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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鄭麗文的背後 是一個變形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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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於 2025年10月18日22:00 • 劉哲廷
鄭麗文的崛起,表面上是一場個人勝利,但更深層的,是整個野百合世代的分裂。(張哲偉攝)

政壇的時間,總是帶著殘酷的諷刺。1992 年的野百合世代,如今已步入政權結構的頂端。他們曾是推翻威權的年輕人,如今卻各自成為制度的器官。這三十三年的距離,不只是歲月,而是理想的變質史。

當年佔據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手舉民主旗幟,喊出「解散國民大會」的口號,他們的怒氣被歷史記錄成光榮的青春;但沒有人能想像,三十多年後,這群理想主義者會在權力軸線的兩端彼此對峙──一端是鄭麗君、陳其邁、林佳龍,仍在體制內以溫和改革的姿態維持民主信仰;另一端,則是鄭麗文,她從同一世代出發,卻走進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宇宙。

她不再是那個在街頭舉牌的青年,而是掌握政黨機構權柄的人。這場戲劇性轉折,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世代運動如何在體制化的過程中,吞噬自己的理想。

一、世代的倒轉:從理想的邊疆到制度的核心

鄭麗文的崛起,表面上是一場個人勝利,但更深層的,是整個野百合世代的分裂。當年那場學運,象徵著「對權力說不」的公民倫理;如今,它的延伸者,卻在權力中找到新位置。這不是背叛,而是歷史的弔詭:理想總要經過現實的換骨,才有存活的可能。

鄭麗文並非單純的叛徒,她代表的是一種「制度內革命的策略者」。她不再相信外部抗爭的神話,而是掌握制度本身作為武器。她的政治姿態,是一種世代反動──不再從道德出發,而從現實的可操作性出發。

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理念」不再是信仰,而是流通的資源。「媒體平台+社會動員+個人品牌」構成了新的權力方程式。過去的政黨機器靠的是黨證、派系與階層服從;如今,真正的權力流通節點,是資訊、流量與敘事能力。鄭麗文的成功,正是這種新型權力秩序的樣板。

二、國民黨的斷裂:從反共正統到親中協調主義

在鄭麗文的背後,是一個變形的國民黨。

這個百年政黨在歷史上曾以「反共保台」為核心認同,將中華民國與反共主義綁在一起。但當中國崛起、台灣民主深化,國民黨的精神支柱開始鬆動。

如今的國民黨,正在經歷一場意識形態的內爆。「中華民國派」不再掌權──這不只是派系更替,而是思想的退位。在中國壓力與媒體資本的滲透下,國民黨的話語權逐漸被「務實親中」派所奪走。他們主張經濟優先、對話優先,認為主權的堅持是「不切實際的浪漫」。

這種轉向,使得黨的內部精神失衡。反共者不再是英雄,而成為「不合時宜」的少數派。這是自 1927 年國共分裂以來,國民黨第一次完全失去反共主導權。而這次失落,不只是歷史的諷刺,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失語。

「親中化」不再是個別政治人物的選擇,而是結構性結果。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網絡、媒體資本、經濟利益,與中國的交流通道糾纏在一起,形成一種「權力依附鏈」。這條鏈條使黨失去了意識形態的自足性。它再也無法清楚地說出自己是誰,只能不斷調整立場,以符合現實的市場邏輯與對岸的外交溫度。

於是,「中華民國」成為一個空洞的符號──它被高舉,但不再有靈魂。

三、媒體政治的幻術:從中天關台到輿情再造

「中天關台」曾被視為政府打擊假訊息的象徵,但它同時揭露了另一個事實:媒體不死,只會變形。當中天被關閉,政治力量並未因此削弱,反而轉向更靈活、更隱匿的媒體網絡。

旺旺中時集團因此獲得更大政治話語權──它不再只是新聞機構,而是政治動員的節點。北京的對台單位自然看見這個空間:與其直接干預,不如透過媒體輿情戰,塑造「理性親中」的公共敘事。

國民黨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兩難角色。它一方面需要媒體動員來維持選舉能量,另一方面卻也被媒體的商業邏輯綁架。黨的理念逐漸讓位於新聞節奏、流量需求與市場算法。

從此,政治語言變成了演算法的產物:誰能被點擊、誰能吸睛,誰就能定義現實。國民黨的靈魂,就在這樣的算法裡被稀釋、被市場化。

四、世代與權力的再分配

這不只是國民黨的問題,而是台灣整體民主的疲態。野百合世代的理想,曾是抗拒威權、追求自由;而今日的世代,則必須在「權力的媒體化」中學會生存。

政治世代的接棒,本應象徵價值的延續,卻變成利益的輪替。年輕政治行動者若想進入制度,只能經由媒體曝光或社群聲量,而非理念辯論。這意味著:民主的代表性,正在被流量政治取代。

國民黨若想重新找回未來,必須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它還有能力說服年輕人相信「中華民國」這個詞,不只是懷舊,而是一種有未來的政治語言嗎?

如果答案是「否」,那麼這個黨將持續下沉,最終被媒體結構與資本權力徹底吞噬。

五、未來的三條路:回歸、調和、或重塑

第一條路,是回歸中華民國派的再整合。

這意味著重建黨內制度與價值,使反共與主權意識不只是象徵,而成為行動綱領。唯有將「中華民國」的理念延伸到當代議題──氣候正義、科技倫理、社會平權──它才有可能重新獲得世代認同。否則,它只是過去的影子。

第二條路,是擁抱媒體資本與親中調和。

這條路或許短期內能贏得選舉,卻會讓黨徹底喪失意識形態的根。當政治依附於媒體敘事,黨的存在就成為一場持續的「輿情劇場」:它能製造情緒,但無法製造信任。

第三條路,是走向聯盟化的再造。

讓國民黨不再是封閉政黨,而是一個跨世代、跨意識形態的「中華民國聯盟」:結合地方行動者、公民團體與年輕世代,以多元議題重新定義「國家」。這樣的政治想像或許遙遠,但卻是唯一能讓國民黨重新嵌入公民社會的途徑。

六、在歷史的廢墟上尋找未來

野百合的故事,從來不是浪漫的民主童話,而是一場未完成的試驗。鄭麗文的崛起、國民黨的迷失、中天的關台、媒體的再生──這些事件的表面差異,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理想成為權力語言的一部分,我們還能相信政治嗎?

或許答案不在政黨,而在世代。一個新的政治世代,正在學會在廢墟裡重建語言,學會在算法之外發聲。他們未必反共,也未必親中;他們追求的是更誠實的自我定位──在全球化的夾縫裡,為台灣尋找一個既不被吞噬、也不自我遺忘的位置。

如果國民黨無法理解這一點,它終將成為歷史的註腳。但若它能從鄭麗文現象中學到什麼──那或許是:在這個意識碎裂的時代,權力不再屬於最會喊口號的人,而屬於那些仍願意記得「初衷」的少數者。

而歷史的下一頁,仍然等待那樣的人,拾回被遺棄的旗幟。

※作者為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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