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印度當隻漂鳥：在喜馬拉雅山下作畫的人，徐悲鴻在干城章嘉峰前尋回藝術之「真」

1939年，身處國難與婚變雙重夾擊的徐悲鴻，受到印度詩聖泰戈爾邀約，赴印度西孟加拉邦小鎮聖地尼克坦住了一年，其間到大吉嶺度假三個月。從大吉嶺望向喜馬拉雅山列時，他心裡在想什麼呢？

油畫大約於晚清就已傳入中國，然而真正將西方古典主義帶入中國的，莫過於徐悲鴻（1895-1953）。他不僅是20世紀以來寫實主義的代名詞，同時也是現代美術教育的奠基者，影響深遠。

1937年對日抗戰開始，身負濃厚民族情懷的徐悲鴻遠下南洋，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一帶賣畫募捐，向當地華僑籌資援助中國政府，前後長達三年之久。其間收到印度詩聖泰戈爾（1861-1941）的邀約，於1939年11月由新加坡前往印度，在這塊充滿宗教與哲思意味的異國土地生活一年之久，隔年（1940）12月才返回新加坡。

如在天堂的一年

泰戈爾和中國的緣份極深，1924年時就因徐志摩邀約來華訪問。當時他已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日本或中國都被視為一代東方大哲，深受梁啟超等藝文界人士歡迎。雖然他也碰上中國知識界的紛擾而提前返印，然而這股民國「泰戈爾熱」方興未歇，一如電視劇《人徐悲鴻與泰戈爾間四月天》徐志摩與梁徽音這對才子佳人伴他四處遊歷的場景，且如今台灣坊間書局所見《漂鳥集》或《新月集》，也多半是當時學者鄭振鐸的譯本。

1921年，泰戈爾於印度加爾各答北方鄉村 Shanti Niketan（時譯聖地尼克坦），用諾貝爾獎金建立Visva Bharati國際大學。他十分看重中國文明與其代表的亞洲文化意義，遂在譚雲山的協助下，於1937年設立「中國學院」（注一），廣邀中國學者或藝術家到此研究創作。

於此機緣，徐悲鴻來到此地。相較於先前在新加坡熱切鼓吹愛國募款的聲嘶力竭，徐悲鴻在聖地尼克坦感受到的卻是泰戈爾聖人般的高貴舉止，伴隨此地悠閒明美的風光，讓他深覺來到一個充滿和平、擺脫戰亂之苦的天堂。雖然，徐悲鴻仍把握一切公開或私人場合，向印度各階層宣傳中國抗日的艱辛，但遠離喧囂的居印一年，可能是徐悲鴻一生中最無拘無束的時期了。

他曾騎著馬，沿著恆河平原一路由加爾各答橫貫整個印度大陸，赴西印的克什米爾遊覽，也用素描記錄沿途所見的印度民間生活，與各種禽鳥動物。在徐妻廖靜文終生珍藏的一本印度素描冊中，可以看到徐悲鴻對印度民間鼓樂琴歌的翔實紀錄，如傳統樂器木丹加鼓、西塔琴，還有歐洲傳來的手拉風箱的簧片管風琴等，民族樂手們傾倒於樂聲的陶醉表情，也一一被徐悲鴻細膩捕捉下來。

注一_在徐悲鴻之前，嶺南大畫家高劍父已曾來訪中國學院；而後1950年，浪跡海外的張大千也到此訪問舉辦展覽，只是泰戈爾早已逝世了。

曾經的世界第一高峰：干城章嘉

抵達印度數月後，時序進入惱人的夏季。徐悲鴻於是決定乘坐世界著名的高山窄軌蒸汽小火車，赴大吉嶺避暑。大吉嶺是英國殖民時期開發出來的高山茶園，海拔2400餘米，因鄰近加爾各答，遂成為英國貴族夏季避暑聖地。此處可遠眺喜馬拉雅山皚皚白雪的群峰，其中最聳峻的莫過於高達8586米、曾被認為是世界第一高峰的干城章嘉峰（注二）。

來到大吉嶺度假的徐悲鴻，在當地朋友陪伴下，隨身帶著素描紙筆，騎馬穿梭在懸崖峭壁的羊腸小徑中，捕捉各種可入畫的素材。干城章嘉峰碩大雄偉的山體，無論在大吉嶺任何地方都吸引他的目光。因此他留下各種不同角度與材質的描繪，素描、水墨、油畫皆有，其中以橫幅展開迤邐千里之勢的油畫版本最為徐悲鴻喜愛。

由此畫可以看到，近景為大吉嶺的綠色疇野與墟里小屋，映襯遠方一排高聳入雲的喜馬拉雅山列，左後方最高的雪峰即為干城章嘉峰。對照實景，徐悲鴻幾乎把山形完美重現複製，一一山頭均可按畫指認，正符合徐悲鴻對於「寫實」的要求。

注二_直到1852年英國勘測到聖母峰的真正高度之前，干城章嘉峰一直都被認為是世界第一高峰。

悲鴻：悲願之鴻鵠

「吾歸也，於藝術為求『真』之運動，倡『智』之藝術。」早在1927年，徐悲鴻結束留法八年歸國時，他便從西洋古典油畫領悟藝術的「求真」乃是追求藝術形象本質的真實──除了寫實之「真」，也需發自藝術家情感之「真」與人性深刻內涵，才能做到情真切、意深遠。故而他的寫實主義繪畫，不僅在於描繪形體外貌之似，更追求在中國內憂外患之際，激勵民族氣節與文化自信。

所以，徐悲鴻最常畫的奔馬、烈獅、飛鷹，無一不蘊含讚許與憧憬。他的獅子，乃奠基於1922年赴德遊學期間在柏林動物園大量寫生，並認為獅子雖魁武威嚴，然而「愛其性和易」，其中寄寓了對於中國民族的期許。他的奔馬，意味在戰場上激昂驍勇，也是在印度見到純正阿拉伯高貴血統駿馬後而更臻顛峰。至於他的飛鷹，往往竭力刻畫眼睛、啄喙、利爪等細節，正因他把飛鷹視為抗擊外敵的象徵──尤其在大吉嶺短短三個月，他時常看到喜馬拉雅山區的猛禽「靈鷲」，毛色深褐、體大雄健、喙尖如鈎，眼神炯炯逼人，故屢屢繪其英姿，皆成其後來飛鷹形象的淵源。

以畫救國的徐悲鴻，「悲鴻」之名，在當時的苦難中國環境下，實有悲願鴻鵠之意啊！

下期預告

1937年77事變後，對日抗戰爆發，國民政府與大量機關院校遷往四川與西南一帶，成為中國近現代開發西南地區的淵源。一生好入名山的張大千在「黃金十年」遊歷東南名山之後，又將其遊蹤帶往大後方。接下來，我們將一一進入他所描繪的青城、峨嵋、與西北荒漠中的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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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啟倫

臺大中文系、臺大藝史所畢業，博理基金會研究員。長期從事書畫鑑定，關注中國書法史、張大千與近現代書畫、民國文人在臺灣等三項課題。編著莊嚴三書《故宮半世紀》、《書道幽光》、《翰墨知交情》，合編《張大千參考書目選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