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與黑海的「北約化」將逼使俄國戰略回歸

自沙皇彼得一世（Peter the Great）於1697年「微服私訪」西歐之後，隨即為「尚未開化」的俄羅斯制定了百年不變之長盛方針，即效仿西歐邁向海權大國，拒絕偏安一隅。因此，對俄羅斯而言，偉大永遠屬於開闢新世界的大航海時代，而非貫穿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絲綢之路。

繼承凱撒頭銜的每一位沙皇都深知俄羅斯的安全隱患自始至終都源自陸權國家，所以徹底征服歐亞草原（Eurasian Steppe），並且長驅直入歐陸腹地是防範于未然的根本保障。可是，實戰經驗則證明「偉大羅斯」所擁有的蒙古—突厥式「農奴軍團」雖能逐一攻破東方各國，但在面對「文明歐洲」時卻幾乎毫無戰績可言，其原因歸根結底就是思想與制度的嚴重落後，唯獨「跨海取經」才方可再度重生，進而「遠洋跨海」實現崛起。

彼得一世與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之所以被賦予「大帝」稱號，其根本就是兩位前赴後繼的「偉大」沙皇擁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豐功偉業」，即相繼奪取波羅的海與黑海之出海口，創建能夠左右歐陸地緣政治格局的現代化海軍，即聖彼德堡（Saint Petersburg）與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及其所屬艦隊，分別面向西方大西洋與東方地中海的兩大「立足點」。

美國兩棲攻擊艦 USS Kearsarge 駛入瑞典斯德哥爾摩市中心，高調宣稱開啟為期十三天的波羅的海之年度軍演。（美聯社）

波羅的海「北約化」等同於「內海化」

位於帝國西北部波羅的海沿岸的「北都」聖彼德堡賦予了俄羅斯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所屬歸宿的方向。為此，彼得大帝及其繼承者相繼開啟並參與爭奪波羅的海沿主導權與改變沿岸地緣政治格局的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及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大幅削弱北歐強國瑞典及直接干涉中東歐之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直至葉卡捷琳娜大帝登基且全面瓜分波蘭，最終入主華沙（Warsaw）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致使俄國歐陸勢力範圍擴張至史無前例的地步，但即便如此其波羅的海方面海軍始終未能實現根本性的突破，依舊面臨如同德意志第二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遭遇的困境，即困守於日德蘭半島（Jutland）以東海域，而非全面突破直入北海大西洋。

蘇聯解體後，克裏姆林宮位於歐陸的地緣戰略空間和勢力範圍隨即萎縮至十八世紀中期躋身列強前的「邊緣狀態」，導致其地位由原先的全球地緣政治及經濟「規則制定者」退變為「規則順應者」，進而被動地應對歐亞大陸兩側「邊緣地帶」持續不斷的制度挑戰與戰略壓力。俄烏戰爭的爆發致使源自波羅的海南岸方向的「明波暗流」最終臺面化，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不僅第一時間以身作則公開援助烏克蘭，而且還直接「譴責」且「間接」推動歐盟與北約的對俄制裁。

不僅如此，受克裏姆林宮所開啟「特別軍事行動」的影響，自長期奉行中立外交政策的瑞典與芬蘭於5月18日正式向北約提交入盟申請，並且相對應地開啟了歐陸地緣政治及安全格局史無前例的「單一化」新佈局與發展模式，導致固守北海與波羅的海出入口的丹麥也緊隨其後，於6月1日就是否加入歐洲防衛系統舉行歷史性的公投，一舉扭轉其三十年來針對歐洲一體化之安全防務領域中的「合而不融」方針，致使俄國與北約之間原先起到緩衝作用的地緣空間不斷縮小且日益「明確化」。

在此新地緣政治格局環境下，駐紮於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的俄國彈道導彈部隊和波羅的海艦隊一同成為北約現階段在該地區的「圍堵對象」，進而逐步喪失防止波羅的海南岸反俄意識最強的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連為一體，並進一步「拉攏」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相繼「回歸」的嚇阻能力。

黑海「北約化」等同於區域「去俄化」

不同於波羅的海，黑海為俄羅斯民族的強盛之道指明了方向，賦予其相應的族之欲望與民之動力，並且使所屬國族精神始終保持在「沸騰」的狀態之中且永不滅。受此影響，獲得黑海北岸之立足點且進一步南下長驅直入至巴爾幹（Balkans），並最終「衝破」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是俄羅斯百年「強國夢」的關鍵之所在。

不難看出，對視己為第三羅馬的沙皇而言，征服屬歐亞草原的克裏米亞汗國，並全力南下擠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位於黑海沿岸地區之勢力範圍，最終「光復」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是其歷史使命，屬勢在必得之舉。

在為期近兩個世纪的南下进程中，意識形態成為協助俄國軍事活動達成戰略目標的「助推器」，其核心是以大俄羅斯主義為根基衍生出的東斯拉夫主義与泛斯拉夫主義。因此，烏克蘭戰爭的重要性在於，通過光復被佔領區徹底杜絕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持續蔓延與「升級」，並且憑藉海上圍堵之策迫使其「自生自滅」。在以黑海為中心的北約海上「圍堵圈」中舉足輕重的成員國是扼守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區域「平衡者」之土耳其。

黑海鄰近國家位置圖。（本報製表）

但實際上，現階段的土耳其已不僅僅是立足於以黑海為中心各地緣板塊（巴爾幹、東歐、高加索及中東）的區域性大國，而且還是舉足輕重的軍事強國，其影響自西向東憑所屬突厥聯盟（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已深入里海以東的中亞地區（Central Asia），並且以此為「新根基」正逐步南下進入以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為中心的「歐亞核心三角區」，即阿富汗。

不難看出，俄國在黑海以北東歐南俄草原板塊（South Russian Steppe）的衰弱會進一步在歐亞草原之烏拉爾山脈（Ural）以東西伯利亞地區（Siberia）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但其前提是俄國必須要處在一個「四面楚歌」的戰略被動狀態之下，即在歐亞大陸之「核心區」及「邊緣地帶」東西兩側同時遭遇圍堵。否則，克里姆林宮頂多也只會重蹈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Crimean War）的覆轍，一方面臨時性地實施極為有限的「戰略回縮」並名正言順地重歸未能突破改變的原有秩序，另一方面則隨即「韜光養晦」且重振旗鼓，為下一次歷史性的「地緣突破」做好全方位的戰略準備。

歐陸統一「迫使」俄國「退居」歐亞

俄國眼中的所謂北約「東擴」實質是入盟申請國的「西歸」，純屬俄國歐陸戰略之無奈，「退守」歐亞勢在必得。俄國在黑海相關區域的「節節敗退」與北約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乘勝追擊」早已迫使俄國戰略中心東移。在此背景之下，作為「巨人脊椎骨」的西伯利亞则紧随其后地成為克里姆林宫國防安全的新重心，而分別通向北冰洋和太平洋的摩爾曼斯克（Murmansk）與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則是打破現有之封鎖的「新突破口」，使其自身由原先的歐陸地緣政治玩家之一退變為歐亞大陸「再平衡者」之一。

面對「戰略缺口」日益擴大的歐亞草原，俄國憑藉其僅剩「地緣遺產」和現有之實力只能退而求其次，保護自身百年不破的戰略縱深是重中之重，否則國不將國。而解除源自「邊緣地帶」的威脅是關鍵之所在，因為無論如何俄國歸根結底始終是構建泛歐安全體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其中還包括高加索三國、中亞五國及蒙古），回歸「母體」只是時間問題，退守「歐亞」只是臨時戰略所需，屬權宜之計，而非長久之策。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歐亞」概念相對應的是「單一且統一的歐洲」，是帶有東方色彩的「東歐」遭「西歐」拒之門外後的產物，其目的並非自立門戶或分庭抗禮，而是證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融入歐洲。因此，對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各國精英而言，躋身「歐洲強國」是凝聚國族歸屬感與保持文化自覺的關鍵步伐。

※作者為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科學碩士，曾任哈薩克國立大學經濟與商業高等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