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隊是人氣助攻，還是喧賓奪主？
幾年前的週末下午，岳母臨時起意，想到台中洲際球場看職棒例行賽，重新感受她年輕時期在新竹市立棒球場見證龍象大戰的回憶。太太立刻拿起手機，訂了幾張內野票，付款成功後，她笑著對著我說：「耶斯！我終於有機會進場看峮峮本人！」
看著太太的神情，我想起高中時期的自己。當時，我常和同班的興農球迷去台中棒球場，跟著應援團體的指揮、樂器聲，大聲喊著口號，唱著打線球員的應援曲。說實在，當時的我還算不上一名棒球迷，只是不時在家鎖定轉播，同時不排斥到現場湊熱鬧的鄉民，邊摸索自己對棒球運動的好奇，及對現場氛圍的期待。
無論是想感受熱鬧氛圍、一睹啦啦隊員風采，或單純想成為應援的一份子，球迷進場總有不同的理由。然而，隨著一刀切的「本質球迷」論戰四起，球迷形象也在「啦啦隊」與「球隊」的兩極對立。
兩年前，我曾寫道：「啦啦隊不該因為球團的商業操作，背負喧賓奪主的原罪，反而更該被球團保護與尊重。」兩年過去了，那些真正該被討論的人事物，是否進入你我的視野了？
啦啦隊光環背後的職場風險
我們在舞台上永遠都要保持笑容，要把情緒隱藏起來。啦啦隊的存在是陽光、正能量的，盡量不要在自己社群發負面想法。
──林襄
BBC 曾專訪請教樂天、味全球團經營啦啦隊的哲學，指出台灣啦啦隊的角色與他國不同，逐步由「跑龍套」轉為「藝人出道」的跳板。台鋼雄鷹的韓籍啦啦隊員安芝儇表示：「在韓國，啦啦隊只能做啦啦隊的事，但在台灣，啦啦隊幾乎就像真正的藝人！」固定曝光加上運動競賽的清新熱血形象加持，讓啦啦隊快速成為場內外公關活動的新寵兒。
但或許是過度強調「偶像」光環，也讓啦啦隊員暴露在職場風險當中。2024 年 4 月，職籃的領航猿、攻城獅、鋼鐵人、夢想家及職棒的味全龍，五支球隊在同一個月內接連發布聲明，回應啦啦隊員遭球迷騷擾的事件。
在攻城獅的案例中，一名男性球迷在賽前活動時，從背後扣住啦啦隊員雙臂，事後被網友認出是慣犯，曾多次對女性球迷和啦啦隊員有不當肢體接觸。球團回應將「調整活動細節與現場控管」，呼籲球迷保持適當距離。在賽後記者會上，領航猿總教練卡米諾斯甚至不談球賽表現，先開口要球迷尊重啦啦隊。
這些事件不只發生在球場內。同年 11 月，味全龍啦啦隊員李多慧完成機車環島後，遭一輛白色小客車跟蹤至租屋處附近長達一個半小時，跟蹤者下車假裝打電話並偷拍。安芝儇透露，她早年在韓國職棒工作時，觀眾會朝啦啦隊丟炸雞骨頭、酒瓶，甚至偷拍裙底。「那時候沒有法律保護，只能忍耐。」
面對一再發生的騷擾，球團的回應模式千篇一律：事後發聲明、呼籲球迷自律、承諾加強現場管控，卻沒有任何一支球隊建立系統性的預防機制，也沒有任何聯盟層級的保護框架。
當啦啦隊員從球場的「行銷要角」，逐漸成為台灣職業運動中曝光度最高的群體之一，她們卻常被認為是「職棒的過客」或「場邊的花絮主角」，默默承擔工作及社會的不友善。
啦啦隊勞動權益為何被邊緣化？
放眼全球職業運動，啦啦隊員的勞動條件可說是個被系統性忽視的議題。各國球團規避責任的方式雖然不同，但都選擇閒置（sidelined）啦啦隊員勞動權益。
在美國，NFL 多數球隊透過第三方承包商聘僱啦啦隊，讓她們成為「勞務承攬」而非球團員工，因此被排除在《聯邦公平勞動標準法》的保護外。更何況，美國啦啦隊員沒有工會、沒有主管機關，出問題往往只能找律師捍衛自身權益。
過去十年間，至少十支職業球隊遭啦啦隊員指控竊取薪資、騷擾或歧視，但多數案件以和解告終，條件保密。
2024 年 Netflix 紀錄片《美國甜心：達拉斯牛仔啦啦隊》（America's Sweethearts）播出後，牛仔隊啦啦隊的單場薪酬從 500 美元提高至 2,000 美元，漲幅達 400%，但她們仍被歸類為兼職員工，並沒有健康保險或退休金。值得一提的是，NFL 吉祥物的年薪通常在 6 萬至 6 萬 5 美元之間，啦啦隊員的年收入卻很少超過 2 萬 5 美元。
眼光轉至亞洲，今（2026）年一月底爆出，「韓國職棒部分球團將禁止韓籍啦啦隊同時在台灣從事應援活動」爭議，也意外道出多數韓國球團選擇透過經紀公司或應援專業公司，以外包方式合作，證實啦啦隊並非球團正式員工，聯盟或球團無法介入其個人合約或海外活動安排。
若在日本，大多數球團與啦啦隊員直接簽約，但性質上屬於「打工」（アルバイト），日薪約 1 萬至 1 萬 5 日圓，月收入 10 萬至 15 萬日圓，收入甚至比日排 8 小時班的 Lawson 便利商店兼職工作還要低。不過，北海道日本火腿鬥士隊球團，在啦啦隊因「狐狸舞」爆紅後，主動將薪資從「步合制」（無底薪，有比賽才有薪資）改為「給料制」（有底薪加獎金），提升啦啦隊員的勞動待遇。
回頭看台灣，儘管各啦啦隊隊員的勞動契約不明，但專業人士指出應屬「委任契約」，提升個人自主性及接案自由度。在台鋼雄鷹 Wing Stars 啦啦隊祭出保障年薪 50 萬待遇後，社會大眾才開始正視場上啦啦隊員燦爛笑容的背後，往往得面對收入的不確定性。而委任契約的自由，正是努力「偶像化」的啦啦隊員，發展如直播、商演、與代言等多角化的生存之道。
從 MLB 禁令，看台灣的互動盲點
球團有沒有能力管理球迷行為，並規範啦啦隊的衣著尺度？答案是肯定的。MLB 各球團均有球迷行為準則（Fan Code of Conduct），明確禁止針對場內任何人做出帶有種族、性別、性取向歧視的言語或肢體行為，違者可被驅逐出場，並終身禁入球場。
NBA 在 2019 年後推行零容忍政策，猶他爵士隊曾因球迷對球員 Russell Westbrook 的種族歧視言論，對涉事球迷處以永久禁入主場的處分。英超的「No Room for Racism」計畫，更將管理範圍從場內延伸到線上，球迷若在社群媒體上針對球員發表歧視性言論，同樣可能面臨球場禁令，甚至刑事訴訟。
日本職棒則依據 2006 年制定的「排除暴力團宣言」，規範私設應援團必須向球團申請，並取得許可才能於場內合法活動。事實上，台灣職棒在例行賽票券使用說明第十四點，同樣敘明進場觀眾「請勿對各區安全管制、拍攝工作人員言語辱罵或有推擠、腳踢等其他危險」，但並沒有明文規範與「啦啦隊員」的互動界線。
至於，針對啦啦隊的衣著規範則相關弔詭。過去，NFL辛辛那提猛虎隊規定，練習服下不得穿內褲，水牛城比爾隊甚至以「晃動測試」（jiggle test）評判隊員身體各部位是否合格。近年來，部分球隊開始調整制服設計，印第安納波利斯小馬隊改採連身裙裝，紐奧良聖徒隊也捨棄過去的金色比基尼服裝。
前西雅圖海鷹啦啦隊員佩特（Mhkeeba Pate）擔憂改變啦啦隊的衣著設計，恐怕會讓注意力放在錯誤的命題之上。她認為更重要的是，社會大眾能對啦啦隊這份工作，及對啦啦隊員穿上這套製服所付出的努力，多一些尊重和理解。
然而，女性運動媒體協會（Association for Women in Sports Media）前會長格斯特納（Joanne Gerstner）十年前就已坦言：「她們或許聰明、腳踏實地、非常優秀，但我們卻只能根據她們的外表來評判她們，而隨著美國啦啦隊的發展，她們的穿著也越來越暴露。」
在短暫而奪目的啦啦隊演出中，如何理出一條「道德共識」，甚至了解這些啦啦隊從業人士，至今未有定論。然而，或許正是球團或經紀公司決定了啦啦隊穿什麼、怎麼互動、在什麼尺度內表演，又該接什麼樣的商演代言活動，才讓啦啦隊員淪為戰場前線，而幕後做出決策的管理層或經紀公司卻仍躲在幕後。
站在前線的啦啦隊「稻草人們」
回頭看這場延燒多年的爭論，「本質球迷」或「啦啦隊迷」的二元命題，或許從一開始就只是尊稻草人。兩方在意的是依附著商業邏輯，而塑造出來的展演舞台，當大眾一邊批評啦啦隊「喧賓奪主」，一邊反嗆對方「守舊排他」，或許我們可以試著突發奇想，摻在一起，做成撒尿牛丸？
2023 年，當《芭比》與《奧本海默》同期上映，製造出「粉紅 vs. 嚴肅」的文化迷因。這個迷因所以成立，正是因為大眾預設了「女性敘事」與「嚴肅敘事」互不相容。不過，這兩者似乎也是推進電影工業進步存在的兩種光譜。
這與棒球場上的邏輯如出一轍，「運動本業」被歸類為嚴肅的、本質的、值得捍衛的場域；「啦啦隊」則被推向裝飾的、附屬的，或可被非議的性別空間。然而，啦啦隊從不只是「場邊花絮」。
雜誌編輯杜甘（Ella Duggan）認為啦啦隊是一種「視角錯覺」，它象徵熱情與專業，但在流行文化中，它就是一群穿短裙站在邊線的漂亮女人。啦啦隊的表演同時包含運動競技，與符合男性凝視的女性氣質表演，恰恰存在於性別期待的十字路口──男性觀眾看不見排練的汗水，只看見「恰好在跳舞的女人」。當啦啦隊繼續被視為邊線，我們也就繼續默許了，女性只能擔任支持者的那套父權敘事。
女性主義作家史密斯（Victoria Smith）以 2025 年 NFL 出現男性啦啦隊員事件提醒我們，男性加入啦啦隊，雖然在表面上打破了性別編碼，但挑戰表面的性別符號，不等於挑戰性別作為權力的結構。
她認為女性主義者仍可審慎支持男性啦啦隊員，不是因為這些男性必然站在女性主義這一邊，而是因為他們的存在至少展示了一種可能，即女性氣質不必然與生理女性綁定。然而史密斯也強調，比起符號層面的鬆動，更困難也更重要的是讓男性真正理解，女性有自己的感受與內在世界。
啦啦隊員站在球場的最前線，承接觀眾的目光與評論、球團的商業期待，及社會對她們身體與角色的種種想像，卻始終被擋在制度保護的門外。解鈴還須繫鈴人，當我們看見啦啦隊成員們的表現，也必須理解她們作為稻草人，背後那些被忽視的勞動、凝視、教育等問題。
唯有理解彼此，職業運動與啦啦隊，才有機會從「無解」走向「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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