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飢餓的眼睛　張照堂

攝影家最重要的不是器材，而是一雙能敏銳觀看世界的、飢餓的眼睛。被譽為台灣「現代攝影之父」的張照堂，從現代文學、音樂、戲劇汲取養分，不斷進行軟體升級，讓眼睛發揮最強效用，找到別人看不見的人間風景，將片刻留成永恆。

在景觀窗後，張照堂是積極獵食的人，走到景觀窗前，卻自爆左眼已因黃斑病變而無法聚焦，壞掉了。攝影近60年的人生，飢餓的眼睛未曾饜足，病痛使人如困獸，但仍阻止不了他拍照。

那是最後一天的跟訪行程，我們在台南參加蕭壠藝術節，張照堂是最大咖的參展藝術家，理應要從頭到尾鎮場，但第二天有個長達4小時、大家逐一介紹自己作品的活動，他從一開始就不見人影，後來被我發現，原來已打算要脫隊偷溜，到市區去拍廟。我們向他確認此事，他說：「我還是忘不了拍照啊！」語氣誠懇得像吵著要出去玩的孩子，很難拒絕。攝影家最致命的病

他拍照是這樣的，隨身攜帶一台比手掌還小的數位相機，默默看，默默拍，貫徹他的哲學：「拍照的人，眼睛是飢餓的。」元宵節前亮起彩燈的廟門口，相機腳架排排站如兵馬俑不動，就他一個人往前靠近了神像，拍下只有他看見的什麼。飢餓的人像草原上的獅子，隱藏起自己，專注觀察、耐心等待，忽然就不見了蹤影，以最尋常的姿態沒入人群之中。

為什麼，到處都是比他更有大師派頭的玩家，真正成為大師的人卻是他？答案明顯：做為一個攝影家，最重要的，還是眼睛。

回到第一次見面，約在他家附近的咖啡店，走路過來，雖然略遲了，但一身便裝的他始終從容。先點餐，「不要甜的。」想必是為糖尿病忌口的緣故。抵達前，剛更新過臉書，他說：「搞得我眼睛很累。」但再累，還是擋不住他彷彿內建景觀窗的雙眼，環顧後提出疑慮：「這裡好像不好拍吧？我以為是比較開闊的地方。」

採訪主要就集中在這三件事：攝影、病痛及數位時代對他的衝擊。

攤開張照堂的人生年表，可歸結出以下重點：國三開始攝影，22歲辦第一次展覽，37歲獲金鐘和金馬獎，還是唯一同獲國家文藝獎和行政院文化獎的攝影師。被譽為台灣「現代攝影之父」的他，網路上資料齊全，缺的都是「現在的」張照堂，74歲的張照堂。

那個一小時後自爆左眼已黃斑病變、無法聚焦的張照堂。

張照堂不喜歡被拍照，他說：「攝影家不該走到相機前方。」還一度提醒我們不要瘋狂按快門，「記憶卡要爆掉了！要想像你用底片拍。」唯一破格樂於入鏡，是原先沒想他會答應的用「自畫像」遮住眼睛拍，不料他竟露出笑容說：「能遮住臉的都很好。」

管不動的叛逆孤獨

但能遮住多少？大師生平晾在網路上，誰都能窺見。1943年生於板橋，父親是內科醫生，7個孩子裡排行老5，國三時他向哥哥借了台愛力斯牌120相機玩，就此踏上歧途，回不去了。張照堂自承從小就是孤獨的孩子，但「孤獨很好，保持獨立孤單才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意即往藝術領域拓荒。

拓荒不易，父親希望他學醫，但就讀成功高中時他即加入鄭桑溪指導的攝影社，保送上台大土木系後也沒好好念，一直在關心文化和藝術，持續擴張內在景深，猶如軟件升級，要把眼睛運用到最極致。知道自己要什麼，入伍前，他和鄭桑溪合辦了「現代攝影雙人展」，照片一路展到台中、高雄和基隆去，同時他又一聲不響和住同條巷子的女朋友跑去公證結婚。

他排斥無聊體制，但退伍後，還是不得不工作，先進廣告公司，一年後去電視台，做的雖都是拍動態影片，但純粹需要收入，最鍾情的還是靜物攝影。兒子張世倫說：「大家以為家境好，做什麼事都方便，根本是誤會。非不得已，他不可能向家人低頭要資源。」或也是因為選擇的路未獲父親諒解，大學時甚至曾在爭執後逃家一個月。

「管不動的」，4個字就是他自己為年輕歲月下的最佳註解，但叛逆性格從未隨青春消逝，一直在他作品裡展現，非不一樣的東西不做、不拍。新北市政府委託他編《看見淡水河》，他不放夕照、不放水筆仔、不放紅樹林，封面放李鳴鵰的〈牧羊童〉黑白照。

除了不同，他也不讓自己做簡單的事，去找、挖、編老攝影家的作品即一例。那在當時是未彰顯出價值的事，但他已嗅出必要性，拓荒的手伸進鄧南光、張才、李鳴鵰等前輩攝影師家中，讓已逝的時代重新顯影。他為電視台做的節目也關注庶民生活，祭典、古厝、傳統文化，家裡都留有母帶。因為被國民黨政府胡亂配上政宣旁白而被奉為「都市傳說」的安東尼奧尼紀錄片《中國》，他也「很有遠見」地留了一份，就算無暇整理，出國仍必交待兒子：「一定要來給除溼機倒水。」

這樣的人得到國家肯定，自然不意外，然而得獎也非主動爭取，他後來聽說是林懷民和蔣勳瞞著他報名推薦，打電話通知得獎時，他還想：「怎麼回事？」無論如何，至少取得了父親認同，覺得「你這小子還得了國家的獎，有點成就。」不過這時他已經55歲，而且罹患了糖尿病。

但他從未放下攝影，71歲時又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辦了《歲月／照堂》大展，為了修未留底片、只能以小張印樣放大的高中作品，經常一連6小時沒休息，左眼就這樣修壞掉了。他把話藏在一串句子裡，說得很淡，但旁人聽來實在震驚，理所當然地問：「不能找學生幫忙嗎？」他的回答卻更理直氣壯：「他們不知道我要什麼，我自己弄最好。」

孤獨是本性，到老不改。問他一日行程，凌晨1、2點才睡的他原來早起，6、7點就自動醒來，一個人走路或騎摩托車去晨運，趁早上人少空氣好，一邊走路，一邊拿著小小台數位相機按快門。

那也是他一直以來的攝影習慣，不拿具侵略性的大砲機型，盡可能藏於人群，花長時間等待「神賜予的景」。數位時代對他最大的衝擊不是根本沒逃避的「學photoshop」或「把照片po網」，而是「拍照的人變好多，要拍到一張沒攝影師入鏡的照片好難。」他懷念老時光，最常出現的關鍵字是「純樸」，因入門容易、玩的人多，被攝者也不自覺出現表演意識，不若以往真實了。指導學生著重實踐

但還是要拍照的，沒帶相機絕對焦慮。這話後來被兒子張世倫再一次驗證，原來是小時候和爸爸出遊，都要自己跟緊，因為他可能拍著拍著人就不見了。全家跟團出國玩，他也曾為了拍照，讓全車的人等。「就是做為攝影家的毛病吧。」張照堂說：「走路會分心看景，很難全然享受散步、運動的樂趣。」是的，就算壞掉了，他的眼睛仍持續飢餓，積極進食，有時看見難得的畫面，才發現相機沒充電、記憶卡忘了插，「真的很遺憾！」

他和學生感情好，樂於提攜後進是出名的，看見好作品就拉一把，甚至幫忙挑展覽作品。但學生張景泓卻講出他不留情的一面：「東西很爛他會不講話，如果整個看完只有『嗯』『喔』，那就是no good。」張照堂倒沒否認：「我是比較直接，教學生不用客套。但我覺得藝術不能勉強，會順著學生的能力，因材施教。」非科班出身，張照堂一向實踐重於理論，最喜歡帶學生做田野，看著來時路指引方向，叫學生也去接觸文學、音樂、戲劇。

不過，牽涉到作品，他眉角還是很多。跟他合作雜誌專欄的台南藝術大學教授龔卓軍，提到第一次沒有印好，張照堂看了只說：「如果印成這樣，以後就不用合作了。」攝影師陳伯義也說：「他看照片是從不含糊的，照片裡有什麼，一看就知道。一次我急著向他解釋照片是怎麼弄的，他就有點生氣地說：『照片自己會說話！』」數位時代努力適應

覺得照片會說話，可能是因為無法為照片說話。他的作品受現代文學、存在主義和超現實藝術思潮影響，始終在尋找一種荒謬感，沒有頭的自拍影子，以高中同學黃永松為模特兒拍下坐石頭上的男子裸背照、面塗白粉照，都破壞大眾慣性認知，那麼不和時代唱同調，直接襲擊感官，怎麼解釋？前衛的代價是孤獨，但他從不躲避。

所以數位時代不可逆地來了，兒子教他用電腦，學生幫他架部落格，他也努力上手，每張照片都自己調比例、畫素，無名小站倒閉，就順勢轉而經營臉書，每個主題都用系列呈現，像編書一樣認真，從不為即時性放棄品質。

但一個人走了那麼久，終究累了。2次採訪都感覺他容易疲憊，原來是前陣子因為淋巴腺蜂窩性組織炎住院10天，元氣大傷。他近10年常進出醫院，拿藥、看病，看見他人難受的病痛，也有新的體悟，「像一隻已經喪失生命力的野獸，被關在一個房子裡。」

但他在醫院仍拍照，還分析益處，「穿著病服拉著點滴，人家比較不會覺得被侵犯，因為你也是其中一分子。」胃口那麼好，根本還是一隻仍在野地奔跑、獵食的獸，永遠飢餓，永遠能找到別人尋不著的食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