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重刑不是犯罪治理的萬靈丹

近來虐童案頻傳，要求重罰虐童者或不許其假釋的主張似乎已成為社會共識，法務部亦已將加重刑責的修法送至立法院審議。

揆諸我國刑事法規的更迭，每逢社會發生萬眾矚目的犯罪事件，「治亂世用重典」的應報訴求便成為輿論主流，促使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以加重刑罰，或提高受刑人假釋門檻來回應。例如，1997年間發生著名的白曉燕撕票案，殘忍的犯行震驚社會，當時「治亂世用重典」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法務部隨即調高受刑人的假釋門檻，以緩解激憤的民情；又例如2012年間發生「葉少爺」葉冠亨酒駕撞死人事件，震驚社會，立法院在輿論壓力下，隨即於隔年通過加重酒駕刑責之修法。這種刑事政策受社會輿論影響的現象，學者稱之為刑罰民粹主義，1990年代以來，臺灣的刑事政策往刑度提高、假釋門檻調升的重刑化趨勢邁進，就是刑罰民粹主義的體現，因為相關政策或法律的制定非出於理性的系統性設計，目的也並非為了降低犯罪率，而是為迎合社會大眾的期待或紓解民眾的不滿情緒。

然而，重刑能有效嚇阻犯罪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根據法務部數據統計，近十年來新入監的受刑人中，大約八成有前科紀錄，顯見嚴刑峻罰下，仍未有效嚇阻犯罪人重蹈覆轍。又實證研究也並未證明刑罰的嚴厲性具有降低再犯的功效，反而愈來愈多犯罪學相關領域的研究顯示，與監禁犯罪人相比，協助其重新融入社會，才能真正達到預防再犯的成效。

再者，在社會壓力下倉促完成的重刑化立法，不僅將大量犯罪人送進監獄，也延長其隔離社會的時間，如此一來，大幅加劇監獄行政管理上的負擔，導致監獄戒護人力嚴重不足，根據筆者之前服務於監所的經驗，一名戒護人員所需管理的受刑人數量，少則數十人，多則達上百人左右，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因身心不堪負荷而離去者所在多有，長期人力不足的惡性循環下，監獄連日常的管理運作都快成問題，嚇阻或矯治的功能更幾近癱瘓。

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曾有名言：「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治理犯罪不能僅靠刑罰，藉由整合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的資源，擬定完善的預防與矯治對策並據以執行，才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長治久安之計。（推薦閱讀：廖亦武專文：勇氣源於監獄─內心自由的人是獨裁政權的天敵）

＊作者為前監獄教誨人員，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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