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變成新景點：國家檔案館展覽與轉型正義

近年來，隨著轉型正義議題受到重視，位於林口的國家檔案館，被官方定位為保存政治檔案、開放歷史資料、深化民主記憶的重要基地。然而，當檔案進入展場，透過策展與導覽轉化為「故事」時，它不應考量如何滿足各方不同政治立場參訪者的主觀願望，而應以其專業知識面對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歷史，尤其攸關台灣戰後史的公共展覽，本身就直接參與了社會如何理解威權統治時期、二二八、白色恐怖與台灣民主化過程的歷史，這也意味著，國家檔案館既是政府深化民主記憶的一部分，更是公民認識台灣民主發展史的第一線重要介面。

近期工作隊申請參訪國家檔案館常設展《島讀：我們的故事》與特展《重返1987》，其導覽經驗卻讓人清楚感受到：在導覽內容、志工培訓與策展史觀上，存在與戰後台灣民主化歷史難以忽視的隱形斷裂。而這並非「局部細節可再加強」的問題，而是國家檔案館究竟呈現了什麼樣的歷史敘事。

首先，是導覽人員專業性的問題。導覽不只是在「說明展件」，而是在這個公共化的歷史知識場域裡，為觀眾開出一條引導的路徑。若導覽人員在說明過程中混用個人政治判斷、坊間傳聞與史料事實，參觀者幾乎不可能分辨何者是檔案訊息本身，何者是學界論述，何者只是導覽員的個人偏好。以《重返1987》展中的「江南案」為例，當導覽話語把焦點放在揣測受害者身分（例如直指劉宜良是「三面諜」），甚至以「兩肋插刀」形容赴美殺人的竹聯幫成員，導覽就從制度暴力的分析，滑向對個別人物的道德評價。這樣的敘事，不只偏離事件核心，更在無形中稀釋了威權體制的國家政權在跨境政治暴力中的主體責任。

這也牽涉到第二個層次：志工培訓制度。國家檔案館，是處理包含深度涉及歷史記憶與公共價值的政治檔案在內之公共博物館，導覽志工若缺乏基本史學素養與轉型正義、人權教育的概念時，導覽內容就很容易落入「斷詞取義」與「情緒化評論」。此次參訪，便有曾前往數回的參與者反映，導覽對戒嚴體制與政治案件的解說，對威權制度背景與權力運作的基本脈絡交代不足或甚至闕如。當講者自己也無法清楚威權體制的結構，則在展場內所做出的每一個詮釋，都可能再製模糊化加害方責任、遺忘受難者的官方敘事。

第三個層次，便是策展本身的史觀與決策責任鏈條的問題。檔案的選擇與編排從來不是中立技術，而是一種帶有立場的歷史書寫。當展覽只呈現威權時期政策執行層級的文件，卻沒有交代決策權力的來源與指令脈絡時，觀眾被展件引導的認知，就容易產生偏頗。例如在呈現《美麗島雜誌》被查禁的展場中，只呈現地方執行單位的文書，卻看不到直接下令的警總檔案，政治責任的鏈條就此被切斷了。觀眾很可能帶著「是某個承辦單位必須負責」的印象離開，而難以意識到整個戒嚴體制如何系統性地壓制言論自由，責任源頭是在哪一個機構。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對「十大建設」等主題的處理上。檔案館的常設展確實以戰後政局變遷、冷戰與美援、「大建設」、民主化等主題，試圖勾勒台灣現代化與民主化的脈絡。然而，「十大建設」長期被簡化為特定政治人物的政績，部分展品與導覽，若只強調「領袖遠見」，卻不呈現這些建設與日治時代規劃、冷戰結構、美援資金之間的關係，就會強化「偉人創造歷史」的威權傳統敘事。這種過度個人化的歷史理解，不但遮蔽了結構因素，也輕忽了台灣公民社會近年對威權時代製造與傳播神話的反思能力。

更關鍵的是，國家檔案館現在被官方反覆強調為「民主的重要基石」、「轉型正義的重要里程碑」，並以「最大開放、最小限制」為目標持續釋出政治檔案——在這樣的自我定位之下，當策展內容與導覽解說都難以呈現威權統治時期，人民的受難狀況與責任鏈條上的問題，例如侵犯人權與言論自由的責任，以「只說下游、不說上游」的形式出現，或片斷性呈現檔案，則檔案館可能就陷入一種弔詭：形式上象徵民主與開放，實質上卻可能複製弱化國家責任、淡化受害經驗的敘事。

我們並非否定國家檔案館在館舍建置、檔案徵集與開放上的努力。林口新館開幕以來，常設展《島讀：我們的故事》與特展《重返1987》確實吸引了大量人潮，證明社會對國家檔案與歷史記憶有高度興趣。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求檔案館在策展與導覽上，必須承擔與其象徵意義相稱的標準：導覽言說不能任由個人偏見主導，志工培訓必須建立基本史學與人權素養門檻，策展在檔案選擇與敘事上，必須清楚呈現國家權力的決策責任脈絡，而不是只展示「故事性」較高的片段。

在推動轉型正義的民主社會中，認識戰後台灣的歷史，不只是供人們帶著孩子對過往種種懷舊的背景過道，更是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公民，發揮監督權力、抵抗再次濫權的重要記憶武器。國家檔案館若能真正成為公民認識戰後台灣民主史的重要介面，希望成為「親子共遊新景點」，則富有轉型正義意識的人權與民主價值，是親子共學的基本核心意義所在，也必須透過佈展明確呈現出來。因此在每一次策展與導覽中，應誠實面對國家暴力、完整說明制度脈絡，讓政治檔案重新的反省，能真正回到公民心中。

※作者為歷史小旅行工作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