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巨頭用裁員換GPU、用監管卡位：AI軍備競賽，正在對新創和民意關門
根據《衛報》的報導，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在GTC大會上預言，公司營收將在2028年達到1兆美元；為了支撐龐大的 AI 基礎設施開銷與一個「曼哈頓大小」的資料中心，Meta 考慮裁減高達 20% 的員工，連執行長Mark Zuckerberg都在開發 AI 代理人來幫自己做 CEO 的工作。
矽谷巨頭對AI顯得相當狂熱，不過《衛報》卻引述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一項有趣的民調數據：65%的美國人根本沒有在工作中使用 AI，而且民眾認為美國兩大主要政黨在監管 AI 方面都做得非常糟糕。
那該怎麼辦？根據非營利組織《Human Rights Research Center》的觀察，過去矽谷長期被視為主張擁抱多元平權、勞工權益、反壟斷監管與加徵富豪稅的進步派與民主黨的鐵票倉，現在卻出現了變化：部分巨頭選擇與政府體制合作，另一批則愈來愈傾向以科技力量繞過、甚至取代既有的民主制度。
PayPal黑手黨的決裂，引發自由派與顛覆派的路線之爭
簡單來說，當前的矽谷已經分裂為兩大陣營：一方是主張與現有政府體制合作的「自由派」，代表者如Google、微軟與OpenAI；另一方則是將現代民主國家視為「過時作業系統」、亟欲徹底重開機的「自由意志主義顛覆者」，以特斯拉與SpaceX執行長Elon Musk、Palantir共同創辦人Peter Thiel為首。
先來看看與政府合作的「自由派」有誰。
根據聯邦政府科技媒體《FedScoop》2025年8月的報導，美國聯邦總務署（GSA）宣布的一項全政府級別的採購合約中，正式將 OpenAI 的 ChatGPT、Google 的 Gemini 以及 Anthropic 的 Claude 納入政府採購清單，讓這三家公司的產品能以更便捷的途徑，全面滲透進聯邦與地方政府的日常運作中。這三家公司之所以能與政府保持如此緊密的「共生關係」，關鍵在於他們高舉「安全與負責」的大旗。
然而，這種共生關係並非沒有爭議。圍繞著這些 AI 公司應如何與政府互動的問題，LinkedIn 共同創辦人 Reid Hoffman 與川普政府 AI 與加密貨幣政策顧問 David Sacks 在社群平台上爆發了激烈的公開衝突，引爆點正是 AI 新創 Anthropic。
2026 年初，美國國防部終止了與 Anthropic 的 2 億美元合約，並要求所有軍事承包商停止使用其產品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因為Anthropic 拒絕讓政府無限制使用其 AI 技術，堅持不允許將 Claude 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或全自動武器系統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國防部隨後將 Anthropic 列為「供應鏈風險」，這是美國史上首次將此標籤用於本國企業。
根據《Tekedia》的報導，身為微軟董事會成員的Reid Hoffman代表了建制派的立場，他公開力挺 Anthropic，認為該公司（連同微軟、Google 等）正試圖以正確、安全的方式部署 AI，Reid Hoffman直言，「在所有產業中，特別是在 AI 領域，支持『好人』是很重要的。」儘管，並沒有人能完全說清楚「好人」的定義。
這也是這種道德呼籲受到矽谷同業質疑的原因。
David Sacks就是其中一個聲音。他痛批 Anthropic 根本是在散佈恐懼，並企圖以「掌控監管大全」作為主要的護城河，認為這將扼殺整個新創生態系，將直接掐死缺乏資源的中小型新創公司，讓市場完美鎖死在少數幾家科技寡頭手中。
這顯示矽谷的分裂已經檯面化，且直接牽涉到最核心的商業利益。
科技右派為何反撲？
那為何Elon Musk、Peter Thiel等矽谷許多科技巨頭會在此刻大規模向右傾斜？原因包含政府的課稅政策、進步焦慮和意識型態限制等等。
拜登政府任內對反壟斷的嚴厲執法、提議對超級富豪開徵未實現資本利得稅，是引爆科技巨頭強烈反彈的重要導火線。當時的政府對 Amazon、Google 等大型科技公司發起了嚴厲的反壟斷訴訟，還提議對超級富豪（如科技大亨們）開徵「未實現資本利得稅」，同時對加密貨幣及 AI 實施強烈打擊與監管。相較之下，川普（Donald Trump）承諾提供減稅、去管制化，以及對企業友善的政策（例如放寬影響資料中心的環境法規、限制反壟斷執法），這些政策能帶來巨大的經濟誘因，促使科技巨頭與共和黨找到共同利益。
進步焦慮方面， Peter Thiel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位。《The Economic Times》的報導指出，Peter Thiel提出「科技停滯論」，認為自1970年代以來，除了電腦與軟體領域外，人類在能源、生技與交通上的創新幾乎全面停擺，Palantir執行長Alex Karp亦曾公開批評矽谷一代沉溺於開發消費軟體、迴避國家重大挑戰，與Peter Thiel的憂慮一脈相承。
在矽谷右派的論述框架中，意識型態限制，指的則是近年盛行的「多元、平等與包容」（DEI）政策。矽谷右派認為，DEI政策已經成為扼殺創新的枷鎖，為了突破這個被他們視為停滯的困境，科技大廠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反撲。例如，Google、Meta 與 Amazon 等巨頭大舉縮減或取消 DEI 相關的計畫與人員編制，Meta甚至為了將錢挪用至AI用的資料中心，而想要大幅縮減過去矽谷賴以為生的「人才支出」。根據《CBS News》報導，知名創投 a16z 的創辦人 Marc Andreessen 與 Ben Horowitz 一反過去常態，倒戈支持川普。
另外，根據非營利組織《Human Rights Research Center》（HRRC） 所發布的報告〈Big Tech's Shift to the Right〉，馬斯克更是透過其政治行動委員會（America PAC）與信託，為川普陣營挹注了近 2.6 億美元的驚人資金。
在這些科技菁英眼中，他們還是想改變世界，可是不只是以商業與創新的角度，而是用科技體系來取代傳統的國家機器。
矽谷資本深入國防與執法，民主監督機制面臨挑戰
這種以科技滲透國家機器的趨勢，在國防領域體現得相當直接。
舉例來說，由執行長陳嘉興（Garry Tan）領導的知名加速器Y Combinator，官方公告在2024年首次投資國防領域的新創，當時投資了飛彈製造商Ares Industries。這對一個以孵化消費軟體與 SaaS 新創聞名的機構而言，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路線轉變。陳嘉興本人曾公開表態支持去管制化與小政府立場，此次投資決策被部分觀察者視為矽谷創投圈向國防科技靠攏的又一佐證。
其中規模最大、與政府機構嵌合最深的，是 Palantir 與國防科技公司 Anduril（後者由Oculus VR創辦人Palmer Luckey創辦）。Palmer Luckey因公開支持川普、批評矽谷左派文化而遭 Facebook 解雇，其後創立 Anduril 的過程本身即是矽谷右轉敘事的縮影。這些私有技術正深度嵌入美國國防部與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等核心機構，使其運作脫離傳統民主機制的監督。
Palantir 執行長Alex Karp更是在新書《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念與西方未來——Palantir 帕蘭泰爾的思想起源》中直言，矽谷一整個世代都沉溺於開發外送 App 或照片分享軟體來滿足消費者的原始慾望，卻拋棄了為國家解決重大挑戰的責任。
這場矽谷內戰，本質上是一場決定未來社會形態的權力重組。矽谷科技巨頭們的影響已不限於商業和民生，而是從各方面試圖影響未來社會的運作方式，而且不同於政治人物，這些科技大佬不用做民調、不用特別討好特定群體，而是直接以產品與資本，決定未來社會的治理形態——無論選民是否同意。
資料來源：Human Rights Research Center、FedScoop、Big Think、Economic Times、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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