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中共對台灣的「外包鎮壓」

（德國之聲中文網）由於習近平自己成批地“消滅”了中國高級將領，以及烏克蘭可望大勝入侵的俄羅斯，中共短期內“武統”台灣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但是，省下的導彈錢不會用來啟動內需發展經濟，不會用來改造小學危房減少地震傷亡，不會用來改造城市下水道防止洪澇災害，還會用在侵蝕台灣方面，認知作戰還會縱深發展，矢板明夫遇襲式“外包鎮壓”還可能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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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媒體人、台灣 “印太戰略智庫” 執行長矢板明夫上周在台灣遭到一名中國籍男子襲擊。據報道，隨後落網的廖姓主嫌33歲、籍貫廣東、持香港特區護照，有黑幫及多項犯罪前科；案發前連續兩天場勘；另有一名同行共犯已於案發前一日先行離境。警方當日下午在台中國際機場成功攔截企圖搭機飛往韓國釜山的廖男。

廖男的這些特性，為中共“外包鎮壓”模式提供了一個“完美”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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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義憤”背後的“外包鎮壓”

台灣陸委會將本案定性為中國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後首宗對台“跨境鎮壓”暴力案件。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隨即回應，稱此案"完全是偶然發生的普通治安個案"，並聲稱涉案男子是"出於義憤"做出相關舉動。

“出於義憤”這一措辭洩露天機，暴露了中共以民族主義動員暴力並“外包鎮壓”的實質。

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王慧玲（Lynette Ong）在2022年出版的《外包鎮壓：當代中國的日常國家權力》一書中，對中共“國家暴力外包”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該書探討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政府如何在推行征地、拆遷、城市化等可能引發民眾抵制的政策時，既能有效壓制反抗，又能將政治成本和合法性損害降到最低？

王慧玲研究的答案是“外包鎮壓”——國家不直接動用警察、軍隊等正式強制機器，而是把壓制職能轉移給非國家或半國家的第三方行為者。

其中一種機制就是“雇傭暴徒”。地方政府或開發商雇傭社會閒散人員、黑社會性質團伙來騷擾、恐嚇釘子戶和抗議者。

王慧玲用“外包鎮壓”理論來描述中國國內的政府日常權力運作。以“外包”的形式雇傭的黑社會性質團伙是政府權力的一部分。隨著近年來“跨境鎮壓”案例的增多，“外包鎮壓”理論也能有效地解釋中共在海外雇傭社會閒散人員或者黑社會性質團伙的現象。

“可推諉性”的反噬

“外包暴力”具有“可推諉性”(deniability)。在矢板明夫遇襲案中，體現為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口中的“完全是偶然發生的普通治安個案”。然而，“外包暴力”可能“反噬”——國家權力難以掩飾自己作為雇傭老板的角色，並為之辯護（“出於義憤”），這就使得國家權力呈現出更加猙獰而又可恥的面目。

“外包鎮壓”第二種機制是“動員群眾”或依靠“中間人”進行勸說。在征地拆遷或者新冠疫情“清零”政策中，這些人包括居委會干部、村干部、網格員、志願者（紅袖章）等基層人物，他們利用與居民之間的熟人關系、親情紐帶和社會情感來做"思想工作"，勸說拆遷戶簽約搬遷。這種方式借助社會關系網絡實現順從，成本低、阻力小，是一種更隱蔽的權力運作。

如果把這一分析框架借用於發生在台灣的“跨境鎮壓”，那麼被動員的“群眾”是誰？被利用的“中間人”又是誰？

#台海兩岸

長平是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他目前是德國之聲專欄作家、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以及六四記憶·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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