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新生代接棒 鶯歌製陶新體驗
撰文＝賴韋廷 攝影＝林祐任
幾乎每個人家裡都曾經有過來自鶯歌的陶瓷品：龍蝦盤、丹青碗、或是其他生活器物。隨著時光流逝，做磁磚就像是在印鈔票的陶瓷小鎮，也逐漸由興盛轉而沉寂。但在每個鶯歌人的記憶裡，關於陶瓷的點點滴滴卻不會消失。讓我們從這篇關於鶯歌的故事開始，一起認識這個小鎮的陶瓷文化脈絡。
如果想了解鶯歌製陶的歷史，無論上網搜尋、翻閱書籍，或者前往鶯歌陶瓷博物館（以下簡稱「陶博館」），總能找到一個廣泛流傳的官方說法──鶯歌陶業200年。此說是以1804年福建晉江縣人吳鞍渡海來臺，發展製陶事業做為起點，這令鶯歌的陶業顯得極有歷史厚度。然而，並不是所有熟悉鶯歌陶業史的人都同意此說。
從家戶製陶到產業聚落
「臺灣製陶產業應該要從光復後開始算起，至今是70餘年。」林根成精神奕奕地說，從民國30年代末期便於鶯歌製陶，林根成對於光復後鶯歌的產業動態非常熟悉，他認為光復後的臺灣只有「清朝式」的手拉坯、土內走陶器，使用柴燒蛇窯所製作的陶盆，以及「日本式」的白陶碗， 但這些技術都不是臺灣本地所研發。
他指出，民國30年代末期的鶯歌，製陶僅限於零星的家戶，「說是『產業』很勉強。」林根成的獨到看法來自親身經歷。民國38年他所研發的「注漿成型法」與「壓模成型法」讓藝術陶瓷量產，可說是光復後鶯歌的初代製陶企業家。民國58年林根成更獨資創辦臺灣第一本陶瓷產業雜誌《臺灣窯業雜誌》，將研發經驗全數無償刊登。這幾年林根成在網路分享窯業史觀之餘，也對吳鞍的存在抱持懷疑，認為所謂「磁灶吳家陶藝技術」難以證明是否的確傳自「吳鞍」。
「林根成是老前輩，他的史觀很特別，但我覺得既不需要，也沒辦法判定對錯。」陶博館教育推廣組長程文宏指出，一來鶯歌製陶技術分散，各類別的師傅有不同的職業視野；二來記載鶯歌陶瓷發展的著作很少，需要透過田調和口述歷史來蒐集資料。雖說如此，但大勢更迭則是共識，無論「起點」該怎麼算，鶯歌的確是在臺灣光復後才逐漸成為「陶瓷工業之都」。
民國50年，鶯歌漸漸形成較大規模的聚落產業；民國60年代引進天然瓦斯，大幅改進陶瓷質量，伴隨建築業發展，小鎮由此致富。最能具體說明這段過程的例子，莫過於許新旺、許杊杰父子。
小鎮翻身，陶瓷致富30 年
許家從許新旺的父親許銀喜開始燒製陶瓦片，但臺灣光復後塑膠製品興起，陶甕逐漸被淘汰，建築風格的改變也使得磚瓦不再主流。民國39年後，許新旺轉型改以四角窯來燒製生活陶瓷，做出了「淡青碗」、「水清碗」等產品。但很快地，他感知到磁磚是未來趨勢，便又摸索磁磚製程。從燒碗到燒磁磚是一個重大的技術轉折。
許杊杰陪著父親許新旺一起經歷了這段瓶頸期， 民國50年代鶯歌盛行煤炭窯，鎮上有幾百支煙囪，「每天醒來鼻孔都是黑的」， 72歲的許杊杰娓娓回憶著。「父親眼光精準，我們開始做磁磚，磁磚就興盛起來。民國59年，他說人工燒窯太慢，想改隧道窯。」父子倆直接向日本購買最先進的隧道瓦斯窯，耗資數百萬。
當時為了追求產能最大化，鶯歌陶瓷業每隔一段時間就重金投資最新的設備。「後來又覺得隧道窯太慢了，蘿拉窯（滾輪式快速瓦斯燒成窯Roller kiln）的速度是隧道窯的6-7倍以上。」民國70年，許杊杰添購了德國設備，將事業推向了高峰。
民國70年代堪稱臺灣陶瓷業的黃金年代，鶯歌人笑稱：「做磁磚就像印鈔票。」然而，「民國85年以後就很慘，建築業垮下來，陶瓷業也跟著垮。」許杊杰坦言許家雖然撐了下來，卻也一路眼見產業變局。
1990年代陶瓷產業沒落，鶯歌告別榮景
程文宏認為1990年代末期臺灣陶瓷產業沒落的原因有三大項：首先是至今仍持續進行中的全球化浪潮，1976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年代，全世界各類產業紛紛前往中國市場尋求更低廉的製造成本與商品，「70年代曾在鶯歌很興盛的仿古陶瓷，在中國市場開放之後，大家就去景德鎮買了。現在中國工資提高之後，大家又把製造重心轉移到東南亞。」
接著是自動化生產讓市場形成供過於求的態勢，「日本量產的次級品印花碗碟，低價傾銷臺灣，鶯歌產品只算成本價都無法競爭。」此外，生產成本日益變高，單以維護環境保護的成本為例就相當可觀。程文宏表示：「以嚴格的環保標準來檢視，多數鶯歌工廠可能都不及格。」裝一個排煙系統動輒要耗資數百萬，如果不是大企業，根本撐不了。
在這些情勢下，鶯歌的窯廠縱然能生存下來，也不想再擴大生產規模，畢竟內需市場幾乎飽和，繼續重金投資新設備、人力等成本便有如走入死胡同。讓不少鶯歌陶瓷公司在第一代創辦人退休後，子女或接班人便會將公司收掉，賣地換現金，不再冒賠錢的風險。
老街與陶博協力，邁向轉型的第一步
產業沒落了，屬於文化觀光的那一面才正要興起。2000年是鶯歌的轉捩點，隨著鶯歌老街與鶯歌陶瓷博物館同一年陸續啟用，「從此，陶瓷成為鶯歌發展文化觀光的素材，但是當地人還沒有真正認知到這個轉折。」程文宏回憶，「加上當時沒有『博物館』的概念。」使得1997年落成的陶博館，一直到隔年，才組了籌備處著手制定展示與典藏的內容，程文宏也是在那時加入的，「當時沒有『博物館』的概念，這個建築物要做為產業中心？還是用來探討陶瓷產業歷史？或是當代陶瓷藝術？沒有明確的定位，也沒有對收藏的想法與政策。」程文宏指出，陶博館在1997年落成，但那僅是空殼一般的建築物，裡頭既無內裝陳列，更無人員編制。
落成後，當年地方政府曾在陶博館大廳舉辦了一次性的鶯歌陶瓷產業展覽，當時程文宏還以創作者的身分參展。一次性的展覽辦完，陶博館就暫時閉門閒置。1998年之後終於真正動了起來，歷經兩任籌備處主任的努力，館方組了籌備處做相關研究，也召開委員會以制定展示與典藏的內容、方向。「我們的展示與收藏有兩大方向，其一是民藝類的陶瓷，以及鶯歌的陶瓷歷史；其二是當代陶藝，包括臺灣和全世界，這一塊比較偏藝術類。」程文宏解釋，陶博館的性質結合了博物館和美術館，二樓的常設展敘述歷史，三樓的藝術類展覽則能令觀眾看到當代陶藝的發展方向。
在兩大路線之外，再加上以「教育推廣」做為發展主軸，所以後來陶博館還裝設了兒童體驗室、陶藝教室。這樣的定位可說是合情合理，既兼顧了地方（鶯歌）與主題（陶瓷），以教育推廣為主，也能降低博物館給人的距離感。然而這樣的定位若放在「鶯歌人對提振產業的期待」的脈絡來看，遠遠不足，甚至有所扞格。
這就要談到1990年代中期鶯歌鎮公所與民間舉辦、商展性質的「鶯歌陶瓷嘉年華」。陶博館啟用後，曾接手辦理，並試圖注入藝文內涵，但這樣的走向卻與地方產業人士的意見不同。後來為了區隔商業與文化教育性質，2008年開始改由陶博館舉辦國際陶瓷藝術季，商展型的嘉年華則由地方團體主辦。
2010年後，發現新價值，是繼承者們的課題
想了解鶯歌歷史、欣賞藝術，就到陶博館；想買陶瓷商品，就到老街尋寶。鶯歌鎮上兩大景點各司其職，這似乎是一般認知中觀光小鎮發展最好的結果了，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
2014年曾有國內媒體報導，陶博館年度來客數突破123萬人次，反觀相鄰的老街遊客數卻僅剩64萬餘。來客數的明顯落差，說明了走進陶博館的觀眾不見得會遊逛老街。何以至此？報導引用當地人的感嘆，露骨地說著：「老街變夜市」、「有的商品，連臺灣人都不想買」。鶯歌的文創轉型，在第一個十年的初期的確創造了不少觀光商機，但新商機也帶來隱患，「本來老街上都是彼此認識的老鄰居，現在很多外地商家。」許杊杰說得委婉，老街生態改變，讓老街變得平庸。
然而危機也開啟了新的契機。2009 年後，許杊杰的么子許世鋼與妻子吳佳樺聯手打造「新旺集瓷」，他運用舊廠址營造出複合式場域，展示阿公留下的窯廠文物，為鶯歌帶來創新的觀光店鋪營運模式。正巧當時嶺東科技大學和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正為了輔導業者做文創轉型也找上他，「新旺集瓷」迅速成為鎮上話題新店，讓看似過時的陶瓷產業歷史，轉為能帶來商業收益的資產。
從理解開始，邀請鶯歌人聆聽自己的故事
當產業沉寂下來，鶯歌陶瓷產業中的二代、三代子女得面對「如何接棒」的課題。有別於許世鋼，謝韻宜的挑戰是在父親謝有來的30年模具工廠裡，建立新的管理模式。
三年前，1981年生的謝韻宜轉職回家，「確認生產線狀況，安排訂單的進度管理」是她的工作職責，乍聽並不複雜，「但模具製程充滿細節，我常被大家認為越幫越忙。」她笑稱在羞恥心的驅使下，便開始拆解所有製程，「想從經驗裡歸納出SOP。」
陶瓷必須仰賴模具才能成型，才能落實設計師天馬行空的想法。「既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與經驗，也仰賴模具師傅的手感，所以仍不至於被機械取代，這是多麼難得的事！」「有些事情太古老，令現代人不懂它的價值。」傳承與管理，都需要先從理解開始，謝韻宜認為「模具製造」的困境有如鶯歌的縮影，從產業到產業文化都需要轉譯與推廣。鶯歌高職的學生曾拜訪謝有來，請教相關知識，這給了她靈感，希望能將父親的工作內容文字化，讓年輕人更容易明白。
無獨有偶，許世鋼夫妻也意識到教育推廣的重要，近年他們舉辦文化季活動，還與校方合作設計教案。許世鋼坦言返鄉創業後，才體認到「在地認同要從教育做起」，「想讓大家知道，鶯歌獨特的文化內涵。」這不僅是他，也是許多鶯歌人共同的願望。
本文轉載自《新北市文化》季刊。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