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30而立／校園裡的民主學習(下)：這一代的校園，下一代的台灣
從1988年台大學生會首次普選，到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運、國會改選及總統直選，校園內的學生自治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校園外台灣社會的民主發展。然而近年「學生自治投票率跌落至5%上下」的現象值得關注，畢竟今日校園內的民主危機，或許正是30年後台灣必須面對的課題。
這一代的學生自治 下一代的台灣民主發展
歷經38年高壓統治，1996年台灣人民終於迎來首次總統直選；這些年來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實則能從過往大學校園自治活動略知一二。社團法人臺灣學生聯合會(臺學聯)聯合全台近50個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在2019年成立之時，便提出「三十年後的社會，答案就在今日的校園」這句口號。
臺學聯理事長、台北大學三峽校區第26屆學生會會長陳昱仁說：『(原音)學生在30年之後理所當然成為這個社會的要角，未來的社會當然就是在現在學校的這些學生所形塑。就我們自己的觀察，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教育跟他的成長背景，然後也會影響到他的理念、他的思想、他對於這個社會的想法，可以從大學的校園裡面發生的事情窺探到30年之後這個社會會長什麼樣子、什麼面貌。』
這也並非只是個口號，如今活躍於政壇的立法委員范雲、台北市副市長林奕華、民眾黨黨主席黃國昌過去都曾擔任過台大學生會會長。第一屆台大學生會會長、現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羅文嘉回想自身經驗後，坦言如今他所具備分析與解決政治問題的能力，著實一大部分來自當時投入學生自治及社會運動時的經驗養成。
曾於1996年擔任台大學生代表大會議長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律師蘇慶良也觀察，校園內學生議員之間的提案攻防有如立法院的縮影，「監督學生會就類似監督行政院長」，畢業後進入真實政治場域，運作邏輯如出一轍。陳昱仁從第一線觀察，也發現部分學生議員多少有嘗試模仿立法委員的「神情、表情動作、肢體語言」。
台大學生會長投票率：1988年達53%、今年僅4.95%
然而，近年校園學生自治的參與度每況愈下，是否為台灣民主政治未來發展的警訊？
羅文嘉當選首屆學生會長的投票率高達53%、應為歷年最高；蘇慶良則回憶1996年的學生會長投票率也有將近20%。然而，上週剛結束的台大學生會長選舉投票率僅剩4.95%，約36,500位有效選舉人口中僅1,809位出門投票，更遑論各學院近年常出現「無人參選」的窘境。
1988-2026年歷年台大學生會長投票率。(取自王宏恩臉書貼文)
陳昱仁證實近年學生自治參與度非常低落，他分析，疫情後大學校園生態出現集體活動參與度衰退的現象，連帶導致「公共服務動機的削弱」。他擔憂這恐是某種民主警訊：今天是學生會選不出人，以後會不會就是政府部門遇到類似問題？
30年間學生自治發展「三大發展趨勢」
回顧台灣民主化30多年，陳昱仁歸納學生自治組織在運作上出現不同以往的三大趨勢。
首先是逐漸走向「建制化」。他解釋，早期學生自治組織隨著台灣民主化發展，處於不斷摸索與突破的階段，為了達成改造社會的理想追求，會有很多衝突和碰撞所帶來的激情；而如今學生自治大多依循著既有架構運作，進而與一線學生越來越有距離感。
其次，相較野百合、太陽花等社會運動有賴學生能量引領，近年社會動員漸趨困難，學生自治活動也逐漸從街頭轉入體制內運作，他解釋：『(原音)對現在的學生自治來說，就是我們會很仰賴透過跟行政部門的溝通，像我們在推動大學法，我們就很仰賴跟一些相關的不管教育部也好、立法委員也好，就是一次一次很長時間的討論、折衝、協商。』
當從街頭衝撞轉向體制內協商，這一代學生自治圈的知能培養也隨之改變。陳昱仁說明，「妥協」本來就是實務政治運作很正常的一部分，比如今日的退讓往往著眼於未來其他議題的推進，所以如今學生雖失去社會運動的手段選擇，但也從中理解並學習到更多關於折衝與協商的藝術。
臺灣學生聯合會理事長陳昱仁，同時也是台北大學三峽校區第26屆學生會會長。(饒辰書 攝)
第三，學生會關注的議題趨於狹窄化。陳昱仁觀察，雖然台大、政大、臺師大等學生會仍持續耕耘性別平等、轉型正義等社會議題，但近年多數學生會轉向聚焦校園內部事務，甚至退縮為純粹辦活動的角色。他補充，雖然校園議題與活動仍然重要，但是臺學聯仍期待學生會能投入更廣泛的社會議題，發揮更多公共服務功能。
學生自治的停滯與突破
面對當代學生自治參與度下滑的趨勢，陳昱仁也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其或許反映的是當代學生權益與民主體制漸趨完善的成果，比如隨著台北大學開放學生直接提出「校務建言」，學生會不再是學生向校方反映或爭取的唯一管道，其在學生心中的重要性便相應減弱。
儘管如此，陳昱仁相信一旦學校再次嚴重侵害學生權益，「學生會就會再活回來」。即便不一定是以學生會為名的正式組織，但是當民主價值已深植於社會，面對壓迫時自然會催生反抗意識、凝聚行動的力量，這正是社會韌性的展現。
羅文嘉也有類似觀點，他認為在自由民主的承平時代之下，人們的目光從公共事務轉向關注個體生活層次是很合理的發展，如同放眼老牌民主國家的投票率其實都不高，而台灣維持高投票率的很大原因是中國威脅仍在。他說：『(原音)所以回到校園也是一樣，校園現在全部民主、全部自由了，當全部自由民主的時候你找不到議題、找不到敵人、找不到矛盾，那激發不了熱情，我認為這是一個自然的結果。』
不過羅文嘉進一步點出，隨著校園民主開花結果，學生自治組織的任務也應跟著轉型。他說：『(原音)對於(現在的)學生自治組織，要強調就不是爭取自治的權利，而是擁有這個權利之後，我可以透過權利來做什麼活動；等於它不是那麼政治性，而是政策性。因為你已經有參與以及主導的機會，那這個機會你要做什麼？那如何跟你的群眾、跟你的社群產生關聯？』
從學生會出發 打造下個世代的理想政治環境
事實上，針對現實社會的種種紛擾，學生已嘗試在校園自治的場域裡摸索出屬於新世代對理想政治的想像。像是為了改善過往參照台灣立法院質詢模式容易起爭執的問題，台北大學學生議會今年便透過重新設計質詢流程及空間配置的方式，「有點讓它變成像是英國西敏宮的感覺」，微妙地改變過去較強烈的「主、被動關係」所造成的衝突感。
陳昱仁說明：『(原音)我們前幾年的模式有點類似立法院，就是行政部門要上去備詢、然後議員會上去質詢，那個互動是有點類似於我要指責你、或是我要對你做一些事情的那種感覺。但今年透過一些桌椅的擺設的變動，就把它改成面對面的方式，那我自己會覺得在互動上面大家就比較少會有這種對嗆的行為。』
台灣民主走入中年 世代交棒之際
若以人的一生來比喻，台灣民主如今已邁入「三十而立」的中年。針對學生自治的發展，羅文嘉說：『(原音)在我們年輕推動台灣民主的時候，我們參與過、努力過、做出我們該做的，然後在這30年我們努力建構一個台灣的民主制度、讓這個國家能夠鞏固。我們終究會老，我們要交給下一代。以後台灣面臨的問題跟我們那時候面臨的問題不一樣，(以前)我們面對的是國民黨在國內的高壓統治，現在我們會面臨共產黨在外部對我們形成的民主威脅。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學生運動團體或自治組織，我認為角色跟責任比我們的時代更辛苦、更艱鉅了。』
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羅文嘉在大學時期成功爭取學生會長普選，並於1988年成為第一屆台大學生會長。(饒辰書 攝)
走過30多年，當今的台灣也或許走進了某種中年迷惘。羅文嘉說：『(原音)當然它(民主)是一體兩面，這樣做出來的決策它仍然會有盲點、不周延、不周全、是錯誤的，都有可能，那必須大家一起「承擔」，這是對民主的一個認識。你不能當作民主是萬能的、民主是最棒的，不是。』
羅文嘉強調，台灣人正是經歷過威權時代，最終因為相信「公共事務不是一個人做決定，是要大家一起做決定」的價值，所以選擇了民主的制度與生活方式；而這份對民主的深刻體認，即恰好凸顯了兩岸本質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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