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謙專欄：當網紅、AI、事實查核都來插一腳，新聞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美國的《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CJR）最近發布了「2050年新聞業預測」特刊，試圖從當下新聞產業的種種異象推測出25年後的新聞可能樣貌。如同總編輯貝琪·莫萊斯（Betsy Morais）所提醒的，即便我們不可能改變天氣，我們至少該學會「穿對衣服」、做好媒體識讀的武裝準備，才能面對新時代的媒體環境。這份特刊主要是針對美國的變化有感而發，但是對於同樣身處競爭激烈、快速變遷、資訊破碎化的台灣而言，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觀察與反思，與其說是25年後的氣象預報，其實更像是我們每天經歷的日常。
身份界線的液態化：網紅還是記者
這份特刊包含了十多篇深度文章與Podcast的對談，提到了許多值得深入介紹的媒體現象，但專欄篇幅有限，只能擇要簡述。其中紐約市立大學克雷格·紐馬克新聞學院（Craig Newmark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CUNY）的「新聞保護倡議」（Journalism Protection Initiative）創辦主任喬爾·西蒙（Joel Simon）聚焦在一向被視為八卦製造機、多年來一直在狗仔與新聞自由、隱私與誹謗之間踩線的「元老級網紅」佩雷斯·希爾頓（Perez Hilton）身上。
希爾頓因為「Blake Lively vs. Justin Baldoni」的性騷擾與報復官司，遭法院傳喚交出相關資料，萊芙莉（Blake Lively）控告她在電影《It Ends With Us》片場遭到導演／男主角包道尼（Justin Baldoni）性騷擾與職場報復，引發一連串在紐約開打的訴訟。萊芙莉的律師團隊認為，希爾頓手上有這場性騷擾風波的相關訊息、通聯與資料，於是透過紐約法院對他發出傳票，要他交出社群媒體後台資料、通訊紀錄、郵件、電話記錄。
在希爾頓在內華達州聯邦法院提出抗辯，表示他是常駐拉斯維加斯的新聞部落客，當然受到內華達州的新聞採訪保護法保障；加上相關資料屬於新聞採訪素材，當然也受到美國憲法增修陶文第一條與州記者保護法保護。既然他是以「記者」身分在處理這個案子，自然必須保護消息來源。
希爾頓雖然不是這起官司的主角，但他的抗辯引發了喬爾·西蒙的反思：一個以八卦與毒舌起家的數位創作者，是否具備與《紐時》記者同等的憲法等級保護？如果法律界限在網紅與記者之間徹底消融，那麼傳統新聞業長期賴以生存的職業特權——如來源保密權與採訪保障——將可能因身份的氾濫而遭到稀釋或撤銷。
這種身份的模糊性在許多媒體人看來，已經是不可避免的演化方向。像是二十六歲的亞倫·帕納斯（Aaron Parnas）在TikTok與Substack上建立了一套完全脫離傳統編採規範的「新聞規則」，他擁有的受眾規模甚至讓許多地區性媒體望塵莫及。然而這種「直接面向消費者」的模式背後，隱藏著深遠的「黑錢」（dark money）隱憂。
政治記者莉茲·斯卡卡（Liz Skalka）指出，當一名具備強大輿論影響力的創作者不再受制於編輯室的倫理核實與透明度規範，而是由隱形的資本或政治勢力所驅動，新聞業的權威性便淪為一種可供租賃的信譽。帕納斯恐怕不是特例，而是未來新聞的常態：事實的傳遞不再依賴於嚴謹的查證流程，而是取決於創作者與受眾之間那種具備寄生關係的信任感。這種從機構信任到個人崇拜的轉向，標誌著傳統新聞守門人的集體退場，取而代之的是由演算法與情緒驅動的資訊混戰。
AI介質的入侵：隨手點閱交換出去的是什麼
除了網紅與記者的界線模糊化，科技介入內容生產的情況也發生了從「工具」到「主宰」的質變。德州理工大學（Texas Tech）英文系的露西·席勒（Lucy Schiller）與全球新聞平台 Semafor 的執行編輯吉娜·蔡（Gina Chua）則揭開了AI小工具（AI widgets）接管新聞網站的現實。
席勒用「在地化誘餌（Locally Sourced Chum）」描述那些由AI生成的、表面上與讀者生活息息相關的資訊，但他指出，這些AI內容的真正目的並非傳遞公共價值，而是作為一種獲取閱聽人行為數據的精準誘餌。於是新聞消費將被徹底轉化為一場隱形的數據交換過程：讀者獲得免費的、由AI彙編的資訊，代價則是交出個人主權下的所有數據足跡。
吉娜·蔡進一步剖析了這種「AI中介世界」（AI-mediated world）對人類認知習慣的結構性扭轉。在這樣的世界中，資訊不再是為了協助公民做出決策，而是為了優化演算法的餵養效率。這種科技僭越（Technological Overreach）並非技術熱情家所宣稱的民主化，而是對閱聽人主權的掠奪。當新聞網站的介面被各種具備採集功能的AI小工具佔領時，新聞本身便失去了解釋世界的功能，轉而成為一種單純的介質（Medium），其價值僅存在於數據採集的瞬間。
政治與真相的戰爭：去中心化傳播與真相仲裁者的困境
資深媒體人凱爾·帕萊塔（Kyle Paoletta）提出「直接面向消費者」（Direct-to-Consumer）的反思：當政治人物的言行與主張不再需要通過媒體的過濾與核實，便能利用個人頻道、私密社群或AI生成的內容直接觸及選民，傳統的新聞監督功能便徹底失靈。在這種去中心化的環境下，讓政治資訊的閱聽人進入了一個「真相與謊言具備同等流動性」的時代。
當然，事實查核中心或者各種「偏見監測器」（bias monitors）就是為此而生，但是資深媒體人阿摩司·巴沙德（Amos Barshad）提醒，這些試圖將每篇報導進行政治標籤化、進而拯救讀者與觀眾免於「不實訊息」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種徒勞。因為這個監控偏見的過程往往也受到意識形態驅使，所謂的事實查核與偏見追蹤，只不過是在原本就混亂的舆論場中，添加了更多層次的偏見標籤。這不過是一場關於「真相仲裁權」的權力博弈、而非對真理的追尋，閱聽人恐怕在標籤化與立場對抗的泥淖中愈陷愈深。(推薦閱讀)台海解碼》1800萬人變兩岸「絕緣體」？民進黨執政10年危機，學者警告恐將與北京「硬碰硬」
莉茲·凱利·尼爾森（Liz Kelly Nelson）則談到從「傳統記者」轉型至「獨立創作者經濟」的生存策略。問題是當注重權力監督與複雜議題呈現的「新聞」（news）被降格為注重吸引力與點讚與擴散的「內容」（content）時，核心價值的流失也是不可逆的。當報導的成敗不再取決於社會影響力，而取決於訂閱數與廣告商的青睞時，新聞業原有的職業尊嚴與公共性將在流量的洪流中消融殆盡。這種轉型也反映了媒體產業最深層的焦慮：我們究竟是在救活新聞業，還是在為其換上一張娛樂化的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