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老賊、小屁孩：李前總統與另一位父親的往事
1990 年 3 月 2 日。
「裴代表！」
黑頭車剛停好，隨扈一打開車門，車內乘客探身出了一半，我就聽到他親切地喊著。當右腳踩在地上的同時，右手已經率先伸出準備握手，彷彿見到久違的知交好友。他身材高大，聲若洪鐘──李總統親自來了！前一晚我還很封建地開玩笑說全家要「接駕」。
雖然國安人員已經先行清出了空間以確保總統安全，但路上行人還是紛紛在遠處圍觀。直到我姊姊獻花，他們簡短寒暄走進電梯的那一刻，我好像都能感受到這些目光，畢竟那還不是個總統常需要走出來面對人民的年代。
差點忘了介紹，「裴代表」是我父親。
「萬年國代」
先父有兩個身份。在商場，他是「裴總」；在政壇，他是「裴代表」，就連總統也這麼稱呼他。在舊式身分證的職業欄上，他的頭銜就是「國大代表」，正式稱謂則是「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湖南省安鄉縣國民大會代表」。
「爸爸這次要選連任嗎？」我曾這樣問過母親，後來才知道當時要選的中央民代是「增額」的。
到了 1980 年代後期，父親與其他 700 多位國大代表，既享有中國歷史上首次行憲選出的民意代表榮光，卻也因歷史的偶然，從 1947 年於家鄉當選後，就再也未（能）改選。
這個「萬年」國會中的代表們，因此有了多樣化的稱呼：有的人尊稱一聲「資深」國代，有的謔稱「老國代」，當然還有惡稱「老賊」的──有段時間，他們的個資還被公布，以供在野黨支持者半夜打電話要求他們退職。現在時過境遷，過去的在野黨現在變成執政黨，而我正準備寫一本跟家族有關的書，書名乾脆就叫《老賊與我》如何？
前一陣子整理父親生前使用的書房，找到許多信件與照片，睹物思人，父親的身影，與父子間的互動，透過這些遺物又再度與記憶連結。李前總統來拜訪裴前代表雖已是卅多年前的天寶舊事，但搭配著電視上李前總統病危的新消息與抽屜內的老照片，讓本已封存的記憶，在 7 月 30 日李前總統病故的噩耗證實後，重新鮮明了起來。
「二月政爭」
1990 年的春節來得特別早。當時只感覺父親過年時聚會似乎變多，年後則格外忙碌──在日後，人們稱這段時間發生的事為「二月政爭」。但父親當時未對我提過政治圈的事，只要我好好讀書。
我人雖然坐在書桌前攤開課本，但不時聽到父親講電話時常提到一個叫「滕傑」的人名。有次吃飯，我好奇問滕傑是誰，只得到「也是國大代表」這寥寥 6 個字的答案──原來此人當時正串連國大代表，推選時任司法院長林洋港與國安會祕書長蔣緯國出馬角逐正副總統，當然這是我以後才知道的事。
好像是 2 月中旬吧，新聞報導李前總統開始「拜票」，但是他要做的不是像現在這樣地毯式掃街的方式，而是親自前往每一個國大代表府上懇託。「那總統也要來我們家嗎？」我興奮地問，「會的，已經在安排時間了。」父親這樣回覆。
依照《五權憲法》，國民大會的位階本來就在總統府與五院之上，而國大代表的職權為選罷正副總統，以及修憲與複決立法院所提的修憲案。但記得 1978 年與 1984 年，也就是過去的兩任總統選舉，蔣總統也從沒到我們家裡來過啊，於是當時 15 歲的我，開始萬分期待著李前總統來訪的那一天，「這真的很酷！」
當然，也是到了我長大後，才知道他這麼做的理由：一來擔心滕傑的活動，二來也怕票數太低顏面無光，同時也印證了他身段之柔軟。
直到 2 月底，電視新聞上有幾則「李總統吃了國大代表閉門羹」的報導，我心中直犯嘀咕「怎麼會有人不歡迎總統」，然後問：「爸爸，總統是不是不來啦？」
「他怎麼不先來我們家？」
「你是不是也叫他不要來？」
在問題接二連三拋出後，「 3 月 2 日你請假，」父親說，同時他要母親與姊姊也請假，「總統 10 點半到。」哇，好想跟同學炫耀。
終於到了那一天。
前一天，我們已經分配好工作──由姊姊獻花，我負責拍照，家中打掃地窗明几淨，父親還叮嚀我要穿得體一點。我拿出當時屁孩流行的「Jun」短板西裝外套搭配白襯衫，裡面再加上綠色高領，領口還掛條銀項鍊。「不打領帶嗎？」「太老氣啦！」最後父親也不堅持，但他要我再去把皮鞋擦亮點。
全家人都期待著 3 月 2 日上午 10 點半的到來。
「總統蒞臨」
那天是週五，隔天又只上半天學，簡直是提早度週末。我心中默默感謝總統這麼會挑時間。但七早八早，父親就叫我起床準備，而且媽媽與姊姊居然已經跑去洗頭了，我只好起床喝牛奶吃麥片，然後衣冠楚楚地恭候總統蒞臨。 10 點左右母姊先後回來，母親一貫優雅的髮型，姊姊還吹個當時最流行的「半屏山」，等到 10 點半時，電話響了。
父親接起電話只簡短講了一兩句，就要我們去穿鞋，「總統快到了。」他說。
才剛到樓下，我看到一樓大廳與外面的騎樓都站了不少人，「裴代表您好！」原來他們是負責維安的隨扈，看起來已經到了好一陣子。父親說明我們是他的家人，是特別請假在家一起迎接總統的，其中一位維安人員看到我手上拿著相機，請我交給他例行檢查──他熟練地打開閃光燈，對著地上按下快門，然後貼上一張類似封條的貼紙交還給我，應該是表示確認過這不是什麼「閃光武器」吧。
約莫 5 分鐘後，總統車隊到了。李總統下車時我只感到他的高大，與誠懇的笑容，在那聲裴代表後，「還勞煩總統親自來，真不敢當，這是內人與小女及小犬」，父親先介紹母親與上前獻花的姊姊，而我像是個小記者，顧著在一旁拍照──這時要不是總統開口，我還真沒注意到一旁還有個毫不起眼的人。
他的個頭頂多 160 公分，下車後安靜地站在一旁，「這是副總統候選人李元簇先生。」總統這才介紹他的競選搭擋。李元簇與父親同是湖南人，早已是舊識，但對當時的我來說，雖然從新聞上聽說過這個人，可是相較於李煥、俞國華、郝伯村、林洋港……等當時的政壇巨星，李元簇真的不是媒體焦點。
當然我也是後來才知道，李前總統要的正是一個「沒有聲音的副總統」。甚至在 2017 年 3 月李元簇的喪禮上，李前總統來送老搭檔最後一程時，在致辭中還特別提到李元簇是「最佳幕僚典範」。稍作寒暄後，父親邀請「二李」上樓，母親與一個隨扈跟著一起，姊姊與我則隨部分隨扈坐另一部電梯，其他的留在一樓確保安全。
他們談話的具體內容我雖已記不得，可能是因為過度興奮以致心不在焉，但對李前總統強調的幾句：「黨內要團結」、「少數同志對登輝有些誤解」、「希望裴代表發揮影響力支持登輝與元簇」……，倒是印象特別深刻。父親則表示一定全力支持黨所提名的候選人，還說未來如果母親再參選立委，也請總統支持，「一定支持！」聽到他這樣斬釘截鐵地說，不知道為何，我感覺有些太「得來全不費工夫」了──這點毋需等到日後，當時連我也聽得出是場面話。
約莫半小時，李前總統說還有下一個行程要去另一個國大代表府上，準備告辭，於是攝影官準備為我們合影，父親送了一本書名忘了，但內容是關於「三國謀略」的書給總統：「裴凡強最喜歡讀《三國演義》了，就由你呈遞給總統吧！」贈書給總統看似是件值得紀念的事，可是直到我為寫這篇文章翻開相簿，記憶中卻對跟李前總統拿著書合影一片空白，反而跟總統握手的感覺倒記得一清二楚──他的手大且厚軟，母親說這就是富貴的手相。直到最後的大合照，李元簇才加入，過程中他都帶著微笑，對他直屬長官的話頻頻點頭稱是，這大概就是他的人格特質吧。幾天後從總統府送來了很大的公文牛皮紙袋，裡面裝的是當天的照片。
我們一家恭送總統與副總統候選人下樓上車，隨後半個多月，父親作為國民大會「主席團」成員，天天不是上去陽明山，就是跑到中山堂。跟其他代表相比，他還算少壯，所以在選舉活動與執政黨和在野黨的「推擠」衝突中，往往他都站到第一線──當時台灣「國會打架」的新聞可謂國際馳名，連旅居美國的親友都在電視上看到，特別打越洋電話來關心。
「野百合學運」
投票選舉總統前，在中正紀念堂出現了抗議的學生，他們稱呼資深國大代表們為「七百個皇帝」──父親與其他同僚又有新的外號了。
這場持續多日的靜坐，後來叫做「野百合學運」。
3 月 21 日，李登輝當選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隔日，選出李元簇為副總統，基本上國大代表加上立委與監委這些在大陸選出的第一屆中央民代，到此時也算完成歷史的使命，而到了退職的臨界點了。但直至最近看到馬英九撰文回憶 1987 年 11 月時的往事，才知道原來經國先生早已萌生國會全面改選的構想。
在總統選舉後，父親於隔年的最後一天離開國民大會，「現在國家不需要我們了，」那年跨年夜我問他「下崗」的心情時，他這麼說。
但第八任總統任期正式開始後，我發現父親批評李登輝的頻率愈來愈高。有一次家中宴客，座上賓還有蔣緯國，席間談的自然是時局──批評總統與黨主席，對「忠黨愛國」的那一輩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還不是你送了他那本書，他才變得那麼有謀略，」有一次母親在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與總統「齟齬」時，半開玩笑地對我這麼說。
我們父子後來偶爾也會聊到總統，「總統明明一直講『統一』，為什麼你們覺得他在『搞臺獨』？」這是我一直不理解的事。「要看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不能光聽他說，」父親畢竟在政治圈打滾不少年，看多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
下一次選總統，也就是 1996 年，父親說他以普通選民的身分，選擇投給林洋港。「你們這群國大代表第一次選出蔣介石，最後選出李登輝，看來要在歷史上得到負評啦！」有一次中二的我竟這樣嘲諷父親，他沈默沒有搭腔。
在父親過世後，我想起自己當年的行為，總是感到萬分懊悔。
「黑金教父」與「民主先生」
這幾天，住院近半年的李前總統逝世，他的事蹟與功過又開始成為熱搜關鍵字，很多人都談起這個前總統。我有個在莫斯科工作的學弟，他爸爸過去曾在黃復興黨部工作，他說有一次跟著爸爸去辦公室溫書，剛好碰到記者會，「我覺得他講話言詞閃爍，」這是李登輝給他的感覺。我也回想起 30 多年前與李前總統短暫卻恍如昨日的一面之緣，並驀地思考起這段時間發生的事。
特別是 2000 年李登輝離開總統府與國民黨後，他開始從「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到髮夾彎力挺「獨立公投，正名入聯」，並且經常發表如釣魚台是日本領土等完全悖離自己過去公職生涯的言論。
當然抱殘守缺是不對的，我也能理解梁啟超「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戰」的說法。但他曾擔任國家最高領導人，在改弦更張時，把中心思想當成兒戲，這讓曾經的支持者情何以堪？
至少今日當我想起父親時，總會記憶在「總統蒞臨」前後，他對李前總統從支持到失望，與那份當時未能察覺、甚至還在他傷口上灑鹽的苦澀。
同時，過去口誅筆伐李登輝是「黑金教父」的人，現在反過頭來高調讚揚他是「民主先生」──是非對錯簡直完全隨心所欲，沒個說法，這才是真正讓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很多人說李登輝的死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我認為他的時代仍活蹦亂跳，並未人亡政息。要歌頌他歡迎，要撻伐他也可以，可是在歷史長河中，一切還言之過早。
追憶與批評李登輝的人與文太多太多，就讓長大後的小屁孩再寫下這一篇吧。但如果可以，真希望再回到 1990 年的 3 月 2 日──因為那一天，我是如此熱切地期盼他的到來，而又如此期盼他當選後的作為，而不知未來的悵惘。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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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在上海交大與中國年輕人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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