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勞政策錯位──台灣本勞與外勞必須脫鉤
南方微見／前政治工作者
台灣長期以來引進外籍勞工，原本是為了補充勞動力、支持產業運作。然而，隨著政策演進，外勞福利與補助制度逐漸偏離初衷，形成本勞與外勞資源不對等、制度錯位的問題，也對社會資源使用效率與公共財政造成壓力。
合法居留並加入健保的外籍勞工，在台生產可享基本產檢及分娩醫療給付，並可申請勞保生育給付，約為兩個月投保薪資。若遇特殊情況，如外勞失聯或無依，政府則由就業安定基金提供安置，每人每月約一萬五至一萬八千元，安排在政府備案收容單位，並提供奶粉、尿布等生活用品。雇主不得因懷孕解雇外勞，生產期間視為請假，雇主無需支付額外安置費用。政策初衷是保障外勞基本人權，但實際運作中出現許多問題。
安置基金使用不透明，經費多流向中間機構，而非外勞本人。統計顯示，五年花費在外勞安置費用總額約兩億元，十年累計超過五億元，但大部分經費被 NGO、NPO等團體拿走，外勞實際受益有限。安置期間，外勞仍可能外出打黑工，基金仍照發，形成制度漏洞。原本設計為短期緊急的人道安置補助，因長期化和高額化，偏離初衷，成為資源搬運與濫用的通路。
生育補助制度更凸顯政策錯位，外勞生產後，補助金由安置中心領取，而非直接給外勞本人，雇主仍照常支付薪資；外勞在國外懷孕是個人自由，但問題在於她是否有能力自行撫養孩子，現行制度實質上將孩子的撫養責任轉嫁給台灣社會，使台灣資源承擔本不該由本國社會負擔的成本。相比之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規定，外勞在工作國懷孕，必須在十四天內離境，將勞工保障與國民福利分離，避免外籍勞工長期消耗本國社會資源。政策應回歸最基本的人權保障，提供醫療服務，而非高額補助或長期安置。
退休金制度也是另一問題，自115年（2026年）4月1日起，雇主聘僱年資達10年以上的外籍勞工，須為其開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按月提撥2%至15%薪資，並逐年補足退休金。外勞離境後仍可領回退休金，這將台灣退休制度從原本保障國人設計，逐步延伸至外勞，形成結構性不公平，也增加雇主成本。
更重要的是，外勞並非台灣公民。他們來台短期工作，本國也有自己的國民保險制度。台灣的勞保、健保及退休金制度，是為長期在台工作的本國民設計，保障從工作到退休、甚至終老的生活，勞保制度要求納保至65歲，退休金與健保資源是以台灣公民的長期貢獻為基礎累積，而不是短期工作外勞的保障，將外勞納入等同本勞的勞保與退休制度，實質上用台灣人稅金填補外勞的保障缺口，每年涉及的金額可達上千億元，這明顯偏離制度初衷，也破壞了財務結構的穩健性。台灣勞保不是移工的勞保，不應成為其他國籍勞工的提款機；移工應只享有最基本的人權保障，例如緊急醫療及短期人道安置，而非享受等同於本國民長期累積的退休與社會福利。這也是「本勞與外勞脫鉤」的核心理由。
部分 NGO、NPO 等團體在政策執行中扮演的角色是很大的問題，這些單位既承接政府補助，又參與政策倡議，形成利益糾結結構，補助金部分流向這些組織，外勞實際受益有限，而組織壯大與資源爭取成為主要目的，偏離制度初衷。以泰博科技的案例，僅少數外勞的指控就能影響企業運作，也引發國際媒體報導，增加企業壓力，更凸顯政策被操控的可能性。主管機關應行政中立，避免偏聽或特定立場干預政策。
此外，政策漏洞還體現在外勞工會組織及罷工行為。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嚴格處理不同，台灣制度允許外勞成立工會、提出罷工，對企業營運與本勞權益造成衝擊，也反映外勞政策缺乏現實可行性。外勞來台工作，應以勞動為核心，政策不應將社會資源過度延伸給非本國籍勞工，形成不公平負擔。
量化來看，2018年至2025年6月，外勞領取勞保喪葬補助金51.1億元；安置基金過去五年支出約兩億元，十年累計超過五億元。單個案例的安置補助，如外勞子女在安置中心長達六年期間，補助累計可達172.8萬元。這些數字雖在官方說法中看似微小，實際上代表公共資源長期流向非本國勞工，而本勞的制度負擔卻無形增加。長期累積下來，勞保、健保及就業安定基金的赤字壓力被不合理擴大，公共資源的分配效率遭到破壞。若台灣將每年的稅金和基金持續用於支持外籍勞工過度補助，對本國年輕世代及弱勢家庭造成明顯不公平，資源分配失衡與社會正義問題將持續惡化。
因此，政策改革必須回歸本質，強化「本勞與外勞脫鉤」原則。外勞保障應限於最基本醫療及必要人道安置，生育與退休補助應限定範圍與期限，避免長期化、過度化。安置基金應規範資格、期限、資金透明度，防止濫用。承接政府補助的民間單位不得參與政策倡議，以避免利益衝突。主管機關應嚴格監督外勞違規行為，行政中立、汰惡揚善，確保政策以工作契約為核心，並維護本國勞工與社會資源。
總結而言，台灣的外勞政策存在多重結構性問題：
1.本勞與外勞制度綁定，導致資源競爭與不公平。
2.安置與生育補助長期化、濫用化，補助金流向中間機構，外勞受益有限。
3.假人權概念充斥政策，部分組織以人權名義牟取資源。
4.退休與勞保制度延伸至外勞，造成結構性不公平。
改革應回歸外勞「來台工作」定位，保障本國勞工優先，限制外勞福利範圍，明確責任與義務，並確保公共資源用於最迫切的需求。唯有如此，才能維持社會公平、公共資源效率及本勞權益，避免成為「外國人提款機」，並建立合理可行的外勞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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