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沐羽：昆德拉與我的生活在他方
文字：沐羽
由導演米洛斯拉夫．施米德馬耶拍攝製作的紀錄片《米蘭昆德拉：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對這位生活低調的當代文學大師做出了難能可貴的完整紀錄。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當代文學大師與icon，也是一位流亡、歸化於法國的捷克裔作家，他不願接受採訪，不願受到矚目，因此紀錄片《米蘭昆德拉：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是極少數對他的紀錄。從香港移居台灣作家沐羽也深受昆德拉影響，當他展開「生活在他方」的新身份後，也和昆德拉有了新的對話。
我是在還沒學懂分辨文類界線時，就讀到昆德拉打破界線的作品；也是在還沒知道讀小說要辨別出敘事者和作者時，就被昆德拉的長篇大論搞得暈頭轉向——「永劫回歸」是個神秘的概念，因為這概念，尼采讓不少哲學家感到困惑——那已經是大學二年級的事了，我到大學圖書館吹冷氣，沒選《異鄉人》，沒選《人間失格》，沒選《百年孤寂》，偏偏選了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原因也是很簡單，因為其他文青之選（語境是2013年，這詞還沒被貶義纏身）全被借光；結果也很簡單，我信了昆德拉的愛情觀（因為這概念，昆德拉讓不少大學生感到困惑），跑去提倡多元關係，輕而易舉地就分手了。
這些都全是寫作生涯的遠古時刻了，我會以一條界線來定義自己進入爬蟲期，在大學時我還沒養成抄書的習慣，由是，我至今已經遺忘那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帶給我怎樣的衝擊，當然還有隨之而來的《笑忘書》與《無知》。昆德拉佔據了我大學裡一段頗長的時光，那時我跑去論壇註冊帳號也叫昆德拉。人人見了我就講聲「昆師兄早晨，你怎麼還未死。」
法國的他，台灣的我
大學畢業前後，我在學生雜誌社舉辦了一場《無謂的盛宴》的讀書會，那是2016年，也是至今老昆最新的書。那時我們依舊年輕，尚未確切被職場打磨，相信理念而非數字，鋒芒而來，粉身而去。而《無謂的盛宴》講來講去都是生命中的無謂事物、荒謬、無意義，那都是些我們讀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時能獲得更深刻感悟的資訊，況且這部小說實在無法說是他最好的書。
以上已經是我在大學時期，對於昆德拉認識的全部了。畢竟那時選書隨意，根基鬆散，對於昆德拉的小說只有一個模糊的認知：一個嘮嘮叨叨的、提倡多元關係的、性愛場面像打翻調味罐的，白人男作家——那時我連他在捷克還是法國都不知道。
後來跑到台灣，二手書店開了我的眼界，畢竟能用不到一百台幣就買到書對香港人來說是種巨大的震撼，而顯然過量印刷的舊版昆德拉主要座落在 60 至 120 元的價位。那時我已幾乎遺忘昆德拉寫過什麼，只帶著對《無謂的盛宴》不屑一顧的心情略過了他。反正我每次去書店，他的書都原封不動地放在那。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雷打不動，反正貨源絕對源源不絕。到了後來我也於心不忍，偶爾會去買一兩本，買著買著家裡也超過十本了。
那時我尚未認真研究過昆德拉，到我出版《煙街》時（2022年）也是。在書裡，我寫他是「法國的昆德拉」，我想應該沒有人可以否認昆德拉是屬於法國的，又或者說，我後來終於在一次受訪時難得地被問及這個問題：為什麼你會寫他是法國的昆德拉？
因為這就是諷刺之處，在那個年代，所謂「捷克的昆德拉」已經完全被官方抹殺了，為了延續寫作生涯，他不得不成為法國的昆德拉。記者接下來問我，那你會即將成為「台灣的沐羽」嗎？我說，昆德拉從來都避答這個問題，因為他認為自己是歐洲的昆德拉，不過我本人呢就對亞洲不太熟，我只是偶爾去日本旅行而已。記者顯然也不知道該怎麼寫，這條問題就消失在訪問長河當中了。
生活在他方，如果說在研究所時期昆德拉和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教會了我什麼，大抵就是這個——在書裡我寫香港人就是「離開，繼續離開，離開直至沒有東西可以被離開為止」，生活在他方，慾望在他方，人必然一直一直痙攣似地移動，讓離開與原居地成為纏綿的辯證。在研究所時我已養成了抄書的習慣，雖然絕大部分抄的都是外國文學，但昆德拉佔的仍是非常少數，只不過《生活在他方》完全切合了2019年後我的狀態。我人在他方，而我思考的事情也在我的他方，移動的路線被切斷，只能催生出新的面向，別的探索，法國的昆德拉，台灣的沐羽。
諷
真正狠下心來去讀昆德拉反而是出版《煙街》之後的事了，在書付印的過程中，機緣巧合下我收了一整套詹姆士・伍茲（James Wood）的評論集。那是我在閱讀上的一次革命，連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都沒影響得我那麼深，我二話不說把還沒交出去的碩士論文重新寫了一遍，寫了一大堆關於寫實主義的書評，受害最深的應該是當期出書的朋友們。其後，在2022年初我計劃了每月讀一個作家，為他們寫一篇長評，第一個就是昆德拉。
我的書單都是關於離散、移動、流動或身分議題的，雖然很遺憾地2022年春天我被猛烈捲進了工作的漩渦，至今仍在一場巨大的無謂盛宴中動彈不得，計劃靜止在讀到第八本V・S・奈波爾（V. S. Naipaul）就從未重啟。不過，在重讀昆德拉時我終於解答了過往那麼多年的困惑：為什麼昆德拉的小說看似那麼好讀，但又意義不明？因為作者假裝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在小說裡，我們看著的地平線是一樣的，我們站在崖上，腳下的人物全在營役掙扎。昆德拉會伸出他的食指，憑空擺動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我的朋友，看起來很蠢對吧？
與此同時，讀者也是被他擺弄的其中一分子，只是我們沒察覺而已。這就是這幾十年來的狀況——所有人都是平庸的，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唯一不平庸的那個——就像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的笑話，又或是戴卓爾夫人（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希望大家相信的那樣。但事實上，昆德拉一直在擺布的就是讀者的這種心理：站在我身邊，一起諷刺別人吧，就算你被我的流彈擦傷，也仍是在我身邊。
諷刺和反諷，是解讀昆德拉小說的一個核心，但什麼是諷刺呢？諷刺是一種語言，它要求解讀，是黑話，只有使用它的人才能理解。它構成了一個共同體，就像我們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看得見的政治陣營，各方都以刁鑽的角度來諷刺他者，從而鞏固自己陣營的凝聚力。諷刺是一種劃分界線的行為，而昆德拉的諷刺也是如此——尼采讓不少哲學家感到困惑——但我們不會困惑，因為我們有昆德拉，我們的朋友，他實在太慷慨了，讓我們遺忘他在小說裡就是一個酋長，看著腳下的人物被狂風吹得東歪西倒，也不忘提醒我們捷克人連腳根也是憂鬱的。
最新的紀錄片《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裡，有一位評論者提到一句很精確的話：要問昆德拉是一位小說家還是評論家，這個單純的二選一問題，揭示了昆德拉只出了一半的力氣來做事。如今，我大概在上班期間用了一半力氣思考昆德拉從大學以來對我的影響，也許就是這個：諷刺是一個共同體，代表著可以隨時背叛任何人。而我始終不同意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一句話：作家是要隨時準備好背叛。如果事實真的是這樣，那為什麼始終要書寫原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