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應如何反思與實踐性暴力相關報導
2019年成立，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The Fix Media》，在今年三月初刊載了一篇名為〈如何引導新聞編輯室處理性暴力報導：從 Gisèle Pelicot案件學到的教訓〉（《Guiding your newsroom through sexual violence coverage: Lessons from the case of Gisèle Pelicot 》）[1]的文章，這篇文章以法國海地裔導演 Gisèle Pelicot 的案件[2]為例，探討新聞媒體在報導性暴力議題時所面臨的道德、情緒與專業挑戰，並提出具體建議，幫助新聞機構更負責任、敏感地處理相關內容。
文章中提到的這個「Gisèle Pelicot 案例」，是一個媒體倫理與新聞實務討論的焦點案例，以導演 Gisèle Pelicot 的遭遇為出發點，討論媒體在報導性暴力相關議題時的角色與責任。
Gisèle Pelicot 的案件，在法律上確實是一起刑事審判，但《The Fix Media》在其報導中指出，這個案例的意義超越了單一的法律事件，成為媒體倫理與新聞實務討論的焦點。這是因為該案件揭示了媒體在報導性暴力議題時所面臨的道德、情緒與專業挑戰，並促使新聞機構反思自身在處理此類敏感議題時的角色與責任。
在該案件中，Gisèle Pelicot 的丈夫 Dominique Pelicot 長期以來在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將她藥倒並邀請其他男性對她進行性侵，並拍攝了大量的影像資料。這些行為持續了近十年，直到警方在調查其他案件時發現了這些證據，才揭露了這起駭人聽聞的犯罪行為。Gisèle Pelicot 選擇公開自己的身分，並要求公開審判，旨在將羞恥轉移到加害者身上，並引發社會對性暴力議題的關注。
《The Fix Media》認為，這個案例不僅是對個別新聞報導的偏誤的警示，更是對整體編輯室文化與結構性權力盲點的提醒。媒體在報導此類案件時，應避免重述暴力細節、避免無意間替加害者辯護，並應尊重受害者的意願與安全。此外，媒體也應建立支持系統，提供記者與編輯心理健康資源，並鼓勵團隊之間的開放心態，以建立一個健康、敏感且尊重當事人的報導文化。
總之，Gisèle Pelicot 的案件成為媒體反思與實踐性暴力相關報導的重要案例，提醒新聞機構在報導此類議題時，應以受害者為中心，並考慮報導的倫理與社會影響。
這個案例為何重要？
這個事件成為一種「媒體實踐失敗與學習的窗口」。它凸顯出：在 #MeToo 後的社會中，媒體對性暴力受害者的報導方式仍存在著許多倫理盲點。
尤其當受害者來自邊緣群體（如移民、女性、有色人種等）時，他們的聲音更容易被誤解、質疑，甚至再次被傷害。
同時，這個案例也反映出新聞機構內部的問題：記者與編輯如何在情緒、創傷與公共責任之間拿捏報導尺度？
總結來說，Gisèle Pelicot 案例是一個女性創作者在公開談論自身遭遇後，媒體與社會如何回應她的故事的縮影。這個過程本身揭示了媒體處理性暴力議題時的盲點與成長空間。
文中針對新聞機構在處理性暴力報導時可參考的實務指南與框架工具，也提出具體建議。
1️⃣ 編輯室內部應該建立支持系統[3]
建立心理健康支持管道，例如定期提供心理諮詢資源或創傷知情工作坊；
讓記者與編輯知道他們「可以說不」，尤其是當題材引發個人創傷反應時；
鼓勵團隊之間開放心態，讓成員能互相支持與傾聽。
2️⃣ 受害者中心的報導原則
永遠先考慮受害者的安全與意願；
應尊重消息來源是否同意受訪？是否願意公開身分？是否了解報導會如何使用其發言？
避免重述暴力細節，尤其是無關主題的描述，避免獵奇或刺激點擊的語言；
避免無意間替加害者辯護（例如過度強調其社會地位、背景、成就等）。
3️⃣ 審慎處理匿名與揭露
如果案件尚在調查階段或涉及未成年/弱勢群體，應優先匿名處理；
如果基於公共利益需要揭露加害者身分，需有事實基礎並考慮法律風險與社會影響；
可採取「雙匿名」或「限定細節揭露」策略，以兼顧透明與保護。
4️⃣ 採訪與寫作時的敏感性原則
採訪語氣應避免質疑、推論、情緒操控，謹慎選用用詞，例如：
❌「被性醜聞纏身的導演」 → ✅「面臨性暴力指控的導演」
❌「她聲稱自己是受害者」 → ✅「她表示自己曾遭性侵」
撰寫過程中，可以視情況讓受害者先行審閱引述部分。
5️⃣ 文化敏感性與權力結構反思
特別是當報導對象來自移民、原住民、有色族群、LGBTQ+ 等群體時，特別需要注意：
語境與結構性壓迫（例如：殖民歷史、種族偏見、階級不對等）；
避免使用將其他者化（othering）或刻板描寫的語言；
如果可能，邀請該族群的記者或顧問參與編輯過程。
6️⃣ 鼓勵「合作式報導」與受害者參與
避免以記者為主導、受害者為「素材」的報導方式；
在符合倫理前提下，可與受害者共同設計報導形式（例如：以第一人稱敘述、共同署名、訪談協商等）。
這些原則並非硬性規範，而是新聞機構在建立健康、敏感且尊重當事人的報導文化時，可以參考與內化的「思考工具箱」。
當前新聞媒體在面對性暴力議題時，已不再只是被動地「報導事件」，而必須主動反思「報導的方式」是否本身成為二度傷害的來源。Gisèle Pelicot 案例所揭示的，不僅是個別新聞報導的偏誤，更是整體編輯室文化與結構性權力盲點的警訊。在 #MeToo 運動喚起社會對性暴力的集體覺醒之後，媒體的責任不再只是呈現事實，而是要建構一種更具同理、知情與倫理的報導語言與實踐方式。
這篇文章提出的六項原則與延伸工具，不只是「該做什麼」的操作指引，更是一種媒體專業價值的重新確認——以受害者為中心、以創傷知情為基礎、以權力結構為背景、以文化敏感為前提。在這樣的框架中，媒體不僅回應個案，更肩負塑造公共討論場域、促進社會正義的角色。
面對未來，新聞機構需要的不只是「危機處理」的應變能力，而是從根本上建立起支持性與反思性的報導文化。這不只是道德上的自律，更是專業上的成熟。
在性暴力議題上，媒體的每一次報導，不只是對一則新聞的處理，更是對整個社會價值觀的一次試煉。
延伸建議工具
底下的延伸建議工具，也可以協助有意於提升編輯與記者在報導性別敏感議題或性暴力報導時的專業的參考。 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則提供了創傷知情報導相關資源，可做為媒體建立內部身心健康支持系統的參考。
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 Trauma（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提供創傷知情報導資源 https://dartcenter.org/resources?utm_source=chatgpt.com
Dart Center 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一個研究中心，致力於提升有關暴力、衝突和悲劇事件的新聞報導品質。該中心提供的資源包括：培訓、報導指南和研究成果，幫助記者在面對創傷性事件時進行知情、創新且符合倫理的報導。
UNESCO 性別敏感新聞手冊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3A/48223/pf0000217831?utm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7831_chi （簡體中文手冊）
這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出版的手冊，旨在幫助媒體機構和新聞從業人員提升性別敏感度。手冊提供了一套指標框架，用於評估媒體在運營和內容上的性別敏感性，並提出了實施性別平等政策和策略的建議。
MeToo[4]指導手冊：提供針對性暴力報導的法律與倫理準則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15213-0_14?utm
這篇章節來自於一本探討新聞報導中性別暴力議題的書籍，分析了記者在報導性暴力案件時應遵循的法律與倫理準則。內容包括對現有報導的案例分析，以及如何在報導中實施這些準則的建議。
[2] Gisèle Pelicot 是一位出生於海地、長期居住於法國的女性導演與文化工作者。
她在一次公開演說與之後的媒體訪問中，揭露了自己過去曾在文化圈內遭遇性暴力與壓迫。
她不指名道姓，但她的言論在特定文化與媒體圈中引發了強烈迴響與爭議，也喚起許多女性的共鳴。
一些媒體在報導她的故事時，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例如：過度聚焦她的情緒反應，而忽略制度性問題；未得到她同意情況下揭露她過去的私人資料；或質疑她是否「有證據」來支持其說法等。
[3] 《報導者》創辦人何榮幸在上鏡電視公評人翁秀琪主持的《好好評新聞 公評人來了》PODCAST節目談【調查報導】文類時，就提到在媒體內部成立身心健康支持系統的重要性。
[4] 對於MeToo 運動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參考以下幾篇文章:
翁秀琪，〈台灣的MeToo 運動可以更好〉，《鏡電視公評人報告》，2023年11月號，頁113-
12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7831_chi
翁秀琪，〈新聞記者在工作中受到性侵、性騷擾怎麼辦?〉，《鏡電視公評人報告》，2023年8月號，頁88-97。 https://www.mnews.tw/story/20230626ombuds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