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中共四中全會在「第二個百年」工程中的功能

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被安排在10月20日至23日於北京召開，外界普遍預期它將「定調」2026—2030年的政策主線，並為下一輪五年規劃提交「建議稿」供來年全國人大審議。這並非例行程序的簡單續篇：在全球需求走弱、先進技術競逐加劇、房地產與地方財政壓力未解的情境下，把經濟議程前移到四中全會，意味著執政重點從單一的「高增長」切換為「可持續的安全增長」。會前針對軍中高層的處分，也凸顯決策層以整肅紀律換取執行力與可控性的優先順序，為本次會議增添權力重組與風險治理的現場感。

筆者認為此次2025年中共四中全會並非一次例行的政治儀式，而是一次將經濟調整、組織整肅與敘事重塑「打包」推進的制度工程。會議被置於全球需求趨緩、科技管制升溫、房地產與地方財政去槓桿的背景中，將政策焦點由追求速度轉為追求「安全條件下的可持續增長」。若以治理邏輯來理解，這場全會同時在三個層面發力：以「十五五」規劃重塑資源配置的優先序，以人事與紀律重整執行鏈條的可控性，以意識形態更新提供合法性的「母語」。三者互為前提、互相制約，構成未來五年中國政治經濟運行的基本坐標系。

首先，將《十五五》發展建議提前至四中全會審議，本身就是政治訊號：經濟問題已不再是單純的結構調整，而被上升為國家安全的變量。這份規劃的關鍵詞不是高增長，而是「韌性」與「自主可控」——在房地產去槓桿、地方財政吃緊、內需偏弱的內部現實下，以科技創新牽引「新質生產力」、以供應鏈安全支撐產業升級，並對糧食、能源、金融等核心領域進行安全化、備援化、國產化的治理佈局。此一框架在政治上強化了黨管經濟的權威性，在政策上則意味著「效率—安全」的權衡將長期偏向後者：增長的短期速度讓位於中長期的抗壓能力，產業政策將更多服從於戰略威懾與供給安全的考量。

然而，把經濟安全化，也必然把經濟政治化。當「安全紅線」深入宏觀與微觀政策的每一處邊界，決策的容錯空間會縮小，創新與金融風險偏好可能同步回落。這種「以穩定為第一性」的治理哲學，是否會在提振信心之前，先加劇官僚體系的保守行為？四中全會對此給出的答案，是以更強力的黨紀整飭與幹部治理來對沖執行惰性：透過持續的「自我革命」清理「不忠與不廉」，將政治忠誠與紀律服從內嵌為政策落地的第一前提。其戰略效果在於提升可控性與一致性，但副作用同樣明顯——「不出事」成為幹部行為的顯性目標，冒險與創新的誘因被稀釋，決策活力面臨內源性消退的風險。

四中全會同時重申了自身在歷史敘事中的定位：從「百年黨史」走向「第二個百年」的制度續篇。法治被再次界定為黨的領導之下的治理技術，制度自信與安全治理被納入發展路徑的元敘事，第三份歷史決議所確立的權威與路線，獲得進一步例證化與常態化。換言之，這是一場以政治整合凝固經濟轉型路線、以歷史使命凝固權力正當性的治理自洽工程。它的優勢在於方向清晰、資源集中；它的風險在於路徑依賴加深、糾錯機制收窄。一旦外部條件再度惡化，體制需要的將不是更高強度的集權，而是更高效率的自我校準能力。

對外層面，四中全會釋放的是「堅定自主路徑」的連續訊號。北京以技術內生化和供應鏈再本土化來對沖美方管制，以擴張內需與「一帶一路」的周邊外溢效應來對沖歐方的貿易防禦。同時，透過關鍵原材料、關鍵零組件與市場準入的組合拳，構築「反制資產」。這種「不對稱回應」的策略，短期能抑制外部壓力的邊際效力，但中長期的代價是與主要經濟體的制度性摩擦常態化——雙方將更少在自由化議題上對表，更常在安全化框架下博弈。是以，四中全會之後的對外經濟關係，將呈現「經貿合作的需求剛性」與「安全競逐的結構剛性」並存的悖論態勢。

在兩岸政策上，四中全會本身並未直接擴寫議題，但其安全治理與歷史使命的敘事，已隱含對臺策略的再校準：對內，透過「法理內國化」與統戰精細化，塑造「必然統一」的敘事結構；對外，在美中關係不確定性上升的情境下，目標從「擴大支持」回調為「鞏固陣地」，避免在國際層面出現實質性倒退。軍事層面則以戰備常態化與灰色地帶操作推進「切香腸」式改變現狀，同步維持對衝突門檻的精算：既保留威懾力度，也避免早於經濟重整節點引爆重大風險。由此可見，兩岸路徑將更加工具化服從於國內經濟與國安戰略的總體排程，而非自成一個獨立變量。

綜合而言，四中全會呈現的是一套互相咬合的政治設計：以權力集中保證戰略一致性，以歷史敘事強化合法性，以經濟安全化支撐自主增長，以對外反制維持博弈主動。這套設計能否奏效，取決於三個關鍵變數。其一，治理效能能否在高紀律與高集中之下仍保有足夠的「柔性」：面對地方財政制約與產業重構的艱難工程，中央需要的不是單向度的壓力輸出，而是「政策迭代」的制度化常態。其二，經濟安全化與市場活力之間能否找到新的均衡：如果「安全」無限外溢至企業家預期與資本形成，創新驅動將淪為口號。其三，外部博弈能否從零和敘事中抽離出可持續的合作區間：在地緣風險的常態化背景下，任何可預期的規則性接觸都具有超額價值。四中全會的政治創造力，正在於它企圖把風險轉譯為能力，把威脅轉譯為制度，把外部壓力轉譯為內生動力。它的政治風險，則在於這種轉譯是否會因過度安全化而抑制了體制內的創新機制與糾錯能力。未來幾年，觀察中國經濟與政治的最有效指標，不是宏觀數據的短期波動，而是治理體系是否學會「在安全邏輯內創造增長」，以及「在權力集中下保持自我修復」。四中全會為這兩個命題提供了結構與工具，但答案仍有待時間與事件來驗證。

總言之四中全會提供的是一張以安全為邊界、以創新為引擎、以紀律為保障的治理藍圖。要讓藍圖成為現實，需要一條清晰的轉化鏈：從敘事到規則，從規則到機制，從機制到行動，從行動回饋到敘事。當這條鏈條暢通時，經濟會在可控風險中積累新動能，人事會在嚴明紀律中保持學習能力，意識形態會在宏大目標與具體紅利之間形成良性循環。若其中任何一環失靈，安全與發展就會彼此掣肘，紀律與創新就會相互抵消，敘事與體感就會產生裂縫。未來五年，這條轉化鏈是否運行良好，將決定「十五五」的成色，也將決定中國在「第二個百年」敘事中的現實位置。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