前提下，思考如何讓具有專業能力人才進行安置，特別是半導體、人工智慧、生技醫療、資通訊等領域，台灣對人才吸納的考量，同時搭配透明、嚴謹的國安審查機制，平衡人才政策與國家安全的判斷。

傳統談「中國風險」會聚焦於軍事威脅、認知戰、經濟依賴與統戰滲透，未來還必須考量中國內部人口外流與人道壓力可能形成的跨國效應。因此，中國新的出入境管理辦法即將上路，台灣不只要關注國人赴中的風險，同時也要審慎觀察中國民眾「潤出」中國的現象，而這也會是國際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作者》吳瑟致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台灣智庫諮詢委員、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海基會無給職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