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豈文章著，天地一沙鷗──懷念余英時先生
驚聞余英時先生去世的消息，雖然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的規律，且先生是以九十一歲高壽、在睡夢中無病無痛安然辭世的，心中仍充滿哀傷與不捨。以後，余先生的著述仍舊可放在案頭時時展讀，但再也聽不到余先生那帶有安徽口音溫和且堅定的笑談了。
余英時先生的學生們早已學術有成，他們中的很多人比我的老師輩還年長，在兩岸三地的名校和研究機構任院長和教授，自然會論述老師的學術成就。我不是學術界中人，斷斷續續地讀過余先生的絕大多數著述，卻沒有能力對余先生的學術成就說三道四。此時此刻，浮現在我心頭和眼前的，是近二十年來與余先生及余師母「忘年交」的點點滴滴。在這段「忘年交」的過程中，我是單方面的受惠者，余先生給予我的，是數不盡的獎掖、鼓勵與幫助，超過我此生中遇到的任何一位長輩和老師，我除了更加努力地寫作之外，無以為報。
當時搗麝成塵，此日騎鯨渡海
第一次拜會余先生，是二零零三年。我應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計劃」之邀，第一次訪問美國。在結束正式訪問項目之後，我留出幾天時間來，安排會見一些私人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去普林斯頓拜見余先生。
我剛上北大不久，就在圖書館找到余先生的大著《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與徐復觀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一起，讓此前深受柏楊、李敖、劉曉波及《河殤》的影響的我，發現了另外一種看待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視角。接著，我逐漸找到余先生的其他一些著作仔細研讀，當時還一度後悔，應該讀歷史系而非中文系——中文系出身的學者的著述，比起歷史系出身的余先生的著述來，含金量差太遠了。後來，我對歷史和政治的興趣漸漸超過了對文學的興趣，這一轉變，當然是受余先生的影響。
聽朋友說，有人送了我的處女作《火與冰》給余先生，余先生讀了之後頗為讚賞，願意跟我見一面。而我突然想起《火與冰》中有一篇批判錢穆的文章，我從少年時代受李敖文風影響頗深（後來才慢慢刮骨去毒），這篇文章用了李敖式的標題《我來剝錢穆的皮》。余先生是錢穆的弟子，會不會對這篇盛氣淩人的文章感到不悅呢？心中不免有一點忐忑不安。
然而，跟余先生的見面，整個過程讓我如沐春風。那次是程曉農先生開車帶我去的，余宅位於普林斯頓大學校園旁邊的一片森林中，一條小路轉進去，有花園、有魚池，打理得井井有條。這是一棟美東常見的維多利亞風格的紅磚小房，以美國中產階級標準而論，房子只能算是普普通通。室內的陳設卻典雅莊重，客廳墻上掛著國民黨大佬、書法于右任寫給余先生父親的字，似乎還有余師母的父親、教育家陳雪屏的墨寶以及其他一些來歷不凡的字畫。書房中，各類書籍從書架一直堆到屋頂，滿坑滿谷。
余杰夫婦與余英時夫婦合影。（圖片由作者提供）
余先生和余師母早已準備好茶點等候，見一名不到三十歲的年輕小子，卻如此隆重，讓我受寵若驚。我不善言談，說話口吃，見到大人物和前輩難免緊張。余先生卻一點架子也沒有，拿著煙斗笑容可掬地談開了，比我在北大讀書時的很多老師都更和藹近人。他對當下中國思想界尤其是異議知識分子的狀況頗感興趣，向我問了很多問題。他是歷史學家，不是政治學家，卻對近期中國發生的諸多人權案件如數家珍，不亞於那些國際人權組織中的研究者。余先生說，中共的暴政舉世無雙，以為誰的拳頭大誰就掌握了真理，但抗爭者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自由終將降臨中國，這個信念他從來沒有動搖過。
中共建政後，余先生唯一的一次回去訪問，是一九七八年率美國漢學家去中國的「破冰之旅」。談起那次的經歷時，他說：「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只有利害關係，只有計算，到處是政治掛帥。所以我不覺得那是回到中國。我回來之後，有幾個月都精神不振。我知道的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了。從那以後，我覺得那不是我的故國了。」由此，他超越了那些終生沉浸在虛幻的鄉愁之中的台灣及海外文人群體。鄉愁是中共統戰海外人士的法寶，倘若如余先生擲地有聲的說法「我沒有鄉愁」，中共也就黔驢技窮了。
不再回中國，更是因為六四。余先生說：「六四是對我最大的刺激。從前還不是原則上不回去，而是事實上不願意回去。後來絕對是原則上絕不能回去。絕對不能對這樣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援。」余先生之於六四，絕非旁觀者——六四時被戒嚴部隊槍殺的學生，有一個名叫王楠，王楠的媽媽名叫張先玲，張先玲是天安門母親組織的主要開創者之一。張先玲的妹夫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宣傳部長丁關根，丁關根在王楠剛去世的時候，還流淚表示很傷心，但很快就和張先玲切割，甚至兩家人後來幾乎斷了聯繫。張先玲的丈夫是著名琵琶藝術家王範地，她的表哥就是余英時。聽聞侄兒罹難的消息，余英時的表現跟丁關根若天壤之別——他衝冠一怒、拍案而起，從此與在霜刀雪劍中艱難前行的天安門母親站在一起，與所有的被淩虐者和反抗者站在一起，與圖博人、維吾爾人、香港人和台灣人站在一起。古往今來，有很多人，文章寫得筆酣墨飽、字字珠璣，其人品和人格卻遠遜於文章，是為德不配才。而余先生的人品和人格絕對配得上他的文章，甚至超過了他的文章，正應了杜甫的名句「名豈文章著」。
談到錢穆，余先生說，他不同意老師對儒家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過度推崇。他青年時代在香港新亞書院求學時，錢穆曾向他問過這樣的問題：「『天地君親師』這五個字，究竟是甚麼時候才變成紅紙條，貼在廳堂上的？」對於老師的問題，他平日留心相關資料，找到許多有價值的材料，最後寫成〈天地君親師的起源〉一文。他認為，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確知『天地君親師』起源的上限，但是我偶然發現的一條記載，可以證明它不能早於十三世紀中葉」。具體地說，他認為「天地君親師」出現於南宋末期的理宗時期。原始儒家中的五倫中並無「師生」一倫，後來「天地君親師」中有「師」，但是列在最末。所以，余先生哈呵呵地說，中國文化中最缺乏「吾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的觀念，很多老師「仗勢欺人」，打壓學生的不同意見，這是中國學術缺乏創造性的原因之一。他從頭到尾沒有提過我那篇批判錢穆的文章，但他的這番話顯然是要讓我放寬心，他不會因為我用刻薄的語言批判他的恩師而對我有任何成見，他也絲毫沒有暗示我以後不要再批評錢穆了。余先生對「一生為故國招魂」的老師錢穆充滿尊重與深情，卻能寬容像我這樣對錢穆不以為然的後生小子，因為跟對老師的愛戴比起來，自由和寬容是更高的價值。
談論了一下午，夕陽西下，余先生就說，初次見面，一定要請我吃飯，說一起去普林斯頓的一家中餐館吧。師母開車，輕車熟路，十分鐘就到了。余先生特別強調說，這家有烤鴨，一定要點烤鴨。這家餐廳的烤鴨雖然不能與正宗的北京烤鴨相比，但余先生很喜歡。余師母說，烤鴨是余先生的最愛，而我恰好也是烤鴨迷（北京有烤鴨，大概是我對風沙撲面的帝都唯一的想念吧？）。後來，有記者朋友要去採訪余先生，詢問我最好帶點什麼禮物去？我就說，去紐約唐人街買隻烤鴨帶去吧，余先生一定喜歡。
在餐桌上，我對余先生說：「如果哪一天中共垮臺了，中國民主了，您來北京，我請您吃最正宗的北京烤鴨，現在北京最好的烤鴨，不是全聚德，而是大董。」我知道余先生早年曾在燕京大學讀書，一定吃過北京烤鴨，多年之後，不知烤鴨的味道有無改變？余先生回答說：「我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中共遲早要垮臺，暴政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但中共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會像章家敦所說的那樣很快崩潰。我們這一代人大概是看不到了，但你們一定可以看到的。」那天，我們談到很晚才散去。
有些長輩，見了一面之後，你只好對他敬而遠之；有些長輩，見了一面之後，你就像口中含了蜂蜜，越來越甘甜。跟余先生和余師母的相處，讓我完全忘記了學識、地位與年齡的差異，而余先生送書給我和妻子，居然在題字中以「家弟」、「家嫂」平輩相稱。
唯將秋葉院中景，答謝春風第一枝
二零零七年春，我與妻子一起赴美訪學，第一站就是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由勞改基金會主辦的關於中國的勞改制度的國際研討會。余先生應邀前來做開幕致辭，此會議不是「純學術」活動，而有明顯的「反共」色彩，一般的華裔學者害怕得罪中共、失去應邀去中國的大學講學、在中國出版著述並享受紅地毯待遇的機會，大都對此類「反共」的會議避之唯恐不及。余先生慨然應邀出席並致開幕詞，痛斥中共的勞改制度和勞改營比起納粹集中營來有過之而無不及，言簡意賅、鞭辟入裡。
2007年，余杰與余英時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圖片由作者提供）
余先生的反共，不是一種姿態——以反共為一種姿態的人，隨著時勢的丕變，就無法保持原有的姿態了。比如，柯林頓競選總統時高調宣稱，要把從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都送上審判席，但他上任之後很快就跑到北京去跟江澤民跳交誼舞了。比如，那些當年跟隨兩蔣高喊「殺豬拔毛」的國民黨人連戰，看到共產黨野蠻崛起，立即加入「兩岸政商聯盟」，跑到對岸去「發大財」了。又比如，曾經發出「討伐中宣部」的豪言壯語的評論人焦國標，被北大開除後到美國晃了一圈，發現沒有多少油水可撈，又回中國去當習近平的吹鼓手了。與這些變色龍相比，余先生的反共，有始有終，是一種韋伯說的「志業」。反共不會給他帶來什麼好處，而只會讓他失去中共政權可能提供給他的巨大好處。但是，他只是做出最基本的常識判斷：一個真正的知識人，是不可能接受一個殺人的政權的統戰的。
在那次會議上，與會的有多名從中國來的勞改受害者，如大右派林希翎等人，年紀與余先生相仿，當年也都是北大、清華的高材生，卻在中共建政後的屢次政治鬥爭中成為犧牲品，飽受磨難，歷經滄桑，沉淪社會底層，不得不從事體力勞動維生。他們在臺上聲淚俱下地控訴中共的迫害，其淒慘命運讓人垂淚。當後來「平反」來臨，他們青春不再，在專業領域已經不可能再有突出成就。此時此刻，他們來到自由的國度，舉手投足仍宛如驚弓之鳥，或過於誇張地高喊口號，與西裝革履、溫文儒雅的余先生相比，真是天差地別。當時我就感歎，當初還是大學生的余先生若北上投奔新政權，他縱然才華橫溢，也免不了成為被整肅對象，多年後亦只能在這群老右派中「泯然眾人也」。
會議期間，余先生帶我們在普林斯頓校園中散步，向我和妻子介紹校園中一棟棟古老的建築。史學大師親自當導遊，真是總統也得不到的優待。余先生再次請我們到他家中茶敘，他和師母向我們饒有興味地打聽中國家庭教會的情況。那時候，妻子在北京方舟教會中是半個傳道人，講了好多家庭教會的故事，兩位老人聽得津津有味。臨別時，余師母從室內拿出一本幾乎快要解體的小本聖經，說這是半個世紀之前，她唸小學時，一位閨蜜送給她的，她一直精心保存著，時常拿出來讀。她今天深受妻子講述的家庭教會的故事之感動，要將這本聖經送給妻子。妻子收下這件珍貴的禮物，這本聖經被我們帶回中國，後來又從中國帶到美國。
那時，中共宣傳部已全面禁止我的作品在中國國內出版，即便是學術論文也不行。我將多年來研究近代史的論文編輯成《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一書，請余先生推薦給台灣的出版社。當時，我從未去過台灣，也不知道台灣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情況，只知道余先生在台灣頗有影響力，找他幫忙或許是一個出路。余先生熱心地將書稿推薦給聯經出版社的林載爵發行人。我既非博士亦非教授，在台灣名不見經傳，林先生看在余先生的面子上答應出版此書，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書。後來，編輯告訴我，以學術論文集而論，這本書的銷量還算不錯，學界和讀者的反響也頗為正面，我很高興總算沒有辜負余先生的推薦。同時，余先生還介紹我認識他的好朋友、思想史家張灝先生，張先生亦與我一見如故，讀完書稿後為此書寫了一篇長序。
余先生沒有鄉愁，但對故鄉人還是有一番特別的青睞。我的一位畫家和作家朋友、安徽和縣人徐宏泉，收藏了大量從清初到民國的文人和學人的翰墨，僅以民國而論，就有羅振玉、蔡元培、周作人、吳梅、錢玄同、顧頡剛、錢穆、梁實秋等人的書法，他以此寫成《管領風騷三百年》一書。他對余先生非常仰慕，請我將書稿及他的一幅畫送給余先生，想請余先生為此書題詞書名。余先生看了之後很喜歡，徐宏泉畫的安徽山水，大概讓他回想到在故鄉潛山鄉間奔跑長大的歲月。他欣然為之題詞。後來，許宏泉郵寄給余先生一大包上好的宣紙，用故鄉的紙，抒發心中的志趣，不亦快哉！許宏泉還選用余先生的題詞「唯將秋葉院中景，答謝春風第一枝」配上自己的《百草圖》中的一幅，為余先生製作了專用的信箋。我為自己牽線成就了這件美事而感到高興。
二零零七年冬天，張伯笠牧師開車帶著我，冒著大雪從華府北上，去普林斯頓探望余先生。我們一早出發，抵達時已是中午，本來我們計劃請余先生和余師母到中餐館午餐，沒想到余師母早已準備好美味雞湯麵，還有幾樣新鮮時蔬。余師母說，這是幫他們整理花園的工人送來的蔬菜。從這個細節可看出，余先生和余師母不像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那樣自命清高、看不起「引車賣漿者」，而對勞工階層頗為禮遇，跟他們成了好朋友，對方才會常常送來自家種的蔬菜，禮輕而情義重——園丁大概從來不會讀余先生的著作，他們對余先生的尊重，不是來自文章和書本，而來來自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和感受。
2007年，余杰在余英時教授的書房中。（圖片由作者提供）
二零零八年春，我們的孩子出生了。此前，我取了若干個名字，妻子都不滿意，最後我們決定請余先生幫助給孩子取名。余先生高興地答應下來，兩三天之後，他打來電話說名字取好了，還發來一張長長的傳真，寫上名字背後的典故及他的祝福。余先生給孩子取的中文名字是余光益，英文名字是Justin——他知道我最推崇的價值是公義。隨後，孩子剛出生，余師母就郵寄來一套有普林斯頓大學校徽的嬰兒裝，還叮囑說讓孩子穿上後拍照片寄給他們看看。
我們回國後，很快遭到中共的殘酷迫害，先是被軟禁在家、切斷對外聯繫，然後是非法綁架、酷刑拷打。後來我才知道，那段我們與世隔絕時間，余先生聽到關於我們的消息，非常擔心，四處打電話詢問和查證，也托朋友向美國政府反映，希望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向中共施加壓力，讓我們早日獲得自由。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我們全家逃離中國、飛抵華府。美國之音、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後，余先生看到了，又打電話給若干友人詢問我們的情況。有朋友轉告了余先生的關切，我趕緊給余府打去電話，告知詳情。當我描述遭受酷刑的經過，余先生在電話那頭沉默良久，歎息數聲，我能感受到他對中共暴政的出離的憤怒。他平時大都慈眉善目，但每每聽到中共的惡行，便有怒目金剛狀，先生不曾太上忘情，仍是性情中人。
不久，我們一家三口北上探訪余先生，這是余先生和師母第一次見到光光——這個余先生取名的孩子。余師母很細心，專門準備了幾樣玩具給孩子玩。光光趴在地毯上高興地玩耍，兩位老人也笑瞇瞇地注視著他，安靜的余府大概好多年沒有如此蹦蹦跳跳的孩子出現了。余先生說，安安全全出來就好，來日方長，可從容規劃，寫出更多好書來。
余先生又說，這幾十年來，他看到很多從中國出來的人物，有些人剛出來時頭上頂著光環，但他們不自愛，很快光環就褪盡了。在國外，最重要的是經濟獨立、享受自由、享受家庭的溫暖並耐得住寂寞。跟余先生聊天，他很少談學問，更多談政治，但談得最多的還是生活經驗。跟很多中國人看重的功成名就不同，余先生說，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那時，我妻子在教會做傳道人，先生和師母都對基督信仰很有興趣，就這個話題又聊了很久。那天離去時，光光將他的一件微縮小汽車忘在在余府。次日，余師母就打來電話，說要給我們郵寄過去。妻子說，光光有很多這樣的小汽車，不必郵寄過來了。結果，幾天後，我們還是收到了余師母郵寄來的包裹。
這一年夏天，我在香港出版了幾乎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劉曉波傳》。我請余先生為這本書寫一篇序言。余先生慨然應允，數日之後即傳來文稿。余先生不用電腦，不用手機，寫作仍然是手寫，傳稿件則用傳真。我家無傳真機，遂請友人陳奎德幫助收傳真。收到後我才發現，密密麻麻的七八頁稿子足有半米長。余先生在這篇序言的最後一段這樣寫道：
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的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陳寅恪形容他和王國維之間的關係，寫下了「許我忘年為氣類」之句；他們也是「氣類」相近的兩代人。陳寅恪寫《王觀堂先生輓詞》和《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都傳誦一時，流播後世，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現在余杰寫曉波生平，不但有過去，還有長遠的未來，攜手開拓共同的精神世界。這將是歷史上一個最美的故事。
我們很快在美國安居樂業，開始了「此心安處是吾家」的人生下半場。得知我們買了房子，余先生和師母專門郵寄來精心挑選的禮物。余師母說，美國太大，大家住得遠，來一趟普林斯頓不容易，你們生活得快快樂樂，我們也就放心了。余先生此前告知，他要集中生命中最後的歲月研究唐代歷史。我們知道，生也有涯，學問和著述無盡，所以很少打電話去打擾先生。不過，每有新書出版，我都會郵寄給先生和師母，他們也都會打來電話致謝和鼓勵。其中有一本《生命書：聖經中的大智慧》，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余師母說她每天臨睡前都會讀一兩篇，一個月就讀完了，很喜歡，專門郵寄給那位當年送她聖經的、從小就信仰基督教的閨蜜。於是，我立即又再郵寄了一本過去。
人靜魚自躍，風定荷更香
二零一八年秋，劉霞逃離中國赴德國之後第一次訪美，行前打來電話說希望幫助安排去拜訪和答謝余先生——劉曉波被捕和去世以及劉霞被長期軟禁期間，余先生多次仗義執言。
劉曉波遺孀劉霞在余英時家。（圖片由作者提供）
余杰與劉霞拜訪余英時夫婦。（圖片由作者提供）
海外包括港臺的華裔學者成千上萬，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在名校任終身教授者不在少數，但極少有人能像余先生這樣始終如一地嚴詞批判中共暴政並悉心關懷中國的異議人士。比如，若將同為歷史學家的許倬雲與余先生相比，便高下立現：許倬雲批判美國的資本家和資本主義時不假辭色，對中共的暴政、暴行卻大都視而不見、沉默不語。因為就現實利益而言，美國是可以批評的——批評美國，不會失去教職、不會被剝奪出版著述的自由；反之，中國是不可以批評的——批評中國，會失去到中國講學的機會、著述也將不能在中國出版，從而失去中國這個華文世界最大的市場。中共挾中國龐大的市場而控制全世界的人心，無論是急功好利者還是沽名釣譽者，無不如昔日唐太宗所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余先生則反其道而行之，他對美國的種種制度缺陷亦有所批評，但他更集中批判極權主義的中國，因為他深知，批判美國不需要勇氣，而批判中國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他在所有的「敏感問題」上都直言不諱，導致其著述被中宣部下令封殺，即便已出版的、在網上銷售的也都全部下架。余先生不會為之後悔，也不會專門去研究在海外談論中國議題時「打擦邊球」的技巧和策略。很多在海外「打擦邊球」打得好的名教授、名作家，如楊振寧、金庸、饒宗頤、南懷瑾、杜維明等人，兩邊乃至多邊通吃，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回中國訪問時，還會得到最高領袖的接見，滿足其當幾分鐘「帝王師」的虛榮心。但對余先生而言，「是，就說是；非，就說非」，人生沒有那麼多的眉角和算計。比起所謂的學術成就、歷史地位更重要的，是良知，正如香港學者陳方正在一篇回憶余英時的文章中所說，余先生「外表平易淡泊，骨子裡卻有淩厲鋒芒」。
我們幫劉霞聯繫好余先生，約在九月三十日下午到訪余府。那天下午，我們比約定時間早到半小時，余先生還在午休，師母先陪我們聊天。師母說，她提前一天去蛋糕店訂製了一個巧克力蛋糕，希望劉霞今後的日子甜甜蜜蜜、美美滿滿。她還挑選了英式下午茶配蛋糕。大家聊得很開心，劉霞消瘦的臉上終於露出久違的笑容。過去幾年間先後失去父親、母親和丈夫，如今孤苦伶仃漂泊在海外的劉霞好像終於回到了一個溫暖的家中。
不久，余先生出內室出來，先是祝賀劉霞獲得了自由，然後說一定要照顧好自己，重新安一個家。漢字中的「家」，上面是房頂，下面是豬，一定要有地方住、有東西吃。余先生談話，從來不「務虛」，沒有多少高言大志，而是從人每天的衣食住行著眼。在這一點上，他既不是儒家，也不是新儒家，儘管他對中國文化的某些部分有所堅守、有所眷戀。余先生看到蛋糕很眼饞，請師母切了一大塊給他，很快就吃完了。那時，余先生因為身體的原因已經戒煙了，戒煙的人往往對甜品有一種「狂熱的喜好」。我與妻子看到余先生的這一孩子氣的模樣，都衝著師母擠了擠眼睛。
告辭的時候，我們一起在余府門口合影。那一天，余師母很高興，看到妻子穿了一件天藍色的百褶裙，就興致勃勃地說：「我也有一件這樣的裙子，我換上漂亮的裙子來跟你們年輕人比一比。」果然，她換上了一件漂亮的裙子出來，還童心未泯地拉起裙擺了，彷彿回到了那個不識愁滋味的少女時代。
余師母陳淑平也有童心未泯的時刻，特別穿上漂亮的裙子，與年輕人比美，余先生在旁邊看得興致勃勃。（圖片由作者提供）
那一次，妻子在幫余師母泡茶的時候，發現他們家的茶壺不太好用，倒水時候容易漏出來。次年夏天，我們到台灣訪問，到台灣國家文創館搜尋台灣參的精美茶具，發現有一套桐花圖案的茶具非常驚艷，就買下來，托老朋友、文創館董事長廖永來幫助郵寄給余先生。寄出後，我們忘記給余府打電話告知此事，結果師母收到茶具，不知道是誰郵寄的，打了好幾個電話詢問台灣的朋友卻不得要領。後來我們打去電話告知此事，才解開師母心頭的這個疑惑。
余先生做事，不做錦上添花的易事，而做雪中送炭的難事。他從不臧否中國流亡者和海外民運的種種是是非非。但他對很多人、很多事心中自有一桿秤，看得明明白白。他說，他不會介入、仲裁他們的紛爭，只是盡力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當年，他創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容一批流亡的知識分子和學生。普林斯頓校友捐助的第一筆錢用完後，他特意回台灣找到李登輝總統，向李登輝總統要了一筆錢，又讓學社持續了好幾年。他自己生活簡樸，從來不向人募款，但為了學社的事情，卻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向人開口。學社內部紛爭不斷，為誰有資格進入、誰不該進入發生過多次激烈爭吵，甚至有人在東亞系貼了余先生的大字報。很多反對共產黨的人士，卻有紅衛兵的血統。余先生從不表功，也從不辯解。
每個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紅樓夢》，余英時的《紅樓夢》就跟胡適的《紅樓夢》大不相同；每個人也都有自己解讀和接受的余英時。余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後，已然全面義和團化和紅衛兵化的中國社交媒體上，對此消息不遺餘力地封鎖。獨立藝術家高氏兄弟為余先生畫了一幅肖像，在抖音上發出來，沒有加一句評語，卻被遮罩了，而且帳號被永久封禁。高氏兄弟感歎說：「審帖者為了黨國維穩，一點自由空間也不留。他們封的是我的號，但懲罰的不僅是我，更是為了懲罰終生不與其為伍的余先生。由此可見余先生乃真正特立獨行之學者，其始終如一的獨立精神堪可令我等苟且偷生者汗顏和效法。我與余先生素味平生，緣此亦算與其有了一點點精神聯繫。」
微信上更是傳出諸多辱罵余先生的言論，其中的一種辱罵是，余英時是「國民黨餘孽」。這可真是無知者無畏，余先生青年時代就因寫文章批判蔣政權在台灣的獨裁統治，台灣不給他發放護照，他從香港到美國時使用的是無國籍的難民的證件。近年來，國民黨對共產黨卑躬屈膝，余先生看不下去，多次直言批判，比如發表公開信斥責旺旺化的《中國時報》，也支援台灣年輕一代「天然獨」的太陽花學運。
余先生認同老師錢穆「為故國招魂」的努力，不是因為他有大中華、大一統意識形態，他不是「國粉」（中華民國粉、國民黨粉），更不是「蔣粉」（這兩種粉絲在海外反共的華人圈中頗有聲勢，他們也都企圖利用余先生的名聲）。從其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他眷戀的不是北京的帝都，而是安徽潛山那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的鄉土社會、民間社會。所以，他並不反對我和朋友們的「獨派」立場，也敏銳地看到了台灣太陽花運動和香港逆權運動之後本土和獨立思潮的興起。
余杰與友人林培瑞等在余英時教授家中。（圖片由作者提供）
余先生多次說，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他不是政治中人，而是書齋中人。但他的學術文章，從來不是那種標榜「純學術」、「躲進小樓成一統」、只為評級升等的論文，而是寄託了他全部的情感、理想和價值判斷，他與研究對象一起歌哭、一起歡笑，所以即便是學術論文，他也寫得像梁啟超那樣「筆端常帶感情」。余先生曾經寫了梁啟超的自勵詩其二送給我，既是對我的孤立，又何嘗不是先生的夫子自道呢——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余先生釋證陳寅恪的晚年詩文，其心境與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一樣，乃是「自由人彼此擁抱」；余先生寫《方以智晚節考》，也有方以智那樣的「遺民心態」——不過，他不必像方以智那樣屈服於不仁的清帝國，他可以如五月花號的清教徒那樣遠渡重洋來到美利堅，在這片自由的國土上重新找到身份認同，也重建其學術和思想的疆域，這個疆域比中共統治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要大多得。在數千年人類文明史的廣闊時空中，他宛如「天地一沙鷗」，展翅上騰。
余先生有喬治·肯楠的遠見卓識，卻不曾像喬治·肯楠那樣到華府規劃美國的外交政策。喬治·肯楠的前半生是駐外大使和國務院政策規劃司主管，以一封長電文左右了美國此後半個世紀的對蘇聯政策，是當之無愧的「冷戰之父」。後來，他與白宮決策者意見相左，離開華府，來到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和著述。即便在普林斯頓大學這個美國的頂級學府，喬治·肯楠也對美國的清教秩序的弱化、美國思想學術的貧血深感憂慮，他在日記中寫道：「教書也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在美國。它需要與他人進行大量的思想交流，我永遠無法掩飾自己在智識追求上的失望，尤其對美國社會的失望。但如果流露出這種情緒，就會與美國教育機構構建的神話世界格格不入。」今天的美國，何嘗不是又到了一個新的興衰成敗的轉折關頭？
美國有喬治·肯楠這樣的蘇聯問題專家，是美國的幸運，也是美國打贏冷戰的智力保障。然而，美國始終缺少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也始終缺少經過長遠規劃且行之有效的對華政策。結果，在冷戰結束後三十多年，美國不曾將中國「和平演變」，反倒被中國滲透得千瘡百孔，處處落了下風。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作為歷史學家的余英時對中國的脈動成竹在胸、瞭若指掌。若是對中共和中國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余先生能到華府，像喬治·肯楠那樣規劃對華政策，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在民主國家，書齋與廟堂，並不必然對立。香港政治評論家陶傑感歎說：「余教授不僅是今日華人世界學識最博雅、學問最通達、學養最高貴之人，而且是全球對中西文化本質認知最透澈一位智者。只由哈佛到普林斯頓，只由教室到書室，在美國，余英時先生五十年來可謂大才小用。若最近二十年，余英時的基地是在華盛頓，講論的地方不是他自己的書房而是智庫，美國的『中國通』以余教授為理論指導組長，而不是以不懂中文卻膽敢寫了一本七百頁的《論中國》（On China )的基辛格之流，今日的世界，會很不一樣。」作為歷史學家的余先生若是讀到這段評論，一定會說，歷史不容假設。而幸運的是，同樣也是歷史學出身、同樣對中共極權本質洞若觀火的余茂春教授，雖然只是短暫出任川普時代的國務卿、也是晚近三十年來反共最堅決的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問題顧問，卻如同喬治·肯楠那樣，為美國的對華政策樹立了新的標桿。
余先生在此一中國與西方展開「新冷戰」的歷史關頭辭世，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他對毛澤東、周恩來直至習近平等中共對獨裁者及其背靠的制度和文化力量的一針見血的剖析，至今仍然無人出其右；他對胡適、陳寅恪、殷海光直至劉曉波等近代以來傳承自由民主觀念的知識人的張揚，以及他將自己的擺上，形成了一個華語文化圈自身的自由傳統。沒有這個自由傳統，中國的社會轉型必將再次陷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血腥屠殺之中；有這個自由傳統，中國的社會轉型則有可能「出黑暗、入光明」，兵不刃血地「走向共和」。
此刻，對余英時最好的紀念，就是閱讀余英時。
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至八日
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