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現代化理論──《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
民主轉型的起源與績效是比較政治經濟領域的重大議題。在民主轉型理論當中最為經典的是現代化理論，這個理論通常被認為起源於李普賽（Seymour Martin Lipset）的一篇論文所闡述並擴展的觀點，即經濟發展會帶來教育擴張、中產階級增加與城市化等結構性的變化，這些新興市民對財產權保障或公共服務不滿而要求對政治的民主參與。 註更多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no. 1 (March 1959): 69–105. https://doi.org/10.2307/1951731.冷戰之後的第三波民主化似乎為現代化理論增添了更多實例，自由民主秩序被視為歷史終結的政權型態，但也引起學者的批評。其中一派博奕論者認為，威權時期菁英互動比經濟發展更重要。如果沒有統治菁英的派系分化與權力鬥爭，通常無法開啟民主轉型之窗。 註更多Daron Acemoglu et al., 2010. “Re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6, no. 8 (November 2009): 1043–1058. https://doi.org/10.1016/j.jmoneco.2009.10.002.
近年來，現代化理論獲得反覆挑戰與驗證。然而，亞洲一些威權強國的存續與擴張，使得民主轉型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最近丹．史萊特 （Dan Slater）與黃一莊（Joseph Wong）著的一本新經典《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有幸由著名記者與翻譯家閻紀宇先生譯出，並且由春山出版社發行，本書為亞洲民主轉型的成敗提供了更深入的見解。
對民主轉型的三種傳統解釋
回顧社會科學文獻，對現代國家民主化的起源有兩種主要解釋，即結構論與博奕論。除李普賽外，結構論另一起源是歷史社會學，其中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劃時代的巨作《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影響深遠，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會導致一國階級政治的重組，其中又以資本家的實力最為關鍵，唯有資本家與中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實力大過傳統貴族與一般農民時，才能以暴力革命推翻舊政權 註更多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否則統治者與地主貴族結盟會建立法西斯主義式的威權體制，而農民革命推翻地主且摧毀資產階級時則會帶來共產主義政權。摩爾雖然承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提出「沒有資產家就沒有民主」的名言，以及用英、法與美國為例，說明民主化必須以暴力推翻地主貴族而很難不流血，卻不認為走向現代社會的政權只有一種。不過，李普賽與摩爾都被認為是結構論者，他們的觀點為各種現代化理論與其批評者提供了靈感。
結構論有許多不同版本，例如在1992年的《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一書中，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與John D. Stephens三位學者共同分析了歐洲與拉丁美洲各國的民主轉型過程，發現工人階級通常是支持民主化的主要社會力來源。他們認為從比較歷史分析來看，資產階級與地主通常站在威權統治者的一邊，而非民主化的支持者。資本主義發展之所以經常導致政治轉型，原因不是強大的資產階級支持民主，而是由於經濟發展逐漸改變了各階級之間的人數比例與政治力量的對比，從而使得被支配階級──城市中下階級與無產階級──逐漸發展出自我組織與集體行動的能力，相對於中產階級的搖擺不定，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大多是民主轉型堅定的支持者。 註更多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在所謂「轉型典範」（transition paradigm）理性選擇分析的衝擊下，博奕論者認為社會條件或階級結構對於民主轉型沒有太大的影響。例如Guillermo O'Donnell與Philippe C. Schmitter就認為，所有的民主轉型都始於威權統治高層菁英的分裂。出於各種權力鬥爭時爭奪優勢的動機，高層菁英經常分裂成強硬派與改革派，在野勢力則經常分裂成溫和派與激進派，當改革派想運用民主轉型來壓制強硬派時，會傾向與溫和派合作，同時可能壓制或約束激進派的暴力手段或革命訴求，此時可能會出現修憲邁向普選、與和平移交政權的機會之窗。 註更多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1986.
對民主轉型的第三類論證關注國際關係或地緣政治對威權政體轉型的影響力。例如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重要著作《第三波》裡，就認為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由美國主導，而美國在卡特與雷根兩任政府期間都推動人權外交與民主自由理念，這種美國與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顯然有助於拉丁美洲、東歐前共產國家與東亞國家的民主化。 註更多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此外，有不少學者認為外來的經濟或環境衝擊，例如全球景氣衰退或氣候災難所促成的經濟危機，有可能導致統治菁英無法應對社會動盪或難以開槍鎮壓，只好對群眾抗爭讓步。 註更多Markus Brückner and Antonio Ciccone, “Rain and the Democratic Window of Opportunity,” Econometrica 79, no. 3 (May 2011): 923–947, https://doi.org/10.3982/ECTA8183
本書的主要突破與貢獻
《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一書企圖整合前述現代化論與博弈論的觀點，來解釋東亞與東南亞地區──所謂發展亞洲共十二國的威權存續或民主轉型。他們以類似歷史制度論的方法把這十二國共分為四組：第一組是發展國家組的日本、臺灣與韓國，第二組是前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香港與馬來西亞。第三組是軍事獨裁組的泰國、印尼與緬甸，以及第四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越南與柬埔寨，這四組的發展程度由高到低，似乎還是勉強符合現代化理論的觀點，然而第二組高所得卻沒有達成轉型、第三組雖有嘗試民主轉型卻不太穩定、第四組雖然成長迅速但是沒有民主轉型意圖。
《從經濟發展到民主》一書在此企圖與博弈論整合，並提出統治菁英推動轉型的信心因素。國際關係或外在衝擊理論認為，威權統治遭逢危機可以提高統治菁英選擇轉型而非鎮壓的機率，也就是因為脆弱而被迫轉型，丹．史萊特與黃一莊卻指出亞洲成功達到民主轉型的日、臺、韓三國，都是在威權統治的政治經濟條件達到巔峰之際，因為政治聯盟具備強大的信心與實力，覺得執政黨可以勝選、也實際上持續勝選，而選擇民主改革並且成功轉型。
近年來，威權政體的存續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議題。文獻指出，威權統治者必須處理菁英內部權力與資源分配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與面對社會抗爭要收編一些在野勢力還是鎮壓的兩難。 註更多Milan W. Svolik,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在威權菁英信心強弱的理論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一書也有新意，作者提出威權政體所能接收到的四種信號，即經濟景氣、群眾抗爭、地緣政治與選舉結果。這四種信號可以強化或削弱統治菁英的信心，當經濟狀況良好，地緣政治穩定與先前選舉獲勝的條件下，儘管有群眾抗爭但威權政體其實有能力鎮壓，選擇政治改革往往是因為菁英有信心勝選。
據此，該書回顧了另外三類發展亞洲的威權統治為何走向不同結局：當統治菁英錯過威權時代經濟高速成長的優勢時，如新加坡或香港反而會對民主轉型退縮不前。在軍事獨裁一組，由於經濟成長較差而使得民主轉型難以對抗既得利益的反撲。然而類似的經濟水準之下，前社會主義國家菁英就缺乏信心以至於完全不考慮民主化。這個論證顯示民主轉型的推動或存活，可能必須同時滿足菁英動機與信心、與經濟發展改變階級權力對比的雙重條件。
個案選擇與研究方法
如果說要雞蛋裡挑骨頭，本書確實有些令讀者疑惑的地方。對筆者來說主要的疑問是有少數個案的選擇或解釋未必完全合理，例如，兩位作者基於某些理由沒有把菲律賓納入研究範圍。另一方面，將香港放到這個理論框架內也是有點令人意外，畢竟香港通常被當成一個城市殖民地，從來未享有國家主權的現實，使其往往被排除在民主研究領域之外。Juan J. Linz與Alfred Stepan的民主鞏固經典之作就認為，沒有事實上的國家主權就無法界定政治共同體的成員身分，也無法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他們所提出的案例就是香港。 註更多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現實是北京統治菁英決定香港政治前途，把這個案例拿掉似乎無傷大雅。總之，在選擇這十二國的過程中，國家主權對民主化的影響可能被低估了。
此外，本書裡對臺灣案例的分析，把統治信心歸諸於開放自由化的強人蔣經國，卻不是真正推動民主轉型的弱勢繼承人李登輝。近年來，由於史料的開放與重估，呈現不少蔣經國本人對民主價值的負面認知，其自由化政策與地緣政治訊號、特別是美國透過外交或國防政策施壓的關係更為密切。 註更多陳翠蓮，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臺北市：春山出版，2023）。另一方面，國民黨內高層菁英的分裂與民主化都是發生在李登輝總統任內，他如何接收四種訊號與建立選舉信心，在臺灣案例中似乎更為重要。 註更多林宗弘，「臺灣經濟政策中的「李登輝難題」（Lee’s Dilemmas）」，在 春山文藝李登輝100年專輯。春山出版編輯部主編。（臺北市 : 春山出版，2024）。
不過，這些研究方法或案例選擇的疑義，無損於本書的核心論證與對其他案例詳細分析的重要貢獻。總之，《從經濟發展到民主》一書提出相當對稱的歷史比較架構，將十二個發展亞洲的國家或地區納入理論分析，而且也盡量說明個案的國際環境與歷史背景，得到統治菁英由於實力與信心強大而無懼改革的理論觀點，此外也提出影響威權菁英信心的四種訊號之理論機制，是探討亞洲威權體制成功轉型或抗拒改變的一次重要理論突破，或許也可以用來預測這十二個政權的未來命運，值得推薦給關心亞洲與臺灣民主的讀者深入品味。
※本文為《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書評／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