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歌沒品味？ 解析霸榜背後的文學焦慮與懷舊真空
飲料店、計程車、年度排行榜，中國網路歌曲近年幾乎無所不在。俗稱的「抖音歌」常被批評沒深度、沒質感，聆聽者甚至被貼上「品味低落」的標籤，但是聽眾品味真的下降了嗎？作家朱宥勳實際分析抖音歌詞，發現當中繼承台灣九〇年代流行音樂的特質。那麼所謂「抖音歌沒品味」的批評是否合理？又該如何看待抖音歌廣泛傳唱的浪潮？
抖音歌霸榜背後 對「文學性」的集體焦慮
不論是觀察數位串流平台的年度排行榜，或者實際走在台灣街頭，從飲料店、小吃攤、乃至街頭藝人的演唱曲目，近年都被抖音歌大幅佔據。雖然所謂「抖音歌」尚缺乏具體定義，但普遍指稱的是中國非主流藝人創作的網路音樂，在短影音的傳播生態中迅速走紅，外界多認為其缺乏音樂層次、深度及質感並帶有「微貶抑」。
實際觀察輿論，網路論壇Dcard有人發文指出自己在車上播放抖音歌而被女友的爸爸「罵說聽這什麼破歌」，底下留言大多附和「她爸很有sense」，並建議改放周杰倫的歌曲或古典樂；社群平台則有更進一步的論述，如「現在太多歌曲都是旋律洗腦，但是徒有華麗的歌詞卻沒有任何故事或含意，像是失去靈魂的空殼」、「沒有原創性與良好的敘事、層次，公式碎片化抓耳的就一把塞，最後就是縫合怪，更多像是重口味罐頭或是泡麵」。
另一方面，也有一群論點主張「說穿了流行音樂界不就是這樣嗎？也有很多知名歌手，做的是這些公式化、只要副歌hook就可以吸引很多聽眾的歌曲，頂多就是公式程度上的差異而已」，他們認為在本質上抖音歌與過往流行音樂並無不同，分不出所謂高下。
這些爭論透露出一種集體性的焦慮：流行音樂的文學性與深度該如何評量？中國網路歌曲強勢席捲台灣流行音樂市場究竟代表品味的滑落，還是只是審美的更迭？
作家分析流行音樂的文學價值
作家朱宥勳在YouTube節目《聽歌職業病》中常分析流行音樂歌詞的文學性，他指出流行歌詞的文學性就是「內容跟形式的協調」，內容不好，好的形式也很難挽救；而內容很好，但形式做錯了，結果依然會失敗。
以烹飪為例，內容本身就像食材、形式就像調味手法，所以首要關鍵是歌詞內容本身言之有物，例如牛排或生魚片本身就得好吃；接著才是決定如何烹調，醬油、胡椒等調味料可能會讓內容昇華，但也可能原汁原味才是最合適的呈現。
朱宥勳坦言兩者之間沒有真正的定解，他舉例說明：『(原音)李宗盛的〈山丘〉為什麼很棒？因為他的白話建立在他是有一個中年阿伯的腔調，那個腔調適合他講的那個話題；他如果拿那個腔調去描寫一個16、17歲青少年戀愛的心情就會一塌糊塗。《十七歲女生的溫柔》其實就非常有趣，就是他一樣要寫17歲的青少年的愛戀，但他採取的視角是一個搞不清楚這些狀況的大人，那這時候就不會出錯，因為他的那個腔調適合寫這個大人，他如果真的跑去寫那個17歲女生，他就完了。』
進一步分析，朱宥勳將好的文學歌詞分為「故事型」與「詩歌型」兩種。「故事型」以珂拉琪〈萬千花蕊慈母悲哀〉為例，當中精準呈現政治受難者的場景與動作反應，就是一個好的故事。至於「詩歌型」則非常難找到故事線，但會用很多漂亮的意象跟句子呈現情感的動靜，例如李宗盛〈山丘〉把人生越過層層障礙的情景描繪出來，形塑出一種中年的虛無感。
抖音歌真的都沒品味？
朱宥勳曾討論過抖音歌〈一億個傷心〉，歌詞開頭以「菸灰已堆滿床頭，酒杯塞住下的樓，唯一照片已經被貓叼走」描述分手的難過場景，他分析「就意象來說我都知道為什麼這麼做」，因為「菸灰」代表很難過、「酒杯」代表借酒澆愁、「貓叼走照片」代表曾經重要的東西被奪走了。
但是若仔細分析其中的故事邏輯，朱宥勳說，床頭堆滿菸灰，現實上不僅有火災疑慮，且無論就衛生或畫面都不理想；理論上應該要在菸灰缸或杯子裡，但是「為了要押ㄡ韻」，最終整個畫面就經不起推敲。文學雖然會有複雜的隱喻或象徵等情節，但他強調「這件事是簡單到不應該在這裡犯錯」，猶如為了調味而瘋狂加鹽巴、為了穿漂亮衣服而把手腳砍掉，最終讓形式凌駕在內容之上，造成「以詞害意」的結果。
朱宥勳曾在節目《聽歌職業病》分析蒙面哥的歌曲〈一億個傷心〉。(擷取自YouTube)
不過朱宥勳也提到，台灣過去的流行音樂也有許多類似狀況，像是孟庭葦1990年發行的〈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他分析：『(原音)歌詞就很簡單：「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為什麼每個妹妹都這麼憔悴、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哥哥你心裡頭愛的到底是誰、我也只是其中一個妹妹、為什麼每個妹妹都嫁給眼淚。」看完(歌詞)之後你完全搞不清楚敘事者這個你、這個我跟這個男人之間發生什麼事情，你只知道他到處拈花惹草，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那幾個妹妹是沒有形象的，連敘事者本身也是沒有形象的。』
相對的，所謂抖音歌也非一無是處，比如朱宥勳就提到中國歌手陳粒、宋冬野在歌詞創作上具有一定水準，且同樣獲得不錯的流量支持。
朱宥勳認為大眾質疑中國抖音歌缺乏文學價值的一大關鍵源自「文化差異」，因為中國人口的內在樣貌差異巨大，網路使用者(聽眾)「可能是很素樸的農村人口」，所以在〈一億個傷心〉當中出現猶如兒歌「數數」的天真手法，透過計算身旁孩子數量來隱喻和前任離別的時間，或許並不奇怪。
朱宥勳進一步解釋，教育程度將直接反映出語文能力，例如同樣是問「今天過得如何？」，小學生可能只會表達「好或不好」，但是大學生可能會提出更豐富的資訊來形容今天的狀態。
他說：『(原音)這就是解析度的差別，細節在文學寫作跟在教育程度都是一樣的，越高的語言程度就是細節越多的語言，細節少的語言就是低的程度。什麼叫細節少？就是只有形容詞、只有大概的抽象概念、沒有具體的畫面，或是一進到畫面就出錯，像我們剛剛一直在講〈一億個傷心〉，為什麼他一進到畫面就出錯？對我來說他努力把解析度拉高，可是他其實沒有能力去處理這麼多細節的東西；我相信對於中國流行音樂有些創作者可能有這種感覺，就是說一旦他把解析度拉高的時候，他的聽眾很多人可能就會聽不懂，所以你要呼應市場就只能把解析度降低。』
回首台灣 如何看待抖音歌熱潮？
也就是說，當中國社會內部近年存在明顯發展落差、網路歌曲必須以低解析度的創作來貼合群眾需求時，台灣社會則持續發展、在詞曲創作上的解析度持續提升，這樣的兩岸落差或許正是輿論批評「抖音歌沒品味」的核心原因。
他特別指出，創作者總是希望一直往前走、不希望重複過往已經做過的事；但是對消費者而言，人們可能並不想要往前進、不需要比較「炫」的東西，反倒只想繼續停留在原地。當雙方落差逐漸拉大，這段真空自然就由具「台灣八、九〇年代懷舊感」的中國網路歌曲來填補，塑造出如今的收聽結構現狀。
朱宥勳說：『(原音)假設我的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抖音歌繼承了九〇年代的某些台灣的東西，我們現在又非常流行抖音歌，那其實(品味)沒有下降啊，我們只是在原來的位置而已，因為我們九〇年代也是這樣的。所以其實我們沒有什麼(品味)下降的問題，或者不如說我們對進步的想像是有問題的。』
朱宥勳認為抖音歌實則繼承了台灣八、九〇年代的懷舊感。(饒辰書攝，經後製處理)
面對品味之爭，朱宥勳提出兩大建議。首先，他希望大家的解析度慢慢提升，因此製作節目《聽歌職業病》，希望提供大眾一些鑑賞歌詞的工具跟方法。再者，他也建議評論歌曲時，應具體論述覺得好或不好的理由，而非粗糙地二分好壞，更不應直接套用他人的品味框架。
他強調，每個時代都會有好東西、每個時代也都有糟糕的東西，而「感受」是真實的，重點在於建立屬於自己的「品味體系」，才能據此進一步推進理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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