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集體釋憲1／她逢年過節被表哥不當碰觸　盼大法官理解倖存者為何多年後才說出口

今年3月，台灣憲法法庭審理一起關於兒童性侵害追訴時效的釋憲案，由倖存者集體提出。聲請人J從5歲起遭到親戚侵害，2023年台灣#MeToo浪潮下，她決定把真相說出來。

這同時也是一場記憶之戰，由於性犯罪往往缺乏物理性跡證和目擊證人，法庭攻防經常演變成記憶與科學的戰爭。我們採訪司法與心理學者、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和社工師，討論美國與台灣的司法實務，以及創傷復元歷程。這場釋憲案，或許不只關於追訴時效，更關乎：當一個人耗費數10年才有能力說出傷害時，法律是否能還給被害人正義？社會能不能看見他受過的傷？

J原本以為自己不會再哭了，讓她忍不住哽咽的，是說到2023年#MeToo浪潮來襲時，歌手郭源元公開力挺演員大牙（周宜霈）的那句話：「現在決定說出來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不想讓大牙只有一個人。」

「這句話讓我決定我要跟家人說。」Ｊ回憶道。

忍這麼久才講出來，根本不是我們願意的

憲法法庭針對兒童性侵害追訴時效案開庭後二週，聲請人之一的Ｊ與我們對坐受訪。她說當天旁聽開庭時，所有聲請人互不認識，但她能感覺到一種強烈的連帶感—她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律師發言說：『隔壁會議室還有七個聲請人在聽著這場說明會。』我聽了很想哭，有一種把我們的聲音傳達出去的感覺。」

「我們做這件事情，除了為自己，也是為別人。我相信還有很多像我們一樣的黑數，因為法律的限制，不敢跨出那一步。」「我被傷害這件事，是小時候的事，很多年後，到了2023年才第一次講。希望大法官可以真的理解，我們忍這麼久才講出來，根本不是我們願意的。」

Ｊ今年32歲，父親是家族排行最小的兒子，上有三個姊姊，Ｊ得喊她們姑姑。姑姑們各自結婚生子後，逢年過節經常在Ｊ家的獨棟別墅聚會。

「我有一個姊姊、一個弟弟，加上3個姑姑的小孩，全部小孩加一加就有6、7個。」大姑姑的大兒子年紀最長，儼然孩子王，帶著一群小孩四處玩耍。家族枝繁葉茂，那是台灣再尋常不過的風景：大人在樓下聚會聊天，一群小孩在樓上玩耍。然而大她八歲的大表哥會刻意帶她到房間，關上門與她獨處，不當觸碰她的身體。

Ｊ記得自己當時約莫小一、小二年紀，她不知道那些行為意味著什麼，只覺得很奇怪，「後來長大，比較有認知這是什麼行為之後，就覺得很噁心、很噁心。」她連說了2次。

某次跟國中同學聊到初吻，她才發現那並不是每個人童年時期都會經歷的事，「國小、國中時，我一直很壓抑自己，有一點自卑，也很害怕跟異性接觸。這個影響延續很多年，甚至那個詞一直壓著我，讓我不敢講—亂倫。我會覺得很丟臉，也不是很想跟人家講話。」

「不管國中、高中甚至大學，只要看到相關新聞或文章出現性侵、強姦、強暴、強吻、猥褻、上下其手這些詞，我都會迴避。就連一個文字，我都不敢直視，因為看到就會想起來，有點像是硬逼自己不要去想。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當它沒有發生過。」

約大表哥對質，他卻敷衍說沒印象了

長大後，那些事情沒再發生，也真的像不曾發生過一般，每年初二回娘家，親戚們總是準時報到。「看到他（大表哥）的時候，我會避免直視對方或講話，但大家都在時，我可以一起玩牌。我的防禦機制就是讓自己假裝忘記，也害怕他看出我還記得。那時覺得，我講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可能還會被說：『他只是在跟妳玩而已啦！』如果大家給我的回應是『怎麼可能？妳在亂想的吧！』我會更受傷，我覺得自己承受不了被質疑、2次傷害的風險。」

直到2023年#MeToo運動，演員大牙具名控告陳建州性騷擾，反被提告求償一千萬元。Ｊ說：「那時我還覺得：看吧！說出來之後一定會這樣。直到郭源元跳出來說：『我不想讓大牙只有一個人。』這句話讓我決定跟家人說。」

她做好心理準備後，打電話給姊姊，哭著說完過去發生的事。姊姊沒有質疑她，「她用滿關心的口吻，說可以陪我去看醫生，也轉介了很多資源給我，我鬆了一口氣。」她又告訴媽媽，媽媽也沒有質疑她，還說要約大表哥出來對質。接著，爸爸、弟弟也都知道了。一家五口開了家庭會議，決定直球面對。「我想了想，覺得要求賠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很怕被說只是為了要錢，最後決定要一個道歉。」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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