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蘇林定於一尊　越共走向何方？

當越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前於1月23日落幕，看似平穩結束的一場黨代會，實際上標誌著越南政治體制進入深度「個人化」的新階段。蘇林毫無懸念全票連任總書記；政治局擴編至19人，多數成員為其嫡系；而最具政治份量的國家主席梁強與總理范明政雙雙出局，讓這次會議成為蘇林「定於一尊」模式正式啟動的儀式。

兩塊大石頭搬走　為誰鋪路？

在越共的「四駕馬車」體制中，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及國會主席原應彼此制衡、共治一局。然而，2024年10月21日，國會投票選舉梁強為國家主席、解除蘇林兼任職務，使蘇林成為任期僅五個月的國家主席——創下越南憲政史上最短紀錄。蘇林此後專任總書記與中央軍委書記，原本看似是「四柱共治」的回歸，但十四大的人事安排卻證明，這只是形式，非實質。

梁強與范明政未能進入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不僅喪失權位，連黨內基本席位都未保留。這樣的「清空式排除」，既非正常交接，也非退居二線，而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權力重整」。此舉令人聯想起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之後，透過反腐與人事洗牌排除異己，最終確立「習核心」；胡春華未進入二十大政治局，亦為對照。

蘇林此次布局，既是政治上的「斷尾求生」，更是為實現其個人主導體制而清除障礙，為「公安與興安治國」鋪設高速通道。

興安壟斷、公安治國

從新一屆200位中央委員的籍貫分析，來自蘇林家鄉興安省20人，寧平省27人、河內市19人，合計占比超過三分之一。這種地緣式派系集中，如同中共「之江新軍」、「陝西幫」般，為領導人構築多層次的權力保險網。

更引人矚目的是公安系統的全面躍升。公安部長梁三光續任政治局委員，與蘇林長期合作無間，忠誠度無庸置疑；其餘公安體系人馬也廣泛滲透黨務、政策與執行層級。與此同時，技術官僚日漸邊緣化，軍方雖有26人入列中央委員，但國防部長潘文江明顯採取低調防守策略，缺乏主動性與政治能量，實質淪為儀式性存在。

這種權力結構意味著，未來越南將進一步從「公安協助治理」轉為「公安主導治理」，強調內部維穩與社會控管，而非政策創新與制度建設。技術官僚角色被限縮為執行層，制度多元與制衡機制日益空洞。

集體領導的終章：越共走向何方

蘇林在制度與人事上雙管齊下，成功鞏固核心權威，操控十四大文件起草、壓縮異議空間、主導政治局與一中全會名單，完成一場教科書式的政治「全壘打」。這並非偶發，而是蘇林長年布局的政治巔峰時刻。

整體而言，越共正快速走向個人主導、集體領導虛化的治理模式。領袖神格化、忠誠壓倒能力、程序形式化，正是中國「毛澤東陷阱」的翻版。蘇林雖未公開封神，卻實質構築起「去制度化」的統治框架——削弱制度功能、空洞集體決策、集中決策權於一人之手。

中越同構：制度回音室的警訊

值得玩味的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第一時間向蘇林致賀，強調中越同為「社會主義命運共同體」。這不僅是外交禮儀，更揭示中越兩黨制度運作與領導邏輯的高度同構化。習近平的「兩個維護」與三連任神話，與蘇林如今的治國實驗如出一轍。

但制度的集中並不必然帶來治理效率，反而更易造成決策失靈、政策孤島與治理盲區。越南也正面臨人口紅利消退、產業轉型壓力與外交局勢複雜化，在此關鍵時刻，權力極化是否真能帶來國力躍升，仍是一大問號。

黃金五年　還是隱患五年

蘇林主導的「黃金五年」，究竟會成為越南邁向區域強國的加速器，還是滑入一人專斷、制度空洞化的起點？十四大的硝煙雖已散去，但政治集中化所種下的結構性風險，正悄然發芽。越南的未來，或許不只看經濟增長與外交平衡，更取決於其是否能從「蘇林時代」中留下一條制度重建的出路。

※作者為淡江大學外交系中國大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