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夕》年金改革爭議聲浪中被忽視的性別正義
勞工保險的財政狀況實在找不到樂觀的理由。根據勞工保險局逐月公布的統計資料，今年上半年的保險費收入共約2,368億，而保險給付（包括生育給付、傷病給付、失能給付、老年給付及死亡給付）的支出約為2,559億，在未加計稅收撥補與投資收益的條件之下，依舊是無法改變收支逆轉的趨勢，今年前六個月累積短差191億，不若先前官方委託精算報告所預期的嚴峻，加上今年以來收益率10.01％、收益數754.7億元，確保勞工保險基金維持水位達8,631億元。
然而，隨著高齡少子女化的現象仍是現在進行式，勞工保險不可能仰賴投資報酬來取得財政的健全穩定，何況存在被金融市場反噬的可能性，所以整體勞工保險財政並未脫離險境。因此，蔡英文政府日前才宣布明年擬加碼撥補勞工保險基金1,200億元，但畢竟藉著稅收撥補不是長久之計，難以化解社會各界對於勞工保險存續能力的質疑與憂慮，也就不難理解台灣社會瀰漫著對於破產議題的關心，而相對忽視年金改革在重建財政紀律之外，還有其他必須重視的面向。
在上一篇專欄文章提到，許多老牌福利國家經歷90年代的緊縮改革，以及2000年之後轉向提倡年金私有化的路線，衍生出老年貧窮與不均的副作用，這些問題相對較少獲得重視。同樣的，由於女性受到傳統性別角色與文化規範的限制，呈現出與男性大不相同的生命歷程，進而影響參與勞動市場的選擇（暫時或永久退出）與工作型態（典型或非典型就業），後續在與年金體系相關制度互動之後，造成兩者在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程度上的落差。
女性生命歷程的軌跡
傳統男性養家者模式支配著許多國家的性別分工，由男性負責家庭所得以因應日常生活開銷，女性則扮演承擔家務勞動，也就是作為配偶、女兒與姊妹身分的女性，必須滿足照顧小孩、生病或失能親屬的需求。整體社會的性別角色與文化規範，直接影響從事家內工作的期待與預設，致使女性長期以來必須在就業機會、工資或相關福利給付有所妥協。
這些妥協一方面反映在女性勞動參與率長期低於男性，顯示男主外、女主內仍有一定的影響力，雖然雙薪家庭的比例有逐漸提高，但女性經常因為生、養育而暫時退出勞動市場；另一方面，有工作意願的女性，在兼顧工作與家庭平衡的前提之下，部分工時成為兩全其美的選項，所以大部分國家女性從事非典型就業的比例，都高於男性。第三，社會普遍將家庭責任加諸於女性的結果，強化女性無法專心致力於工作事業的印象，常常藉以合理化勞動市場的性別歧視，以至於女性在職位安排、工資或者升遷的評價上往往不如男性。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最新公布的資料顯示，其45個會員國的平均性別工資落差為11.9％，女性的工資所得仍然居於劣勢。
年金體系複製貼上不利於女性的因素
年金體系如公共年金保險的制度設計有幾個特徵，其一是資格條件經常會以過去的繳費年資為標準，例如我國《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規定，保險年資合計滿15年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月領），否則只能領取一次性給付。其次，第二個特徵是繳費和給付會與先前的工資連動，也就是說工資愈高、繳費愈多，不過老年給付亦隨工資水漲船高，再以台灣勞工保險為例，其老年給付的計算公式是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x年資x1.55％，就可以觀察出給付與工資之間的關係。第三，繳費年資愈長可以領取到的老年給付愈高。
從中不難發現，這些制度設計明顯不友善於女性的生命歷程。首先，女性偏低的勞動參與率意味著受到照顧責任的牽制，而永久或反覆的進出職場，不利於繳費年資的累積，一旦制度設計的資格條件趨向嚴格，會降低領取到年金給付或全額年金（full pension）的機會。
再者，因為女性相對不容易取得較長的年資，可能是退出勞動市場，抑或是任職於定期契約工作，對於累積繳費年資十分不利。第三，由於部分工時工作者的工時偏低，連帶影響工資乃至於投保薪資，不過即使是女性全時工作者，其工資與男性出現落差，可是公共年金保險的老年給付又是以投保薪資（或實際工資）作為計算基礎，導致女性在年金所得替代率的水準不如男性。
總而言之，勞動市場的性別不均，以及家庭的有酬和無酬工作的分配不平，使得女性有較低的年金覆蓋率、偏低的給付水準，不只是反映出老年保障的性別不均，若是再進一步考量平均餘命的性別因素，女性晚年經濟安全確實面臨較高的貧窮風險。
年金緊縮改革下的性別正義
多數老牌福利國家為鞏固公共年金的財政，從九零年代開始推出不少的改革措施，包括緊縮資格條件、強化繳費與給付之間的扣連、延長法定退休年齡、限制提早退休等，為降低公共年金的支出成本帶來一些成效。然而，從性別的角度來說，這些改革作法可能會深化性別差異，譬如原本難以取得長期且連續就業年資的女性，改革之後會更加困難。
同時，女性在改革之前已獲得有限的給付水準，現下的福利刪減與增添資格條件的門檻，可能會影響女性老年保障的慷慨程度。換言之，女性老年貧窮率是需要加以留意的議題。
改革路上不遺落任何人
任何的改革均應意識到對於每個人的影響。台灣高齡少子女化的現象超英趕美，勞工保險來到不得不做出改革的時刻，但我不認為政府要扛起所有的支出成本，而本應在不同的階級、世代與性別等進行分配，並且留心緊縮改革衍生出的副作用，以及副作用並不會均勻的分佈在每個人身上。面面俱到的改革難度不低，如何在財政紀律、年金適足、性別敏感及社會團結等相左拉鋸的目標中突圍，需要的不只是智慧，還得有更多的溝通與理解。
有別於男性的經驗，女性的生命歷程在與年金體系交互作用之後，產生出年金性別不均的結果，後來的緊縮改革似又加深彼此的落差，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應考慮建構最低保障來有利於年資不足、低所得的女性（當然也包括男性），以及藉由年資點數（contribution credits）以填補因照顧工作而退出職場的受僱勞工，尤其是女性為多。
但值得提醒的是，這些政策工具僅能從後端矯正部分年金性別不均的問題，事實上性別偏差的勞動市場，以及家庭在有酬和無酬的性別分工才是源頭。無論如何，最後如同阿根廷社會政策學者Camila Arza所說：意識到性別盲政策帶來的不均，應該是邁向性別平等的關鍵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