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17名法官與檢察官聯名挺同婚遞意見書　「專法將害司法官承受恐龍罵名」

趕在同性婚姻釋憲案後天召開言詞辯論庭前，台灣高等法院法官錢建榮等17名法官、檢察官聯名擬了一份「法庭之友意見書」，今天送至司法院。他們在意見書中明白主張，《民法》不允許同性婚姻已違反《憲法》平等原則；同時也以法官、檢察官的司法實務案例指出，另立專法會讓同性伴侶生活各種權利遭受差別待遇，產生許多爭議與訴訟，「淪為國家公權力認證的二等公民」，甚至害法官承受「欠缺性別意識」的恐龍罵名。

這份意見書由國內共17名司法官聯名提出，包括2名台灣高等法院法官錢建榮、謝靜慧，7名地方法院法官包括田玉芬、時瑋辰、毛松廷、官怡臻、孫健智、陳布衣、張景翔，以及8名地方法院檢察官陳俐吟、鄭子薇、吳忻穎、施家榮、王晴怡、王文咨、葉詠嫻、陳映妏。

17名法官、檢察官聯名的「法庭之友意見書」。

值得關注的是，曾在民國96年裁定駁回一名桃園女同志子女收養聲請案的法官，這次也參與這份意見書的聯名。據透露，這名法官認為，現在台灣社會已走到夠成熟的階段，而法律的功能就是要扮演推倒歧視的高牆，所以也決定加入這次共同聯名，力挺同性、異性戀都應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

17名司法官在意見書中指出，如立法創設《同性伴侶法》等其他非屬「婚姻」之制度，美其名保障同性伴侶權益，但除非所享有的權利義務，與《民法》婚姻制度中的「配偶」完全相同，否則將引發許多爭訟；此外，若權利義務完全相同，又何需另行其他制度？

專法侵害同性伴侶權利

這些司法官並一一列舉另立專法將侵害同性伴侶權利的案例。例如《刑事訴訟法》有22組牽涉「配偶」的條文，《民事訴訟法》有11組、《行政訴訟法》有6組，若逐一將「配偶」修正為「配偶及同性伴侶」，顯然耗時費工、毫無效率且容易掛一漏萬。但這些條文包括能否替伴侶提出獨立告訴或上訴、獨立替伴侶委任辯護人等，卻都是影響訴訟當事人重大權益的規定。

此外，當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要由「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但同性伴侶若無法取得配偶身分，依該條規定，將不屬於任何一款最近親屬，換言之，將無法替末期病人出具同意書。甚至依《檢察機關與司法警察機關勘驗屍傷應行注意事項》第19點，只有「配偶」身分才可替伴侶領取相驗屍體證明（即死亡證明書）、處理後事，同性伴侶也被排除在外。

台灣高等法院法官錢建榮。（翻攝自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網站）

參與聯名的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王晴怡接受《上報》採訪說，目前檢察官實務上無法發死亡證明給一個「在法律上完全沒有關係」的人，同志伴侶拿不到證明書也就無法請領保險；若修專法，即便賦予伴侶法律地位，但實務如何認定，又必須回到個案上一一解釋，解釋權又掌握在多如牛毛的各級行政機關，恐會引發更多爭議及麻煩。

意見書指出，「保障不周、差別性」的專法立法模式，因為「可預期與婚姻制度中的權利義務未盡相同」，名稱上也可能有「伴侶」與「配偶」的區隔，將造成爭訟不斷；而法院在僅能「依法」做出裁判情形下，將極可能為歧視性的立法模式承受「欠缺性別意識」的恐龍罵名。

意見書以德國為例，2001年通過《同性伴侶法》後，16年來衍生超過10起的「憲法訴訟」，包括2009年關於同性伴侶的社會保險、2013年同性戀伴侶收養小孩等案例；甚至有超過300件關於同性伴侶的司法案件。另像奧地利2010年起雖施行《登記伴侶法》，但伴侶卻無法收養子女，結果，歐洲人權法院2013年2月19日已認定此舉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14條禁止差別待遇的規定（X and Others v. Austria）。

《民法》最初並未禁止同性婚姻

意見書表示，《民法》立法之初，其實沒有明文禁止同性二人結婚，而是藉由執法及行政機關（特別是戶政機關）的詮釋，架構出一個「根本就沒有看到同性戀」的世界，從而掩飾了社會對同性戀的壓迫。

法務部近年主張，「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主要是立法者為了達成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意見書反駁，若人倫秩序是指「三綱五倫」，早已不合時宜、與現代社會扞格；若是指親屬稱謂問題，民間對親屬的稱謂本來就與法律用語未必一致，因此不算公共利益。而不允許同性婚，與追求婚姻關係內男女平等沒有關連性，甚至同性婚更可能撼動異性戀結構下不對等的夫妻關係，而有促進男女平等的效果。

至於養育子女，2015年的最新研究，學者檢視1977年至2013 年與同性戀父母相關的1萬9000份研究報告，更提出壓倒性的研究共識：同性戀家庭與異性戀家庭養育的子女在心理、行為或是教育上並無顯著差異。

意見書指出，當同性僅能結為「伴侶」，而不能結婚成為「配偶」，就是國家以法律強化的區隔與差異，預設了人與人之間有優劣之別；若沒有實施差別待遇的「極重要公益理由」，除有違憲之虞，也會讓生長在同志家庭中的兒童，強化遭受歧視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