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愛爾蘭的「和平」現實，臺灣社會該如何借鏡？
北愛爾蘭（下簡稱北愛），這片看似和平的土地，卻被一道道高達數米的「和平牆」分隔開來。這些城牆如同無形的界線，分開了兩個世代相互敵視的社區。即便北愛於 1998 年簽訂的《貝爾法斯特協議》（Belfast Agreement／Good Friday Agreement），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暴力衝突，但和平的表象卻難掩深層的歷史裂痕與持續的社會對立。
上圖為和平牆間的城門之一。圖／劉政暉 提供
不久前冬日難得的晴天裡，北愛的體感溫度仍為零下 5 度，我發抖著參加一場由當地組織籌辦的徒步旅行。兩位嚮導分別是天主教（Catholic）、共和派（Republican）的前愛爾蘭共和軍（IRA，Irish Republican Army）成員，與新教（Protestant）背景的英國忠誠派（Loyalist）嚮導。他們領著我們走訪從小長大的社區，講述對歷史截然不同的詮釋。一路上，旗幟、壁畫、標語等鮮明可見，提醒著這份未解的衝突仍如此深厚。
對比臺灣社會日益升溫的對立情緒，及不同陣營間與日倍增的不信任感，正逼近社會衝突的臨界點，北愛的現狀與教訓，或許恰好值得我們借鏡。
一道牆，隔開衝突，也定義了和平
英國主要由英格蘭（England）、蘇格蘭（Scotland）、威爾斯（Wales）與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組成，其中北愛是英國最小、也是唯一不在本島的行政區域。
北愛與南邊的愛爾蘭共和國，光從名字來看，就能嗅出那段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北愛首府貝爾法斯特（Belfast），以紅磚古建築、精緻壁畫及現代造船設施交織出獨特風貌，世界知名的鐵達尼號就是在此建造。
上圖為貝爾法斯特的紅磚建物。圖／劉政暉 提供
不過，二十世紀的貝爾法斯特曾長期籠罩在暴力與動盪中。自 70 至 90 年代間，愛爾蘭獨立運動與 IRA 的衝突，使這座城市屢次躍上世界各地的新聞版面，直至 1998 年《貝爾法斯特協議》的簽訂，並經翌年人民公投後生效，「和平」才終於降臨。
身處西歐的北愛，即便近年擁有全世界最完善、投入最多資源的「和平教育」（Peace Education），但「和平」真的如此簡單嗎？
西貝爾法斯特，一直都是衝突的第一線。一條街的兩側，可能就矗立著共和派與忠誠派社區。明明彼此近在咫尺，卻幾乎毫無交流──你去你的天主教學校，我讀我的新教學校。和平協議簽訂快三十年，情況幾乎沒有改變。
嚮導們說，許多青年都是到了 18 歲上大學或出社會後，才第一次跟對方陣營的人說到話。而在 1998 年後，城市陸續開築起長達 21 公里的「和平牆」（Peace Walls），讓這些交流更加困難。
城牆間設有數座「城門」，白天開啟，晚上 11 點後關閉。若想在深夜到另外一側，就得開車繞遠路而行。乍看之下，設立城牆彷彿與「和平」背道而馳，但在北愛，這卻是不得不的權宜之計，畢竟共和派與忠誠派的對立，早從 17 世紀英國鼓勵新教徒移民後就已開始，不可能透過一紙協議達成和平。於是人們選擇以城牆的修建，避免對立與衝突的發生，讓「不方便」成為緩衝——既能緩解沸騰的情緒，也讓雙方感到「安心」。
兩側社區，對牆面的設計也有顯著不同。共和派這側以壁畫表態，題材從昔日聲援南非，到今日支持巴勒斯坦為主。背後理由很單純，因在 70 至 90 年代，他們與英國政府間的衝突，與的南非黑人、巴勒斯坦人遭遇的不對等暴力相互呼應。忠誠派那側反倒以「世界和平」為主題，開放觀光客及民主拿著麥克筆，在牆上寫下自己對和平的期待與祝福。
上圖為共和派社區內飄揚的愛爾蘭與巴勒斯坦旗幟。圖／劉政暉 提供
因此，若想真正理解北愛，就必須放下和平鴿或孩子牽手微笑的「和平」想像，試著理解他們如何用一面牆、兩種表述，持續探索「和平」的可能。
從鎮壓到絕食：北愛衝突的悲劇循環
1969 年，英國軍隊進駐北愛。當時西貝爾法斯特區域的共和派，最初仍對英軍保持期待，期待能擺脫長期受忠誠派主導警政單位的不公平對待。
但隔年 7 月，英國以懷疑有 IRA 行動為由，以宵禁（Curfew）的方式，強勢封鎖了 3,000 多名天主教教徒的社區。期間，所有人禁止外出、就醫，甚至任意進出民宅搜查，造成 4 人死亡。這起事件讓共和派徹底斷念，至今走在這片街區，仍能見到肅穆的紀念碑，還有一面面飄揚的愛爾蘭與巴勒斯坦國旗。當時英軍行動不僅深化了不信任，也大大加速了 IRA 招募新血，導致更多血腥暴力事件的發生。
衝突期間，許多天主教徒因抗爭入獄，最知名的莫過於 27 歲便過世的 Bobby Sands。
上圖為 Bobby Sands 的壁畫。圖／劉政暉 提供
長期以來，共和派背景的年輕人在升學、就業上屢屢受阻，如這座城市最關鍵的產業「造船業」，就由忠誠派所把持，久而久之，失業及社會歧視成為多數天主教年輕人的共同回憶。1971 年，號稱民主國家的英國宣布「未審先拘」（Internment without trial）政策，造成更多共和派年輕人被捕，也讓許多人決心加入 IRA，Sands 即為其中一例。
Sands 在隔年因持有武器被捕，起初仍被視為「政治犯」，可不穿囚服、享有相對自由待遇。直到 1976 年英國正式取消政治犯地位，將這些人一律視為「暴徒、一般罪犯」。Sands 與其他在獄中的共和派夥伴，決心不穿囚服、僅以毛毯裹身，之後更以塗滿牢牆排泄物抗議。
1981 年 3 月，Sands 率先發起絕食抗議。隔月，人在獄中的他還被選為國會議員。當被指責未能讓所有囚犯參與絕食時，他留下了一段讓人省思的話：
每一個人，無論是不是共和派，都有屬於自己要扮演的角色；而我們真正的報復，將不是仇恨，而是孩子們能夠笑出來的那一天。
（Everyone, republican or otherwise, has their own particular role to play⋯⋯Our revenge will be the laughter of our children.）
最終，Sands 在絕食第 66 天過世，同年另有 9 位囚犯相繼因絕食身亡。這場行動中，共和派成功扭轉世界的輿論，也逼使英國政府面臨全球輿論譴責。
不過，共和派的歷史並非全然光明。例如，1993 年，距共和派街區不遠的尚基爾路（Shankill Road），原計畫針對新教軍事組織領導人進行暗殺，卻因情報錯誤、炸彈提前引爆，在一家魚鋪奪走10名平民的生命，其中包括兩名兒童。迄今當地民眾仍以鮮明看板，描述共和派的武裝組織事實上就與 ISIS 無異。忠誠派的嚮導，也很自然地用「恐怖份子」（terrorists）來稱呼 IRA。
上圖為路旁將 IRA 比擬為恐怖份子的看板。圖／劉政暉 提供
換言之，北愛衝突絕非「誰對、誰錯」的二元對立，而是糾纏數世紀、無法簡化的歷史宿命。真正的「和平」，對這片土地而言，依然遙遠。
和平的代價，臺灣該如何學習？
2017 年英國公投脫歐成功後，共和派爭取與愛爾蘭、乃至整個歐洲重新連結的意指大增。部分「和平牆」因此再次延伸到 12 公尺高，只為了防止彼此互丟石塊、垃圾。回顧北愛歷史，衝突的根源，其實源自不同群體對歷史的解讀及對未來的期盼。
上圖為忠誠派社區內的英王壁畫。圖／劉政暉 提供
我們常說「暴力沒有正當性」，但在兩派人心中，暴力一度被視為自保的唯一選擇。即便兩派人馬皆不希望傷及無辜，更別說手無寸鐵的婦女、小孩，但子彈與炸彈從不長眼，無辜受害者總是一個個出現，也因此成為新一輪激起雙方憤怒、進行報復的理由。
望向臺灣，在國際關係詭譎多變的氛圍之下，社會上的兩大輿論陣營，在「保臺、賣臺」及「和平、投降」的標籤中，愈發彼此仇視。不同立場的民眾越來越像北愛社會，彼此提出的政策與想法在政客們的扭曲及再詮釋下，依序被形容成「會害死臺灣」的陰謀。我不禁要問，這樣的對立、走向更激進的衝突，真的是臺灣社會的宿命嗎？
我想，我們或許能試著從「如何減少無辜的受害者」的角度重新思考。
身為選民，我們應要求自己支持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在推動任何法案、政策時，誠實指出可能的「犧牲者」是誰──無論是美國關稅下的傳統產業，或地方財政預算增加時被削減的中央資源等，其相關配套措施會是什麼？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這些政策的「犧牲者」，再次如北愛事件的無辜受害者般，被塑造成社會對立的燃料。
實際走訪貝爾法斯特後，我真的不願看到臺灣社會重蹈北愛的覆轍。那個人人不開心、時時擔心害怕的社會，如今已延伸數十年以上，北愛已經走在前頭、向我們示範了這條路的代價，而臺灣的命運，就交給我們自行決定了。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你的英雄，我的仇人！──直擊北愛爾蘭的「和平」現實，臺灣社會該如何借鏡？》，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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