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市場化改革的「鐵腕總理」，終究難敵改革退潮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於2026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這位以「鐵腕總理」、「經濟沙皇」著稱的中共高官，無疑是中共歷史上頗具個人特色的總理之一。但如果只用「改革派」三個字概括朱鎔基，反而會誤解他的歷史位置。朱鎔基的真正特殊之處，在於他是一名把市場經濟視為工具，但在政治上又極為保守的技術官僚。而今天，他的改革成果大多已經不復存在。
身處中國經濟上行時代 市場化改革造就特權階級
理解朱鎔基的歷史定位，要理解千禧年前後的中國。他擔任總理的1998年至2003年，處在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時期，中國完成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於2001年加入WTO。此後中國出口、外資和製造業隨後迅速擴張，「世界工廠」的地位逐漸成形。同樣是在2001年，北京取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是中國國力、城市建設和國際地位快速上升的象徵。
朱鎔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搞活中國經濟的官方操盤手。他大力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和私有化，建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樣的功績卻有很強的時代性。因為朱鎔基推動的經濟崛起，是憑藉中國廉價勞動力、龐大人口、全球化紅利和加入WTO之後的出口紅利。朱鎔基正好搭上了這樣的順風車，把這些條件轉化為經濟增長。這些經濟動能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消失了。
朱鎔基熱衷市場化，希望建立高效的政府、現代金融制度和市場化的企業制度，也希望減少政府對企業微觀經營的直接干預。1998年更是開啟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希望實現黨政分開和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試圖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相匹配的行政體系。
明白市場經濟含義的人都知道，為了確保市場的公平性與競爭開放性，必須配套民主政府、言論自由、廉潔高效的公權力運作機制。但朱鎔基顯然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只是把焦點放在用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去建立一個更加市場化的經濟體制，縮減政府規模，減少對企業和市場的干預。這埋下了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在不透明的市場化之下，權力階層和既得利益者是最大受益者，中國普通民眾會成為受害者。
中國的國企改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朱鎔基時代的國有企業改革，本質上就是政府主導的私有化。在各省市，地方國企的改革方案，由地方政府的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提出並推動實施。這些方案往往是私人關係、權力網路和圖利的產物。大量國企和國有資產被低價賤賣，造成國有資產流失。而收購者往往是紅色貴族或官僚集團子弟。他們成為不平衡市場化改革的第一桶金受益者。特別是效益好的國有企業，被低價賣給了國有企業原本的負責人，或是由高管集體收購持股，形成了中國國企改革中普遍存在的管理層收購MBO（Management Buy-Out）模式。而這些國企的原普通職工，只是拿到一筆按工齡計算的遣散費，就失去了工作，不得另覓生路。大量國有企業被關閉、兼併或重組，造成工人大規模下崗，讓原本享有「鐵飯碗」的工人失去工作和福利。直到今天，中國的城市弱勢群體，最大來源就是朱鎔基時代的下崗職工。收入分配不均和貧富差距的擴大，與不平衡的國企改革息息相關。
並非自由派 是相信市場的技術官僚 對台強硬見真章
朱鎔基在海外被視為「改革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與中共傳統官僚相比，確實更加重視市場、效率、金融制度和國際經濟規則。但「經濟改革派」與「政治自由派」是兩回事。
他的國企改革和國務院政府機構改革看似聲勢浩大，但其實只是有限權力下的體制修補。經濟改革需要政府權力受到約束，需要私人產權受到保障，需要司法獨立，需要透明的財政制度，需要媒體和社會監督，更需要建立清晰透明的反腐敗機制，能夠限制權力尋租和官商勾結。但這些在朱鎔基時代，都沒有任何變化。他雖然試圖反腐，也打擊了賴昌星遠華案背後的貪腐勢力，但絲毫無阻官二代、富二代成為胡溫時代的網路負評詞。
朱鎔基從來沒有真正接受西方式民主政治。他的基本思路其實很清楚：市場可以改革，政府可以精簡，國企可以改制，但政治制度不能動搖。因此朱鎔基是一個經濟上的實用主義者、政治上的中共傳統官僚。
作為1950年代中國反右派運動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朱鎔基飽嘗了毛澤東時期政治壓迫的辛酸。在被記者問起如何看待那段經歷時，他的回答非常能說明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立場：母親犯了錯，兒子有什麼好抱怨的呢。
而2000年3月15日的中國全國兩會總理記者會，也讓人看到朱鎔基的這一面。當時我國總統大選距離投票只有三天。面對記者詢問台灣選情，朱鎔基公開警告：「誰要是搞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他同時強調北京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這番話放在今天看，更能理解朱鎔基政治思想底色。倘若他是一個政治自由派，至少應該承認台灣社會和人民的選擇權利，更不應該在民主選舉前三天，以戰爭與「沒有好下場」公開威嚇台灣選民。朱鎔基的對台態度，顯示在他的政治邏輯裡，兩岸關係沒有任何其他選項，只有台灣被納為中國一省或特別行政區的前途。
這樣的思維，體現了他所主導的改革實際上具有難以迴避的脆弱性。今天的中國政治，開始重新強調黨的全面領導，以黨領政、內循環、國進民退。朱鎔基時代那些試圖讓政府更像政府、企業更像企業、國退民進的改革努力，被徹底打翻，似乎也並不意外。
與希望並存的「新三座大山」 也是內捲源頭
朱鎔基是非常典型的「過渡人物」。他僅僅擔任了一屆政府總理。這在中共建政之後並不多見。他實際上是江澤民時代向胡錦濤時代過渡的階段性人物。
朱鎔基時代所推動的市場化，並沒有與政治自由、輿論監督、司法制約以及人文關懷同步發展。當市場機制被迅速引入，而政府又沒有建立足夠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托底機制時，市場化很容易從「提高效率」異化為「弱肉強食」。
朱鎔基時期的中國社會，形成了一種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氛圍：強者勝出、弱者淘汰，不擇手段的成功，被理解為個人能力和競爭力的證明，而失敗則往往被歸咎於個人不夠努力。原本應當具有公共服務屬性的教育、醫療，也開始越來越強調市場化和經濟效益。公立教育資源出現明顯的階層化，優質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會與家庭經濟能力越來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公營醫院則在創收壓力下，出現過度檢查、過度開藥等飽受批評的現象。醫療、教育成為中國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
更嚴重的是，那時的中國地方政府也形成對土地出讓和房地產開發的高度依賴。土地財政導致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使住房變成巨大的金融和財富工具。教育、醫療和住房，同時成為中國家庭日常生活中最沉重的剛性支出，逐漸被中國民眾稱為壓在普通家庭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這種不健全的市場化，最深刻的後果，或許還不是物質層面的貧富差距，而是它對中國社會倫理和人際關係的改變。中國社會開始充斥狼性的競爭文化，人與人之間就很容易從合作關係轉變成競爭關係，俗稱「翻臉比翻書快」。教育要競爭名額，醫療要競爭資源，就業要競爭機會，住房要競爭財富，甚至人際交往也越來越容易被金錢、地位和利益所衡量。這不僅造成社會道德滑坡，也間接成為後來內捲的源頭。
回望朱鎔基時代，他把中國從計劃經濟進一步推向市場經濟，把中國從相對封閉的國家推向全球化。他的確給很多普通中國人帶來了第一桶金，但也讓很多中國人的生活進入困頓。這種困頓，絕不能用「改革陣痛」一筆帶過。他沒有涉足政治制度的轉型，也對此沒有興趣。他留下的是一個不完整的改革模式：追求政府主導的市場化，政治卻仍然高度集中，權力卻缺乏足夠制約。與後來的胡溫時代相比，他在思想自由和風氣之先方面，顯然更加保守，也形塑了今日中國社會人際的內捲圖騰。他也未能抑制中國官場的貪腐。而他所追求的改革成果，已經退潮，多數在今日中國已難覓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