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林奕含的提問──給尚未打開或不願打開的可能讀者(上)
接觸任何文學作品之前，我們可能都難免受到錯誤或狹隘的前見（Vorurteil）所影響。《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下簡稱《房思琪》），在對其題材乃至寫作背景略有了解之後，很容易一口咬定它若非一本「控訴社會的怒書」，就是一部「療癒自我的哀書」。而它是否真的被打開，則端視讀者個人的興趣而定。
「世上有遠比這更慘痛的事正在發生！」、「我沒興趣聽一個小女生說自己有多可憐。」、「渴到快死，於是就連地上的髒水也拿來喝？」是我聽過的幾個它之所以不被閱讀的理由。至於真的關心師生戀或誘姦事件的讀者，則似乎不易放下書頁上所寫的「改編自真人真事」這幾個字，於是便為「奕含到底是不是思琪？」的問題所困。此外，這本書還有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以及傳播學等不同的讀法與接受方式，它們的共同出發點都在於：這件事何以可能會發生？我們如何讓它不再發生？
作者已死，文本自然容許多種多樣的關懷與詮解。但我們是否應該正視它是文學與藝術作品（虛構小說）的事實？我們是否應該以打開文學與藝術作品的方式打開它，哪怕一次也好？因此，我現在要採納的不是羅蘭．巴特的文學批評概念，而是哲學詮釋學的進路。我想用哲學方法重構林奕含文學提問的思想性與藝術高度。
《房思琪》不是一本控訴的書，因為依照作者林奕含（不只一次）的概括，它是「一個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這裡面是有一個愛字的。另外，它也絕不是一本療傷的書，因為有一些傷根本就不能療。控訴與療傷等前見，都蘊含著道德與價值判斷。現在，讓我們試著先懸置這些「應然」（是∕非、善∕惡、好∕壞）的概念，只以「實然」（如其所是）的精神去觀照它究竟在處理什麼樣的問題。
《房思琪》是一部文學與藝術作品，但它卻包含甚至始於對文學與藝術本身的詰問。林奕含的第一個提問，是「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盪盪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哲學上，這個問題表達的是一種懷疑（doubt）。「話語」與「實在」之間理當有一種客觀對應的關係，因為語言的功能正在於此。然而卻有一些相信中文也使用著中文的人，他們不是言有所衷的、他們的情話並不發源於真實的情志、他們的思並不無邪。
理性上，「話語」理當對應「實在」；但在（思琪的）經驗上卻非如此。這是第一重懷疑。而在第一重懷疑的基礎上，林奕含再度提問：
……胡蘭成或李國華這些人，你可以說他們的思想體系非常畸形，他們強暴了，或者性虐待了別人，自己想一想，還是「一團和氣，亦是好的」，你可以說他們的思想體系非常畸形，可是，你能說他們的思想體系不精美，甚至，不美嗎？
這種修辭是「反問法」。提問者已經預設了答案，而這個答案正是她第二重懷疑的表述：這種並不對應實在的話語是「精美的」（sophisticated）、甚至是「美的」（beautiful），這怎麼可能？無論在何種理論（如邏輯學或美學）的探討中，這都是不可能的，但在（思琪的）經驗上卻是成立的。於是，因為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答案，第二重懷疑無可避免地要再提升成更為全稱的命題：「藝術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這個命題在全稱的層次上只是一個起點，而懷疑只要開始就難以停下，最終，它只能在下述的反問中完成自身：「會不會，藝術從來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至此，三重懷疑已經將對文學與藝術的傳統理解給解構掉了。它們所採納的都是一種挑釁的姿態，以此動搖傳統理解中所蘊含的必然性（necessity）：（1）話語並不必然對應實在，一個人說出情話的時候不必然是有情而思無邪的；（2）不對應實在的話語不必然是不精美而醜惡的；（3）文學與藝術不必然言有所衷，而可能從來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然而林奕含尚不止步於此，她還坦言：「無論我有多麼討厭胡蘭成，我還是必須承認，《今生今世》的〈民國女子〉那一章，仍然是古往今來描寫張愛玲最透徹的文章之一。」
這告訴我們：（4）思有邪的人也可能有高深的文學造詣和藝術理解，而（5）思無邪的人亦可能愛上這些思有邪的人。也因此，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我們必須充分領悟這裡的坦承有多麼地不容易：作者在走入最深的懷疑的同時，還是保持了最高度的誠實。正是這個極致的不和諧音成就了《房思琪》寫作的思想性與藝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