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財閥解體」、「三神器」到「泡沫經濟」──日本財閥的命運轉折
作者前言：近年，全球各地都出現了貧富加速不均、舉國資源加速集中在少數大型跨國集團手中等現象。
在東亞諸國中，從日本、南韓到我們熟悉的台灣，「財閥」們是如何逐漸掌握「富可敵國」的權力？又對當地政治、經濟、社會甚至文化產生了哪些影響？【東亞財閥錄】系列文章，希望能夠逐一介紹，並開啟更多討論：
從「慶應大學」的前身開始說起
在上一篇〈【東亞財閥錄】日本財閥的崛起：支持軍國主義的幕後黑手，與它們在台灣留下的矛盾足跡〉中，我們大致介紹了日本代表性財閥興起的背景，與其在「明治維新」至二戰前，如何在政商網絡的建立，和軍國主義的興起中壯大。
但如同部分讀者所言，日本財閥影響近代日本社會甚深，自然絕非只有與「軍國主義」的互為表裏而已。因此在接下來的此篇文章中，將試圖介紹與探討日本財閥在二戰前後的命運變化，與他們對日本社會「商道」和「文化」等不同層面的影響。
日本的經濟在亞洲發展得較早，也是早期往歐美輸出留學生的國家之一。在那個時代，留學生出國追求的是「國富民強」──以福澤諭吉為首的「海歸派」，在見識歐洲列強和美國的繁華與進步後，回到日本看到日薄西山的幕府，下定決心要「讓日本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
不過福澤諭吉辦的不是雜誌，而是以教授「蘭學」（荷蘭學術之意，為幕府鎖國時期，日本境內少數得以透過荷蘭人接觸的西方科技、醫學技術等。可擴大解釋為西洋學術）、經濟學、英文為主的私塾，即今日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
1862 年位於江戸築地鐵炮洲中津藩中屋敷內的蘭學塾。圖／Wikiprdia＠public domain
如同滿清末年，清廷在慘痛教訓中見識到「蠻夷們」的「船堅砲利」後，部分菁英階層開始思索外國富強的原因，推動「洋務運動」──日本在維新前後的朝野，也曾歷經了一番「改革」陣痛。
「原來是經濟學啊！」在日本統治階級，逐漸於明治維新前後達成從制度面開始「學習西方、改變日本」的共識後，整個社會遂慢慢脫離傳統「士農工商」的桎梏，也從「抑商」走向了「重商」的社會。
要說一個小吃店可以經營百年，一定有其厲害的「生意經」。日本商業相對穩健地發展了四百餘年，除了時勢外，商業菁英們的背景與其經營哲學，也令人玩味：
二戰前後的變局──從侵略者到被佔領
我們先接續上篇文章，討論日本軍閥與財閥，在二戰後的命運。
早些年，日本的對外戰役如日俄戰爭、甲午戰爭，均猶如猛虎出閘，勢不可擋。一直到偷襲夏威夷珍珠港之前，過度膨脹的信心，讓多數日本人深信能自己能夠征服全亞洲，這也助長了軍國主義與其相關財閥的氣焰。
直到太平洋戰線拉大後，美國正式參戰，隔年啟動了「曼哈頓計劃」，研發人類史上未曾見過的武器：原子彈。
「小男孩」（Little Boy）、「胖子」（Fat Man），兩個看似戲謔的名字，卻是殺人不眨眼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1945 年 8 月 5 日，「小男孩」搭上 B29 轟炸機。 8 點 16 分，一躍而下──廣島市準備從軍的青年、剛送小孩出門準備開始做家事的主婦、上學途中的小學生，便無差別地被定格在那一分鐘。
在長崎，情況也是如此──這兩顆美國種下的「大香菇」（蕈狀雲），至今在無數的日本人心中，仍是一個無法忘卻的疙瘩。
但儘管大勢已去，某些日本軍閥仍認為，就算是核彈也無法打敗「大日本帝國」，日本應該戰到「全國」一兵一卒都不剩（日本本土，與包含台灣、滿洲國等在內的海外殖民地）為止才算輸（即 1944 年左右起，常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宣傳之口號「一億玉碎」、「一億總特攻」）。從今日的角度來看，實在很瘋狂。
當然，「一億玉碎」最後並沒有被執行。天皇隨後透過廣播「玉音放送」，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接著，GHQ（General Headquarters，盟軍駐日總司令部）以代表盟軍的「形式」設立於東京，由美國遠東軍司令兼駐日美軍總司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擔任最高司令官，達成「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實質，正式登陸日本本土、並且「接管」日本政府。
「財閥解體（ざいばつかいたい）」
審判進行中的法庭會場。圖／Wikiprdia＠public domain
戰後，除了「東京大審判」，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一追究日本軍國主義領導者的戰犯責任之外，作為「共犯」的日本財閥，也遭到 GHQ 的清算：
GHQ 當時的實際態度，更是將日本財閥視為「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經濟基礎」、也是日本全國政經實力再起與否的關鍵，必除之而後快。
因此在「協助」日本建立新憲法的同時，也設立了「解散財閥」（ざいばつかいたい，財閥解体）之目標，並將之列為盟軍佔領日本後，實施〈經濟民主化〉的三大主要政策（另兩者為農地改革與勞動政策改革）之一。
甚至在「東京大審判」判決出爐之前，解散財閥的工作早已開始進行：
在 1945 年 9 月，GHQ 頒訂「解散財閥」的規定（方針）後，便陸續要求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與安田「四大」為首的日本財閥，「自動」提出「解體計劃」。
但雖說是「自動提出計畫」，事實上 GHQ 的規範方針已經極為清楚：財閥家族必須出清手上所有持股；被列為「財閥」的關係企業主要幹部（會長、社長、部長等）必須離職；原先以「控股集團」形式鏈結的企業體，必須被分拆為受嚴格資本上限控制的個別公司⋯⋯等。
1946 年，GHQ 更近一步成立負責「財閥解體」的執行機關──控股公司整理委員會（持株会社整理委員会），要求各財閥家族交出所有持股，「委託」委員會進行出清。
在當時的規劃中，三井財閥預計被分拆為 200 間公司，三菱財閥則預計被拆散為 140 間公司。同時，由於「財閥幹部離職令」之故，根據當時統計，日本全國更有多達 3,500 名以上的專業人士「被辭職」。（依據《日本戰後經濟史》作者呂理州之見解，此為日本戰後商界「不流血的大革命」──由少壯取代老成的革命，從體質上影響了日本企業日後之發展）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GHQ 所訂立的「財閥解體」計畫，從未被完整而確實地執行完畢：
二戰後的「運氣」，日本財閥「東山再起」的契機
沒有錯，二戰後，全球時局很快地迎來了「美蘇冷戰」的開端。歷經短暫的拆解，日本財閥們再次嗅到「東山再起」的契機。
「共產國際」的崛起，讓「美國爸爸」改變了對日本的安排──改為將日本視為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重要基地，對日本經濟的發展，也從「控制」轉向為「扶持」。
於是這些傳統財閥們，紛紛以各自的銀行為核心，重新透過檯面上、檯面下的「關係人放款」交易，將資本與家族影響力，再次集結於一度被打散的企業體，準備繼續幹他們最熟悉的生意：賺戰爭財。
隨著韓戰與越戰打得越來越火熱，加上戰後嬰兒潮帶來的人口紅利，與相對安穩的國內情勢，日本商界甚至迎來了空前絕後的成長。日本財閥也因此「有驚無險」地從毀滅的邊緣中重生，更因此發展出避開監督、並影響日本派閥政治甚鉅的「影子政府」模式。
例如，在 40 年代末期，壟斷資本的巨大怪獸──新財閥們，組成了一個至今仍存在，且為人熟知的團體：「經團聯」。
經團聯的全名為「經濟團體聯合會」，前身即為成立於 1948 年的「（舊）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與 1948 年的「（舊）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日經連）整合而成：
原本應該當「球員」的企業，透過「財經建言」、「經濟發展方針」、「產業諮詢」等形式，當然還有背後龐大的政治獻金輸送，再次開始與身為「裁判」的政府越走越近，每年經團聯選出的會長，甚至有「業界總理」的稱號。
「成也財閥，敗也財閥」──從「三神器」到「泡沫經濟」
而「經團聯」在美國實然統治日本的背景下誕生，自然也與日本政府有著「日本優先」的默契。除了影響政府的決策外，更扮演了帶領「大和艦隊」前進，（政府加上不同企業）「集團作戰」的重要舵手──「艦隊前進」的規則，是不允許有任何一艘船前進太快；在某個企業落後時，大家也會放慢腳步，等待這艘船跟上。
50 年代，日本經濟開始瘋狂的成長：以 1955 年開始的「神武景氣」（じんむけいき）為開端，日本在製造業（輕工業）帶頭下，很快走出二戰後重工業幾乎全數停擺的黑暗時期。
當時日本有著外銷「三神器」（即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的說法──透過低廉的人工成本，與日圓貶值創造的高額匯差，日本企業很快賺到了「第一桶金」，隨後更據此將觸角延伸到汽車、鋼鐵、造船等產業。
同時間，日本政府也不遺餘力地舉債扶持產業。日本的 GDP 總額，在 1968 年便超過西德，成為當時的全世界第 2 大經濟體（僅次美國）。
從 70 到 80 年代初，歷經「第一次石油危機」和「廣場協議」等兩次變局，日本經濟和產業發展二度情勢險峻，卻都因日本財閥和政界財經官員的「密切合作」而看似消弭於無形──例如日本政府自 80 年代「廣場協議」後，開始透過央行大幅調降利率與對金融業「鬆綁」，補貼因為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而受到衝擊的出口產業。卻也因此造成「低成本」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股市等副作用，成為「泡沫經濟」的濫觴。
不得不說，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那個時代的日本人，彷彿跟這個時代的「強國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出國旅遊、大肆消費、萬元鈔票拿來點煙⋯⋯隨時散發著暴發戶的氣質。短短不到 40 年間，日本社會的集體氣氛，再次從戰敗國的屈辱，轉換成「日本第一」的驕傲與得意。
但是，看似不會破滅的經濟神話，在 1989 年，三菱地所買下紐約地標洛克斐勒中心那刻達到最高峰後，泡沫被吹破了。
紐約第五大道上的洛克斐勒中心。圖／Rafael Xavier＠Shutterstock
簡單來說：在戰後經濟高度成長期，「經團聯」有效率地帶領整個社會邁向「均富」，是成；泡沫經濟前，經團聯影響下的日本政府「飲鴆止渴」式地忽略外部警訊，與其後「失落二十年」中，「大和艦隊式」的企業文化，反而限縮企業的創新空間，是敗。（礙於篇幅，關於泡沫經濟時期後的日本財閥發展變化，會另起專文討論之）
最後，與其進一步討論財閥的「功過」，我更好奇，這些帶領日本走過四百年的「商業菁英」們，存在著怎樣的「商魂」：
以儒家思想為精神養分，加上武士的底蘊，是為「商魂」
日本「商業之父」澀澤榮一的著作《論語與算盤》中曾提到：「企業賺取利潤，並不是為了己利，而是為了給社會創造財富。」
以先進的冶煉銅技術起家的日本四大財閥之一住友集團，其「開山祖師爺」住友小次郎政友告誡其後代：「寧靜致遠、淡泊名利。」
提倡「師夷之長以制夷」，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寫的「海國圖志」被翻譯成日文後，在日本出版了兩百萬冊，成為當代最暢銷的書籍。
要理解日本財閥，除了前文所述的「軍國主義」與「政商關係」之外，其實還有另一個重點：這些在中國已漸乏人問津、甚至胎死腹中的思想與知識，卻在東瀛，被以「經營哲學」的方式，發揚光大。
日本人對於外來的知識與文化，總會消化一番後變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產品、文化、思想。正如清教徒將追逐利益視為榮耀上帝的手段，日本人透過「將生命奉獻給工作」，達成「修齊治平」的理想。
王陽明學說，也深深地打入日本人的心──在物慾橫行的現代，如何透過提升自己的修養道德，去除私慾進而達成社會和諧，是為「知行合一」。而對我來說，築地市場煎著玉子燒的師傅，四十年如一日，也是達成「格物致知」的境界。
換言之，日本財閥當然有著諸多弊端與惡行，但同時間，我們也不能忽視其獨特性──不論「財閥」與否，許多日本企業的領導人，是打從心裏相信「國富則民強」，而己身經營之企業、集團之茁壯，亦等於日本國之富強。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看著「與民爭利」、「殺雞取卵」等等荒唐事，不斷在台灣上演，或許我們的企業主與財經官員們需要借鏡的，從來不是日本「財閥」表象的發展模式，而是多一點日本社會深層的「商魂」哲學。
（未完待續）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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