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柯黃必須緊靠　因為只剩彼此

上世紀水門案除法律問題，也反映了美國人的政治道德尺度，很顯然，尼克森陣營竊聽行為，並不符合那時大眾所以為「政治縱使存在鬥爭，也不該不惜一切代價取勝」的價值觀。所以，尼克森下台。

過去幾個基於「政治道德」而退出政壇的例子，還有1972年民主黨參議員伊格爾頓投入總統初選18天就放棄，因為他被爆出早年曾三度因憂鬱症住院，還接受了電療，這便觸及到一個根本問題──總統有足夠的心智條件按下（核彈）按鈕嗎？在伊格爾頓坦承病史後，民主黨人無不呼籲他退選；此外，1988年，民主黨參議員哈特被譽為甘迺迪傳人，他才華洋溢，堪稱同代中最具遠見的政治家，偏偏在近乎完美的形象下，卻被人發現他在一艘遊艇上和一位年輕女性過從甚密（讓對方坐在自己腿上），哈特是有婦之夫，因而那被視為一樁醜聞，他的支持者既惋惜又生氣，氣他這麼聰明的人怎麼會犯這麼蠢的錯，明日之星於是還變成了得意忘形政客跌跤的典型。

比起其他直接涉及洗錢、收賄而被迫退出政壇的政客，伊格爾頓和哈特，包括尼克森，無論是不惜一切代價取勝、隱匿健康狀況或婚內不倫，皆打從一開始就遇到「道德」卡關，印證了選民的道德判斷在政治情境中確實具有決定性。

不過，進入21世紀，所謂「社會道德影響政治」竟出現了變化，尤其在黨派競爭愈趨激烈、兩極化下，衡量「政治道德」的標準愈來愈浮動。沃倫、史密斯兩位政治學者曾在2024年發表論文，證實當今選民對越軌的「黨內人士」通常較為寬容，對政治對手則會比較嚴苛。於是，原本不容置疑的是非對錯首要原則，已大幅被黨派立場取代，尤其，在仇恨政治推波助瀾下，出於對外群體的厭惡，再使得選民的道德判斷，很大程度是取決於黨派意識。那麼，上世紀的尼克森水門案、伊格爾頓病史案、哈特不倫案，放在今天，恐怕很有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結果，甚而沒有機會成為日後任何的政治道德借鏡。這就是為什麼兩位學者的論文主題會是：政治讓我們變成了混蛋（道德界線不再清晰純粹所致）。

但這是不是說政治道德已經普遍低落？倒也未必，而是說，在黨派立場愈加取代道德準則時，「雙標」的情況會更明顯，以柯林頓性醜聞為例，當年有多少民主黨女性支持者是選擇寬待柯林頓，進而和共和黨女性支持者站到了對立面，而那種「我可你不可」的心態，實則也是助長當下民主、共和兩黨愈加難以對話的因素之一（川普可你不可亦然）。

這種出於黨派立場的道德雙標，台灣近來也相當明顯。最顯著例子當屬柯文哲以市長身分在市長室收錢，法律問題次之，至少已嚴重採到政治道德紅線，他的支持者則無不淡化以對；以及，黃國昌直到取得立委職務卻還在「指揮偽媒體」對政敵進行跟監，手段直逼水門案，他的支持者也仍可說出一番「必要之惡」的道理。明明自己政治道德出了大問題，卻是兩相反指對手的不是。這就符合了「對外群體的厭惡，會進一步放寬同陣營政治道德界線」的描述，其中的外群體就是民進黨，放寬道德界線，就是對柯文哲明明白白以市長身分拿錢、黃國昌指揮狗仔跟監政敵都覺得無所謂。

而這種道德雙標的影響，《經濟學人》雜誌曾經一篇探討「仇恨政治」的專題，或是點出了病徵，即選民的投票意向，將深深受制於對敵對政黨的仇視，而非對自己支持政黨的信仰。何以致之？套用上述學者報告所提，答案就出來了──一個政客雖然會因出現道德問題而少掉另一半人的讚許，卻仍可以藉由煽動對敵對政黨的仇恨補回選票。「仇恨動員」時興在道德雙標時代，有其因果關聯。

不過，這種因「支持者的雙標」，而讓政客變成混蛋也沒關係的現象，對政客來說，短期或可讓自己繼續擁有一定的支持群體，卻是短多長空，因為不要忘了，其支持者雙標所形塑出的「我可你不可」氛圍，也在同步阻絕這個黨選票能量的擴散。除非有朝一日台灣社會對政治道德的判準全盤不覺柯（收錢）、黃（跟監）有誤，否則柯、黃不會不知道自己的困境和麻煩，因為一旦走上「柯文哲清清白白」、「黃國昌是在揭弊」這種論述，這就已形塑出他們及支持者間獨有的政治道德感，既是獨有，柯黃現在唯一就是相互依偎，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只剩彼此。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