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中共的終局時刻：五種可能的中國－《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書摘之五
所謂「終局時刻」指的並不是遊戲結束的時刻，指的是歷史格局的交叉路口，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走上了其中的一條路，三十年甚至一百年內就難有回頭路。就像俗話說的「過了這村就沒那店了」。那麼，為什麼把「終局時刻」釘在2022年？這是什麼神秘的年份？
2022年和算命及推背圖毫無關係，僅僅是因為2022年是全體中國人、九千萬共產黨員「解疑」的那一刻。在十八大時，十三點五億中國人對習近平有著這樣那樣的幻想，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間，習近平的作為讓改革派失望、保守派狐疑，然而2017年的十九大，習近平仍然讓人存有足夠大的想像空間。這個想像空間，將在2018－2022年之間定格。一旦定格，中國究竟是走向地獄之路，還是天堂之路，還是徹底打掉重練，就不會再有懸念！所有人都會進入「該幹嘛就去幹嘛」的人心狀態。而台灣呢，也將隨著這終局時刻，做出對台灣最有利的決定。
此時此刻，把各種蛛絲馬跡放到歷史格局下觀察，可以推測2022年「終局到來」時定格的四種中國方向。
第一種中國：法西斯的中國
十九大習近平的報告長達空前的三萬二千字，耗時三個半小時，但其中真正屬於他的意思，可能也就是萬把字，其他的兩萬字是派系妥協下的不得不言；這也顯示了，十九大時的習，並不如外界（尤其是台灣）媒體所言，已經達到了個人權力的頂峰。軍權（槍桿子），只能說是初步穩定，政權（筆桿子、刀把子）或許達到了七八成，而經濟權（宏觀調控）大約只掌握了五成，至於金融權力（銀根子），大多散落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習能夠直接控制的有個兩三成就算不錯了。
習近平的權力軟肋就在「銀根子」，而其威脅就體現在2018年。槍桿子（解放軍）、筆桿子（國內外統一戰線宣傳）、刀把子（政法公安情報）在體制上都屬於中央集權的結構，因而利於通過各種人事、組織改造而集權，唯有金融「銀根子」，本質上就屬於捉摸不定的流動性通貨，今天在這，明天就可在那，難以集權。打個比喻，金融就像中醫學所說的「氣」，金融學就是一種氣功，沒練過氣功的人，即使有六塊肌，也不過是傻大個一個。
上文說過，中國這三十餘年的「經濟崛起」，搭的是美國為首的世界經貿秩序的便車，這趟便車的火車頭就是深入全球肌理的金融系統，這套系統已經自我成精成妖，現在連始作俑者的美國自己都難以掌控，何況是邯鄲學步、亦步亦趨的中國？
金融系統，三十餘年來已經以極其扭曲的方式深入了中國整個經濟的肌理，從國家到高官到知識分子到市井小民，無人能夠擺脫對其的路徑依賴。而當下，耍弄這套扭曲系統遊戲規則的人群，並不在習班子內。反而，由於過去五年名為打腐實為整肅的「反腐運動」，已經令這群耍弄金融的人進入更為隱晦的狀態。
習近平不可能不處理這群為數龐大、散落全國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否則他沒有勝算。但由於金融的散落性、流動性、隱晦性，收拾對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祭出法西斯的手段——以民族主義為由、以富國強兵為指標，強力對每一家銀行、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個人，嚴厲進行對金流的控制。而這時候，筆桿子和刀把子就是關鍵中的關鍵工具。
走筆至此，需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過去是槍桿子出政權，而今日的中國已經邁入了「銀根子垮政權」的階段。搞不好習近平本人由於其人生經驗和知識框架的限制，還沒完全看清楚這一點。但他身邊的年輕幕僚，只要是忠心的不可能看不到這點，那就看習本人的傲慢度和氣度了。
看明白了這點，就會知道所謂的「民族主義」、「富國強兵」，或許是一種面對世界的長期策略，但至少在未來五年的短期之內，這些口號宣傳的主要作用還是國內的集權工具。在最糟的情況下，假設習近平無法在兩三年內迅速的將扭曲的中國金融扳正，而必須持續的使用法西斯手段，那麼到了2022年，在執意執政二十年的境況下，法西斯方向就極為可能成為中國的「新常態」。例如武力強制性的重新分配：有錢的吐出錢來，進行類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2.0版」，全社會重新洗牌。
第二種中國：家族壟斷的中國
前述當前中國的金融甚至資產，極大比例掌握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若不認清這個「中國特色」的財富格局，世人很容易就誤會中國的經濟未來掌握在那些經常登上西方媒體、經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敲鐘的「年輕創業家」手中。中國的經濟和財富是個「權本主義」的場域，任何用資本主義邏輯去推斷中國的人，終將會在這個誤會上跌跤。在中國，凡是在西方會計學計算下身家超過十億的「無背景年輕人」，其財富中的大部分不過是為權貴代持，因而有機會就想脫產出逃。
一九九一年，在「八九天安門」幾乎亡黨的事件之後，鄧小平以兩條「鄧氏約法」穩住了中共政權。第一條，「黨讓你發財，和你交換政治權利和思想自由」。第二條，一黨專政從毛式集權改為橫向「常委分權」，以及縱向的「中央／地方分權」。然而在「以權為本」的中國，這樣做的代價就是分倉式的腐敗。近年來的事實證明，鄧氏約法已經走到了盡頭。
習近平過去五年的作為，似乎在向人民提出新的「習式約法」：你給我集權，我還你一個不腐敗的美好未來。然而，許多人內心深處擔心這會走回毛式集權，已經通過耍弄銀根子而獲得天價財富的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和其團夥更擔憂。
在2018－2022年的博弈中，並不排除這些家族們團結起來和習近平叫板談判，以至於出現一種妥協後的結果：家族之間停止鬥爭，不分背景身分，全力擁護共產黨保持一黨專政。但是反對黨內一人專政，形成以下的格局：共產黨走向一個比較內部民主開放的平台，一件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中國由黨國一家逐步邁入國家家族化，以門閥仕紳集團瓜分地盤資源，家族與家族間達到一種競爭博弈下的平衡。
這時，傳統的血緣、鄉親、門生軟關係取代了一部分的上下權力硬關係，雖然做不到「以法治國」，但是「以法制國」在上層的兩三億人群中還是可能的。
這時的中國，出現兩個沒有交叉點的平行世界：上層兩億人的富貴世界，和下層十二億人的糊口世界。世人今天看到的驚世高鐵系統、機場系統、高速公路系統、華廈美食，單單靠這富貴的兩億消費者就足以運營。至於平行的糊口世界，以中國人易於滿足、害怕災難的天性來看，只需要在「糊口區」上下加碼減碼就可以維穩。
至於家族壟斷的中國，能夠維持多久？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誰知道呢？坦白說，再過二十年當人類徹底進入AI化的世界後，到時威脅人類、國家、政府、家庭生存的問題，極有可能和現在的問題組合完全不一樣。從人性的普遍短視這事實來看，擔憂二十年後的人本來就是少數，何況是歷來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的偉大中華社會文化下的中國人呢？
第三種中國：遲到了五十年的蔣介石
2012年對習近平抱有希望的人，經常提的模式是戈巴契夫模式、李光耀模式，那已是過去。今天對習近平還抱有希望的人，尤其是流亡海外還有「民國情懷」的中國人，期望的是台灣的「蔣經國模式」。然而，莫說十九大以來發生在習近平身上的「小毛澤東現象」，從現在到2022的短短兩年半之間，習即使有心，中國的環境也遠遠未達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擁有的環境條件。
以中國現有條件還有習近平現在的政治處境，習最多只能做到過世前的蔣介石——心知肚明政治不改革是不行了，但先抓住機遇搞好經濟，政治開放的問題就留給下一代。為什麼說「遲到了五十年」呢？因為，蔣介石恐怕一直要到死前十年，也就是距今的五十年前，內心才真正承認政治不開放不行。
從人道觀點下的中國人民福祉，還有台灣的持續前進，我們當然寧可希望習近平成為遲到了五十年的蔣介石，也不願看到他在中國政治鬥爭形勢逼迫下變成小毛澤東。過了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之後，人們就可以對習近平做出最終的歷史評價。
第四種中國：「一國多港」
中國十三點五億人口加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面積，其中的錯綜複雜，小小的新加坡或台灣的外來經驗，難以完全適用。那麼，中國有沒有「內生經驗」可以用來應付這個千古難題呢？我認為是有的，那就是香港經驗。世界上有一批人，包括學者和政治家，認為中國只有裂解成幾塊，才可能解決其問題。但在個人觀察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朝統一」慣性，是有其地理因素的，相信夠格的歷史地理學家，若詳細研究比較歐洲、中國、美國的地緣特性，應該可以印證我的個人經驗。然而如前所述，若中國繼續其權力集中、一條鞭治理的方式，中國是沒有前途的。眼前，中國其實有一個千古難逢的機會，足以在「皇朝統一」和「必須分裂」的兩極端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結束數千年來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詛咒。
這辦法就是「一國多港」——中國大陸全面香港化。
換句話說，就是把香港視為一個「自治邦」（而非現在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的「基本法」和「間接選舉制」映射到中國各個省份，真正體現中國國號中「共和」二字的精神。在這方向，可以參考印度、德國、瑞士的聯邦自治體制。
以上的四種中國，哪一種會在2022年成型？我只能說，天知道！人所能通過觀察而知道的，只有從2019年到2022年的習近平作為中而越來越知道。最終變成哪種，要看歷史格局中的勢力消長而定。不過，領導人自己內心的傲慢度和氣度的角力，也不能說是非關鍵的。
如果以上的四種在中國都沒出現，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第五種中國：分裂為幾大塊的中國。
※本文摘自《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所碩士、台灣大學哲學學士、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理科；連續創業者——曾從事數位教育、數位遊戲、衛星遠距教學、零售連鎖、人力資源、企業及政府組織戰略等行業於美國、新加坡、台灣、中國達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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