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年輕人「沒錢不想生」是一個錯誤的假設
林靖凱／現職公務人員
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出生人數從2011年的近20萬人，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13萬餘人，跌幅超過三成。同一期間，政府投入的少子化對策預算卻逐年擴張，2023年中央及地方合計預算已突破千億台幣。這兩條走向完全相反的趨勢線，揭示一個殘酷的現實，政府長期仰賴的「財務補貼」政策不僅成效不彰，其背後的想定是「青年單純因財務壓力而不生育」，更可能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假設。
探究現今少子化的深層病灶，2022年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斷點。該年出生人數降至13.8萬人，較前年的15.3萬人驟減1.5萬人，創下近 10% 的歷史新高跌幅。若從人類生理上最適合生育第一胎的25至30歲黃金窗口來看，這批人在現實中正大規模選擇延遲或放棄生育，而回推孕期決策時間，這波斷崖的起點恰好落在2021年。當時的總體經濟背景為何？正是政府因應疫情大規模釋出紓困資金，同時市場資金極度寬鬆，股市與房市迎來罕見大多頭的時期。2021年開始的資產狂潮，是否正是這波斷崖的加速器，目前仍難以確立直接因果，但兩者的時間軌跡高度重疊，構成一個值得深入追問的相關性。
從社會心理與行為經濟學的層面檢視，2021年時25歲的青年，正處於大學畢業或初入職場，是人生價值觀定型的關鍵窗口。然而，當時的總體經濟環境向這批青年釋放了單一且強烈的訊號──透過股市當沖、房地產槓桿所獲取的資本暴利，遠大於付出勞力所得的報酬。當資源取得與實質努力脫鉤，年輕世代對未來「可能自我」的想像，便產生結構性的轉變。上一代人透過工作晉升、積累財富並建立家庭的線性人生藍圖，被追求「一夕致富」與「即時享樂」的指數型價值觀所取代。
與「可能自我」變異同時發生且更為致命的，是年輕世代「應該自我」的全面空洞化與重構。傳統社會中，成年後工作、結婚、生育、承擔社會責任，是透過家庭、社區與文化權威穩定內化的義務感。但隨著傳統共同體式微，社群媒體演算法已經全面接管價值觀的形塑，成為自我認知中「應該」如何的新標竿。現今熱門社群軟體演算法所灌輸使用者的「應該」，聚焦於「應該」要去吃無菜單料理、「應該」要每季出國打卡、「應該」要穿戴特定潮牌等最低層次的多巴胺索求，將人生的義務視為「維持一個看起來很有錢的 Instagram 版面」。傳統那套「你應該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的敘事，對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失去了情感共鳴的基礎。婚育責任、家族延續、社會貢獻這些原本是應該自我核心內容的東西，在他們的認知結構裡已經從「義務」降格成「選項」，甚至從「選項」進一步轉譯成「代價」。
理解這種「缺乏長期人生藍圖」疊加「缺乏社會義務驅動」的雙重空洞化，就不難看出為什麼政府的少子化政策會失效。其關鍵在於政府的補貼政策，核心邏輯建立在年輕人心中仍存在一個「我應該生育」的開關，只是暫時被財務障礙壓制住了，所以給予金錢就能解鎖。但在現實社會，這個義務開關早已在總體經濟的巨變與數位環境的推波助瀾下，遭連根拔除。更殘酷的是，當我們把視角從個人心理拉回到制度層面，會發現國家的稅制與分攤機制，不僅沒有試圖修復這個開關，反而每天都在用真實的金錢懲罰那些義務感尚未完全消滅的人。
若由產業勞動型態觀察，工作性質高度依賴長期勞動紀律與延遲滿足的群體，無論是技術工人或體力勞動者，生活模式本身就在不斷強化「為了未來放棄現在的享受」的行為迴路，往往較能維持人生長期責任的義務感，願意步入婚姻並繁衍下一代。反觀被推向追逐快錢、將人生最高目標轉為購買名車、精品等即時性社經地位展示的群體，長達二十年且需耗費龐大資源的「育兒專案」，自然會被從人生的決策選項中徹底剔除。下一代對他們而言，只是自己資源的競爭者。
另外對於乖乖上班的受薪階級，現行的稅制與社會福利分攤機制，實質上扭曲了整個社會的賽局支付矩陣。一個按部就班工作、結婚生子的受雇者，不僅需承擔累進所得稅，其應納的健保費更是與薪資嚴格連動，連帶撫養的幼兒也需繳納同等級的保費，每年五月的報稅季更是這套制度最忠實的埋單者。諷刺的是，不打算育兒的資本投機者，卻能享受低廉的證交稅與股市交易幾乎免稅的資本利得，又因帳面上沒有工作收入，還可以最低級距將健保依附於區公所。這套制度無異於在懲罰社會的「合作者」（勞動且生育者），並極限獎勵「背叛者」（投機且不育者）。在這個賽局中，「不生小孩、不勞動、純投機」成為了優勢策略。
台灣少子化的本質，實際上是國家總體經濟政策與稅制結構失衡下的副產物。借用廣為人知的「老鼠烏托邦」比喻來描繪這個結構：當資源取得與努力付出程度脫鉤，群體行為就會走向社交退縮、過度梳理毛髮、不再繁殖，對比人類的行為就是放棄人際關係、過度消費、做醫美，及不生小孩。主政者若繼續將少子化政策停留在被動的發錢補貼，問題不只是政策工具選擇錯誤，而是早在最初診斷時就已失準。那個「社會義務」開關既已遭數位刪除，給再多錢也是在對一個不存在的入口大喊芝麻開門。
台灣少子化的真正反轉，終究需要一場更深層的文化與價值重建，那遠超出任何單一政策的涵蓋範圍。重整稅制不是萬靈丹，但它讓資本利得承擔對等的社會成本，使那些「應該自我」尚未被徹底清空、仍願意老實工作與承擔家庭責任的人，不再繼續被制度懲罰與羞辱。當一個社會的賽局支付矩陣把「合作者」設計成輸家，留存下來的義務感只會加速消耗殆盡。在價值觀的重建還遙遙無期之前，政府能做的最低限度，便是停止讓現行體制成為加速義務感崩解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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