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文化大革命：以暴動、吸毒、性解放改造社會秩序

反對戰爭、追求和平，在列國、歷代都是常見的觀點，反對越戰也在情理之中──反越戰觀點的表達從來都受到美國憲法的保障。但是，將反對美國政府的某一項戰爭決策擴大到反社會、反美國的憲制乃至使用暴力推翻美國政府，以反越戰為藉口掀起一場「文化革命」乃至暴力革命，就是將反戰運動導向歧途。

二十世紀六○年代後期，在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出現了狂飆突進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運動和環保運動，這些浪潮共同形成一場「文化革命」──僅比毛澤東在中國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晚兩年。兩者有一字之差，產生的背景和運行的方式不同，精神源頭卻有相通之處。美國左翼學者理查．沃林（Richard Wolin）認為，毛主義在西方的流行伴隨著第三世界主義的迷戀。畢竟，中國──「天空的另一半」──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國家。毛成功地向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以農民階級的中心角色為基礎的革命模式，這種模式似乎適合全球反殖民鬥爭的時代。不久，中國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吸引力通過古巴和越南與美國的對抗而被放大。

在評論家約瑟夫．艾普斯坦看來，一九六○年代代表一種摧殘文化、不可理喻的性氾濫與政治爆炸：「六○年代就像是一波席捲全美的海嘯。浪潮可能已經開始退卻，但所過之處的海洋，觸目盡是破碎玻璃、動物屍體和各式各樣的垃圾。」《新標準》雜誌評論說：「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場針對心智的陰狠攻擊的餘波之中，該場攻擊是六○年代激進運動最令人厭惡的特徵之一。其對文化生活的影響一直持續著，而且演發成巨大的災難。可能要結合吉朋和托克維爾的天分，才能說得盡整個卑劣的故事。不過，並不需要天縱奇才，也能認知到如此悖違理智所造成的一些惡果。」

一九六八年，《時代週刊》所說的「內部異見病毒」蔓延到很多城市。一首歌唱到：「暴風雨就要來了。」這一年是轉折點，這一年將被證明是美國歷史上最令人沮喪的一年。詹森不再競選連任、馬丁．路德．金恩和羅伯．甘迺迪遇刺、芝加哥暴亂……這一年集中體現了整個六○年代動蕩的全部故事。同樣是在這一年，學運也席捲了歐洲。

在評論家約瑟夫．艾普斯坦看來，1960年代的美國代表了一種摧殘文化、不可理喻的性氾濫與政治爆炸。（維基百科）

一九六八年伊始，大多數美國城市都在備戰──建造軍火庫。在底特律，由於四十三人死於前一年的種族騷亂，警方囤積催淚瓦斯和防毒面罩，請求配備重型武器。

一月，隨著假期結束、學生返校，全美各地大學成為戰場。數十年來，高等學府一直是知識分子和文化避風港的象徵。但現在，大學被看成權勢集團的堡壘。激進團體發誓要接管校園的權力。反叛的大學生們首先反對的是「學校當局」，他們把學校看作美國政府的化身、是宣傳和維護美國現行政策和價值觀的重要喉舌和機構。

這一年的第一個星期，共有五人被指控共謀向年輕人提供違反徵兵法的建議。其中包括作家兼兒科醫生班傑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他公開說希望十萬、二十萬，甚至五十萬青年拒絕應召入伍，或在部隊中拒絕服從命令。他的《嬰兒與兒童教育》一書銷量巨大，「垮掉」的一代是以他倡導的「開放」（實際上是「放任」）教育培養出來的。還有一位被指控者是耶魯大學的牧師小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 Coffin）──他就是小威廉．巴克利批判過的極左派牧師。

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日裔校長早川一會清晰地意識到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的本質：

真正的問題不是暴力，而是以激進為方向的對學術自由的攻擊……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傲慢的菁英學生運動的崛起，這些運動的絕大部分成員來自富有家庭，讀著時髦、昂貴的大學。實際上，在美國，我們正開始經歷不發達國家已經發生過的一切，大學生認為他們是菁英，改進一大部分飽受貧困之苦、沒有文化的農民的處境是他們的使命，並且，在必要的時候，起來反抗現有制度並推翻它。

春節學期剛剛開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就發起運動，質問校方對越戰的態度。哥大校長格雷森．柯克為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用辯護。學生們在給柯克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這些年輕人使你心驚膽戰。我們說，這個社會垮掉了。你和你們的資本主義是社會的病根。……你要的是社會安定和服從領導；而我們則要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

當哥大新建的體育館專為黑人學生出入開了一道便門時，學生們對校方的種族主義政策表示強烈不滿。激進學生領袖馬克．拉德帶領一群學生占領校長辦公室，撕毀校方儲存的研究報告和論文。馬克．拉德坐在校長的桌子旁接受採訪，自得地吸著雪茄。校長格雷森．柯克（Grayson L.Kirk）譴責說：「我們的年輕人，其數量之多令人不安，他們似乎拒斥任何來源和任何形式的權威，他們藏身於狂暴和幼稚的虛無主義，而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破壞。現在的代際鴻溝，比我所知道的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驚人，或者更具有潛在的危險性。」

到了春天，大學中的遊行示威司空見慣，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康乃爾大學、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學等，都相繼爆發學生運動，矛頭直指校方在越戰和種族問題上的立場。

一個月中會有三十所大學發生此類事件，甚至連高中和初中學生也參與其中。在紐約布魯克林區，貝德福德─斯泰沃森特區二五八初中的數百名八年級學生聚集在大廳，占領教室，故意觸發火警，向校方要求更好的伙食和更多的舞會。

一九六八年末，宣揚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的激進青年組織「青年國際黨」成立，艾比．霍夫曼是其核心人物。正是該組織讓「雅痞」（Yippies）一詞從驚歎詞變成首字母縮略詞，其靈感來源於整晚吸食大麻。霍夫曼向警方解釋說：「我們就在那兒，全都飄飄欲仙，在地板上打滾。」

「吸一口飄飄欲仙，輟學讓你擺脫煩惱」是六○年代學生運動中最膾炙人口的的口號。在六、七○年代，反戰成了年輕一代人自我放縱的理由。整整一代年輕人，尚未摧毀美國社會，自己先「垮掉」了。他們在性、毒品、暴力和搖滾樂中揮霍青春、戕害自己，並以此為樂、以此為榮。

當大學生開始吸食大麻時，海洛因像瘟疫一樣席捲貧民區。吸毒和犯罪將貧民區變成令人毛骨悚然的無政府狀態：年僅十三歲的毒品販子趾高氣揚地挎著自動武器在大街上行走。美國某些大城市的貧民區，並不比索馬利亞的摩加迪休更安全。

「垮掉」的生活絕非常態──人們應當有一種正確的、健全的生活，這種生活應當符合人類的本質，發揮個體乃至全人類追求自由、尊嚴、歡樂的潛力。好的文化與教育應當傳達這樣的觀念：維護社會秩序、講究個人責任、抑制肉慾膨脹、保持適度清醒、照顧家庭、撫育子女、對人真摯誠實、追求法律允許下的自由。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積蓄幾年的反戰情緒爆發為全國範圍的反戰示威遊行。這是反戰運動的高潮。全國各地有超過兩百萬人參加了有組織的「暫停越戰日」活動。主辦方在華盛頓動員二十五萬名示威者參加。尼克森當律師時的合作夥伴、現任總檢察長約翰．米契爾從陽台上望去，感覺「就像是俄國革命」。

民主黨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Fulbright）在一場聽證會的開場白中指出，美國正在目睹其年輕人的「精神反叛」，因為「美國已經背叛了傳統的價值觀」。然而，富布賴特將事實弄反了，年輕一代的反抗，不是要捍衛美國傳統的價值觀，而是要將其徹底顛覆和摧毀。對於激進學生來說，現狀不值得捍衛，他們是破壞性的一代。他們敵視美國，相信美國的問題癥結在於制度，所需要的不是修修補補，必須推翻重來。曾經做過革命派的民主黨政治人物湯姆．海頓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們自己就受到我們致力於消除的許多社會病的感染。我們本想建立一個新世界，最終卻在十年時間裡自我摧毀了。」

在大學、司法界、新聞界、基金會、教會等菁英組織的領導下，美國文化經歷了一場革命，從而改變了某些最基本的理念和價值觀。「文化革命」的倡導者和實施者是一群左派菁英分子，包括輿論製造者、政策制定者和神話編撰者，即律師、法官、教授、政治官員、記者、作者、電影廠和電視台老闆、牧師等等。這場「文化革命」的動力來自人們普遍存在的對整個美國社會和道德秩序的不信任，以及民權運動和越戰帶來的種種不幸。人們對新的價值觀進行了大量實踐，比如降低打擊犯罪的力度、放鬆福利政策、迅速進行性觀念的革命、把大學變成新文化的研究場所。「文化革命」不僅向窮人傳達有關性和毒品的錯誤資訊，還影響到美國體制的核心──大學、法律、公共學校、福利制度、精神病院等，進而從具體的方方面面影響人的生活。

這場「文化革命」破壞了美國傳統的價值體系，「垮掉」的不僅僅是那一代人，而且是此後的幾代人。歷史學家威廉．奧尼爾指出，六○年代的美國已「分崩離析」，價值體系失去支撐中心，社會結構缺少凝聚力量。不斷惡化的種族矛盾、貧富懸殊、暴力犯罪、毒品氾濫、未婚生育、福利依賴等社會問題困擾著美國社會。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社會環境的惡化是傳統道德和價值觀的衰落所致，社會問題就是道德問題或價值觀問題，美國正在經歷一場道德危機。

美國無政府主義者曾在2008 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發起抗議活動。（維基百科）

美國傳統文化被扭曲了，造成信念與現實脫節、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模糊。「文化革命」導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對主義風行一時。六○年代以後，「文化革命」仍在進行。無論是大學中學和小學所教導的、電視節目中所表現的、流行音樂所傳唱的，還是新聞媒體所報導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男人與女人的之間的關係都變得愈發極端，造成日益嚴重的惡性循環。學者李江琳指出，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美國街頭無休無止的安提法（AntiFa）青年，「他們帶著宗教般的狂熱去參與當下公共事務，卻又鄙視宗教對人性惡的一面的諸多規勸和約束，於是就只剩下毫無邊界的狂熱，越演越烈，越演越離譜。他們的癥結是傳統價值的瓦解，生命意義感的缺失」。

耐人尋味的是，西方的「文化革命」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有一個共同特徵，那就是：「富家子弟造反」。共產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幾乎全是富家子弟，沒有一個是一貧如洗的工農子弟；當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時，第一波響應的造反者都是紅二代、高幹子弟。

在美國和西方，六○年代的反叛者很多是中產階級家庭出身，出於對現存秩序和中產階級家庭「無所事事的悲劇」的反感，以反戰為幌子開始叛逆之路。當越戰結束，他們失去反對的對象，很快重新回到主流社會──他們原本就是名校學生，有很好的教育背景，父母的財富和人脈也為他們提供了在社會上成功的有力幫助。他們造反的經歷，對他們此後的幸福人生影響甚微。

（本文摘自《美國左禍與自由危機》：第六章—以反越戰為名的「美式文化大革命」）

※作者1973年生於成都，1992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暢銷百萬，其文字和思想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2012年赴美，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